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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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序章 追寻(4)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陈公博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版),萧旭东(萧瑜)的《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1959年版),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1930年版)……

陈公博

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了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终于大白于天下。

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10条和第12条之间,竟缺了第11条!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

陈公博的稿本无第11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10条以后排错了序号。

[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2]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

[3]即1923年。

[4]似应为“文学院”。

[5]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

[6]即马克思。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不过,当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渺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

1950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文章。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间。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是一部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其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

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了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

重大的进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

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

他查遍几箱档案,却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

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

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翻译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6号、第10号上。

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翻译的中文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

整整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6、第10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1]

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12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

那是1972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31岁的壮实男人,从18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产生兴趣,并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

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

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12年前的研究成果。

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12年前编的那本书。

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

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

跟俄文版还原翻译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在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11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11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源于同一中文稿!

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11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11条误编为第12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11条;也可能是第11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是作者采写《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起点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其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

中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

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12个人还是13个人?

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科尔斯基,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

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90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科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科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笔者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

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以上权且作为全书的序章。

[1]《“一大”前后》第3册,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