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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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前奏(4)

既然任命已公之于众,陈独秀也就在1月下旬赴京上任。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1916年9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所在地。

[1]蔡元培号孑民。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陈独秀惊魂未定,便有人敲门。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

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1904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

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原本在北京城内的沙滩。这幢红楼,是李大钊、******、鲁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陈独秀亦深谙训诂音韵学,曾被章太炎视为畏友。他跟钱玄同都擅长此道,又是旧识,何况思想同趋激进,相见甚欢。

不言而喻,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一个多月前,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时,陈独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学拜访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抵京,那“信息”便是从沈尹默那里得到的。

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字已小有名气了!”

“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陈独秀相识,也有那么一番趣事:

那是1910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同校有个教员叫刘季平(又名刘三),喜爱文学,跟陈独秀过从颇密。

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见墙上新悬一纸,上写一首五言诗。陈独秀精于旧体诗词,当即吟诵一番,细品诗意。

陈独秀指着诗末落款问道:“这个沈尹默,何许人也?”

“我的友人沈士远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唤沈二。”刘季平答道,“前几天士远和他一起来寒舍饮酒,几盅下肚,沈二诗兴大发,口占一首五言诗。翌日,他又将诗写在宣纸上送来,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诗词,请你不吝赐教。”

“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处?”陈独秀道,“我当面跟他说。”

“也好,也好。”刘季平把沈尹默的住处告诉了陈独秀。

于是,陈独秀往访沈尹默。刚刚迈进大门,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吗?”

“在下便是。”沈尹默赶紧起身相迎。

“我叫陈仲甫。”陈独秀跟他一见面,便大声说道,“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

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他从未遇见过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话使他很不自在。

受陈独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他跟陈独秀三天两头相聚,陈独秀不仅作诗,还写篆字给他。从此沈尹默刻意钻研书法,先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对东坡、米芾、黄庭坚也多所留心,心悟神通,倡导以腕运笔,自成一家,博得书法家之美誉。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处。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那里的黄山要塞炮台闻名遐迩。刘半农之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居长,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使学问渐丰。

从1916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刘半农因无高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后来刘半农于1920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此是后话。

就在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半年,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

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一爿茶叶店,于是胡家落脚上海。

胡适

胡传原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后死于战乱。胡传48岁那年,娶年方17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1891年——冯顺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胡适在20岁那年赴美留学,最初学农,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两年后,又改修哲学。24岁时,胡适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1917年5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6月离美,7月抵沪探母,8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决心。

胡适到来之后,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1917年11月——另一颗耀目巨星也进入北大。

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

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

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有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1920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

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在关注《新青年》。据《鲁迅日记》载,1917年1月19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了十本《新青年》。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1917年3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9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

如沈尹默所回忆: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1]

后来,到了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刊载《本志第6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

“第1期,陈独秀;第2期,钱玄同;第3期,高一涵;第4期,胡适;第5期,李大钊;第6期,沈尹默。”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

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

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1]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就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显赫的雄文之际,在1917年4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读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画生”!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笔名,作者不愿透露真姓实名。

那是陈独秀从一大堆来稿中,见到这篇寄自湖南的《体育之研究》。虽说文笔尚嫩,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况《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很少涉及体育,便把此文发排了。

推算起来,这是“二十八画生”头一回跟陈独秀结下文字之交。

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24岁的湖南小伙子。直到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笑谈“二十八画生”的来历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数一数,总共多少笔画?”

哦,“******(******)”——正好28画!

《体育之研究》是迄今发现的******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说,******的“处女作”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1921年******28岁。巧合的是,当年出席****“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正好是28岁

写《体育之研究》时,用******自己的话来说: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

******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这样谈及杨昌济: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善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2]

当1909年春,杨昌济从日本来到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在那里结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1918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6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街豆腐池胡同15号安家,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

这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哲学讲师,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长梁焕奎与杨昌济有着旧谊。梁漱溟跟杨教授切磋哲学,相谈甚洽,于是,常常造访豆腐池胡同杨府。

从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当晚间叩响杨府大门,常见一位个子高高的湖南小伙子前来开门。他跟梁漱溟只是点点头,偶尔说一两句寒暄之语,听得出湖南口音很重。开了门,他便回到自己屋中,从不参与梁漱溟跟杨昌济的谈话。

这位杨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画生”!

那是“二十八画生”——******——平生头一回来到北京。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钱去北京的他,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

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

北京对于******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

杨开慧是******夫人,也是一位革命烈士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

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去见李大钊——这是25岁的******头一回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李大钊对******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过了好多年,当******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8块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