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烟。有人说：“好，我们抽吧！荷兰国家付烟钱。”然后，斯内夫利特接过话头说：“今晚我到了奥莱佛山[7]。当我青年时代参加运动的时候，我的神父对我说：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小伙子，你就大着胆子向前走吧！我确实进行了斗争，而且一直坚持我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我们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斗争，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在临死前一个钟头，7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9时20分，第一声枪响了……
我非常钦佩这些英雄临危不惧的气概，我有必要将其写出来。他们无私无畏，无限忠诚于他们的事业。我毫无保留地为贵刊写下了这些细节，因为我是唯一和这些英雄度过最后几小时的见证人。[8]
就这样，马林在1942年4月14日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53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等不远万里前往荷兰，仔细查阅马林档案，这才查清了马林之死的真相。特别是马林的女婿桑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取出，复印赠给中国朋友，使中国读者得知马林就义前的遗言，更加敬佩这位“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的异国英雄。
[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935年8月19日马林与美国伊罗生教授的谈话记录。
[4]1989年9月15日、1993年11月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罗章龙。
[5]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马林：《致女儿女婿的信》（1942年4月11～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4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7]《圣经》中说耶稣曾关押于那里。
[8]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版。
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陈独秀和马林一样，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元勋。他后来的道路，竟然也和马林颇为相似……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倘若以“届”计算的话，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届”数多于毛泽东：从中共“一大”直至中国共产党“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有时称“中央局书记”，有时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共五届；毛泽东则从中国共产党“七大”至中国共产党“十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共四届。当然，按时间计算，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时间比陈独秀长得多。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是1921年至1927年，共6年；毛泽东则从1935年至1976年，共41年。
笔者曾多次访问年已耄耋的陈独秀原机要秘书郑超麟，他曾这么勾画过陈独秀的形象：
讲一口安庆话。虽然在外多年，安庆口音几乎没变。
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会骂人，骂得没有道理。
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特别高兴或者格外苦恼的时候，便拍脑门——前额。
中等个子。样子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难看。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除非在重要的场合。倘若他穿戴非常整齐，这往往表明有女人在照料他的生活。
烟瘾很重。不过，他不抽纸烟，而是抽雪茄——往往抽不起高档的雪茄，只是抽普通的雪茄。
文章写得很快。有学问。口才并不很好……[1]
陈独秀最初对“马林战略”是坚决反对的，以至向共产国际“告状”。后来他被马林说服之后，与国民党携手。然而，他只讲合作，不讲斗争，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1927年，成为他的一生的浮沉分界线。
就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所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遭杀，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主将李大钊、赵世炎、张太雷以及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
在1927年4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五大”上，陈独秀受到党内尖锐的批判，他的领袖地位动摇了——虽然大会仍选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在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
到了7月下旬，形势变得益发危急，就连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也实行“分共”，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推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临时政治局。这样，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
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这时，他48岁。
此后，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大。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出席，他拒不到会。
此后，他越走越远。以他为首，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人称“陈独秀派”。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自1988年以来，苏共正在重新处理和评价托洛茨基问题）不谋而合，他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组织了反对派小集团。
此后，在1929年9月26日，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国共产党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不久，在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但在蒋介石看来，仍属“危害民国分子”。
1933年4月，陈独秀受到了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审。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时，陈独秀慷慨陈词，提出三条理由：
一 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 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即朝鲜）亡国时之现象。
三 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原则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2]
陈独秀的老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义务辩护律师。
1933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后减为8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个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回忆了一段重要史实：
陈出狱后，暂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说，董老[3]衔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曾去访问他一次，多年未晤，谈得很长。董老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陈独秀客死之地——四川江津石墙院
出狱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在武昌双柏巷租了三间平房暂居。他的老朋友、当年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此时是武汉大学校长，有意聘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他以“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为理由谢绝了。1938年7月，陈独秀由武汉入川，来到重庆。重庆是个繁华热闹的所在，已是贫病交加的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月便深感不适。于是，带着老母（继母谢氏）和第四次结合的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于离重庆180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县城。
在江津，陈独秀的母亲去世，他“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生活困苦的他，身体日衰。1942年5月13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悦。但当夜发病，医治无效，于5月27日病逝，终年64岁。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对陈独秀曲折多变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4]
另外，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讲话中，也谈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5]
陈独秀去世之后，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之麓。
1947年，陈独秀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把陈独秀的棺木从江津迁回故乡安徽安庆市，安葬在北郊十里乡林业村，与原配高晓岚合葬。通往墓地的，原是一条狭窄的泥路。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那里修建了一条七米宽的柏油马路，便于汽车直达墓地。
[1]1984年11月13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
[2]《陈独秀案开审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
[3]即董必武。
[4]《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5]《文汇报》1989年6月20日。
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新疆
在新疆工作时期的陈潭秋
1945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
选举结果，产生44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
这名列第11位的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其实那时已不在人世。然而，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消息阻塞，以致代表们不知道他已牺牲，把他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他，早在将近两年前，1943年9月27日那个黑森森的夜里，就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生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们用麻绳勒死陈潭秋。当时，陈潭秋只有47岁！
在同一个夜晚被用绳索活活勒死的还有与陈潭秋同龄的周彬——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以及广东台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年仅27岁的林基路！
陈潭秋在新疆化名徐杰。
三位烈士牺牲后，在迪化狱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为之写下《追悼歌》：
……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陈潭秋是在1942年9月17日，被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骗去，与毛泽民、林基路等同时遭到软禁的。当天，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于1943年2月10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只知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正因为这样，他在死后仍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的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1939年5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到达新疆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
陈潭秋走过了红色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武汉区委员会，他是负责人之一。
1923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1924年，陈潭秋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书记。当时，他写了一首《五一纪念歌》，颇受工人欢迎——
五一节，真壮烈，
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
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
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1927年，陈潭秋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从三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的“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1932年7月被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陈潭秋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得以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之后，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书记。
此时，陈潭秋的妻子徐全植在上海被捕，于1934年1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开始长征，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差一点殒命——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此后，陈潭秋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7卷第4、5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一大”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1939年5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他，竟在墨染的夜里，如此悲惨而又壮烈地死于那勒紧的绳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