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陈公博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版），萧旭东（萧瑜）的《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1959年版），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1930年版）……
陈公博
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了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终于大白于天下。
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10条和第12条之间，竟缺了第11条！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
陈公博的稿本无第11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10条以后排错了序号。
[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2]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
[3]即1923年。
[4]似应为“文学院”。
[5]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
[6]即马克思。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不过，当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渺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
1950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文章。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间。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是一部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其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
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了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
重大的进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
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
他查遍几箱档案，却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
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
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翻译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6号、第10号上。
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翻译的中文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
整整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6、第10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1]
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12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
那是1972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31岁的壮实男人，从18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产生兴趣，并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
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
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12年前的研究成果。
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12年前编的那本书。
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
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
跟俄文版还原翻译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在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11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11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源于同一中文稿！
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11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11条误编为第12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11条；也可能是第11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是作者采写《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起点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其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
中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
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12个人还是13个人？
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科尔斯基，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
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90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科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科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笔者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
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以上权且作为全书的序章。
[1]《“一大”前后》第3册，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