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烟。有人说:“好,我们抽吧!荷兰国家付烟钱。”然后,斯内夫利特接过话头说:“今晚我到了奥莱佛山[7]。当我青年时代参加运动的时候,我的神父对我说: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小伙子,你就大着胆子向前走吧!我确实进行了斗争,而且一直坚持我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我们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斗争,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在临死前一个钟头,7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9时20分,第一声枪响了……
我非常钦佩这些英雄临危不惧的气概,我有必要将其写出来。他们无私无畏,无限忠诚于他们的事业。我毫无保留地为贵刊写下了这些细节,因为我是唯一和这些英雄度过最后几小时的见证人。[8]
就这样,马林在1942年4月14日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53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等不远万里前往荷兰,仔细查阅马林档案,这才查清了马林之死的真相。特别是马林的女婿桑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取出,复印赠给中国朋友,使中国读者得知马林就义前的遗言,更加敬佩这位“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的异国英雄。
[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935年8月19日马林与美国伊罗生教授的谈话记录。
[4]1989年9月15日、1993年11月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罗章龙。
[5]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马林:《致女儿女婿的信》(1942年4月11~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4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7]《圣经》中说耶稣曾关押于那里。
[8]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版。
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陈独秀和马林一样,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元勋。他后来的道路,竟然也和马林颇为相似……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倘若以“届”计算的话,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届”数多于毛泽东:从中共“一大”直至中国共产党“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有时称“中央局书记”,有时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共五届;毛泽东则从中国共产党“七大”至中国共产党“十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共四届。当然,按时间计算,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时间比陈独秀长得多。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是1921年至1927年,共6年;毛泽东则从1935年至1976年,共41年。
笔者曾多次访问年已耄耋的陈独秀原机要秘书郑超麟,他曾这么勾画过陈独秀的形象:
讲一口安庆话。虽然在外多年,安庆口音几乎没变。
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会骂人,骂得没有道理。
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特别高兴或者格外苦恼的时候,便拍脑门——前额。
中等个子。样子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难看。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除非在重要的场合。倘若他穿戴非常整齐,这往往表明有女人在照料他的生活。
烟瘾很重。不过,他不抽纸烟,而是抽雪茄——往往抽不起高档的雪茄,只是抽普通的雪茄。
文章写得很快。有学问。口才并不很好……[1]
陈独秀最初对“马林战略”是坚决反对的,以至向共产国际“告状”。后来他被马林说服之后,与国民党携手。然而,他只讲合作,不讲斗争,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1927年,成为他的一生的浮沉分界线。
就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所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遭杀,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主将李大钊、赵世炎、张太雷以及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
在1927年4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五大”上,陈独秀受到党内尖锐的批判,他的领袖地位动摇了——虽然大会仍选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在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
到了7月下旬,形势变得益发危急,就连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也实行“分共”,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推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临时政治局。这样,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
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这时,他48岁。
此后,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大。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出席,他拒不到会。
此后,他越走越远。以他为首,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人称“陈独秀派”。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自1988年以来,苏共正在重新处理和评价托洛茨基问题)不谋而合,他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组织了反对派小集团。
此后,在1929年9月26日,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国共产党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不久,在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但在蒋介石看来,仍属“危害民国分子”。
1933年4月,陈独秀受到了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审。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时,陈独秀慷慨陈词,提出三条理由:
一 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 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即朝鲜)亡国时之现象。
三 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原则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2]
陈独秀的老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义务辩护律师。
1933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后减为8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个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回忆了一段重要史实:
陈出狱后,暂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说,董老[3]衔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曾去访问他一次,多年未晤,谈得很长。董老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陈独秀客死之地——四川江津石墙院
出狱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在武昌双柏巷租了三间平房暂居。他的老朋友、当年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此时是武汉大学校长,有意聘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他以“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为理由谢绝了。1938年7月,陈独秀由武汉入川,来到重庆。重庆是个繁华热闹的所在,已是贫病交加的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月便深感不适。于是,带着老母(继母谢氏)和第四次结合的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于离重庆180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县城。
在江津,陈独秀的母亲去世,他“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生活困苦的他,身体日衰。1942年5月13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悦。但当夜发病,医治无效,于5月27日病逝,终年64岁。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对陈独秀曲折多变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4]
另外,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讲话中,也谈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5]
陈独秀去世之后,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之麓。
1947年,陈独秀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把陈独秀的棺木从江津迁回故乡安徽安庆市,安葬在北郊十里乡林业村,与原配高晓岚合葬。通往墓地的,原是一条狭窄的泥路。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那里修建了一条七米宽的柏油马路,便于汽车直达墓地。
[1]1984年11月13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
[2]《陈独秀案开审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
[3]即董必武。
[4]《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5]《文汇报》1989年6月20日。
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新疆
在新疆工作时期的陈潭秋
1945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
选举结果,产生44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
这名列第11位的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其实那时已不在人世。然而,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消息阻塞,以致代表们不知道他已牺牲,把他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他,早在将近两年前,1943年9月27日那个黑森森的夜里,就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生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们用麻绳勒死陈潭秋。当时,陈潭秋只有47岁!
在同一个夜晚被用绳索活活勒死的还有与陈潭秋同龄的周彬——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以及广东台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年仅27岁的林基路!
陈潭秋在新疆化名徐杰。
三位烈士牺牲后,在迪化狱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为之写下《追悼歌》:
……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陈潭秋是在1942年9月17日,被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骗去,与毛泽民、林基路等同时遭到软禁的。当天,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于1943年2月10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只知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正因为这样,他在死后仍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的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1939年5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到达新疆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
陈潭秋走过了红色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武汉区委员会,他是负责人之一。
1923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1924年,陈潭秋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书记。当时,他写了一首《五一纪念歌》,颇受工人欢迎——
五一节,真壮烈,
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
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
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1927年,陈潭秋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从三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的“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1932年7月被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陈潭秋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得以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之后,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书记。
此时,陈潭秋的妻子徐全植在上海被捕,于1934年1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开始长征,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差一点殒命——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此后,陈潭秋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7卷第4、5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一大”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1939年5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他,竟在墨染的夜里,如此悲惨而又壮烈地死于那勒紧的绳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