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的最高纲领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最低纲领，亦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表明已经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日渐摆脱了稚气，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二大”总共通过了11种文件。除了“宣言”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既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这与中国共产党“一大”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一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在“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一节中，只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从组织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明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所以强调了党的“中央集权”和“铁的纪律”：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能有革命的愿望而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5]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6]律，才免得安那其[7]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央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中共“二大”会场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8]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差不多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笔者当年寻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时，发现里面住着普通居民，其中有一户经营水产，弄得鱼腥味四溢。
如今，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不久前，上海在建造成都路南北高架桥时，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本来在拆迁范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一历史性的建筑物，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免遭拆除。
[1]1991年3月27日《读者导报》。
[2]《“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4页，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
[4]罗章龙孙女罗星元1991年12月31日致笔者信。
[5]原文竖写，故称“左列”。
[6]原文漏“纪”字。
[7]安那其，英语“无政府主义”（anarchy）的译音。
[8]原文如此，可能漏字。
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一度传说在杭州西湖召开呢？
其实，这倒是事出有因：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一个月，即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这次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格外重要，以致被误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二大”。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结束，就召开“西湖会议”呢？
“西湖会议”的“主角”是马林。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但是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马林正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留克斯饭店。
在这个饭店里，有一群特殊的旅客在那儿紧张地工作着。马林是这群旅客中的一个，维经斯基也住在那里。[1]
原来，在192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改为在莫斯科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
共产国际办公室，便设在留克斯饭店里。
马林是在1922年4月23日乘坐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的。他与维经斯基不同，不走“红色丝绸之路”，仍走海路，经新加坡、苏伊士运河、马赛到荷兰，然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写下长长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详细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
诚如本书第一章已经引用的1922年7月30日《真理报》所载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介绍了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17日会议汇报中国之行的情况。
这样，由于马林的汇报，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得知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及初步的活动。
7月27日，当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与他一起来华。
一路上，马林格外留意的是他皮箱里的一件衬衫。
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两座“火山”一见面，马林便取出了那件衬衫。
借着灯光，陈独秀细细观看，这才看清衬衫上用打字机打印的几行英文——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件！
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衬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1922年7月 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亦即马林。
陈独秀看罢这衬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着。
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衬衫上的文件执行。
马林为什么要带这份文件来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为什么强调“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既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为什么要以维经斯基的名义下达？
陈独秀对这一切，都非常明白！
陈独秀与马林的尖锐分歧，在1922年3月29日马林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
干脆，在4月6日，陈独秀直接给维经斯基（亦即“吴廷康”）去信，希望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反映他的意见，以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马林的意见。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2]：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陈独秀
由于此信是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的，马林也就带来了以维经斯基名义下达的文件，等于答复了陈独秀。
马林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第一人，他还同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重大决策。
马林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在爪哇工作期间，他发觉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他建议，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保留自己原来的身份而互相加入。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之中，使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
马林来到中国之后，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国民党的情况类似于伊斯兰教联盟。马林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应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
马林这一战略性的意见极为重要，所以，应当说马林是国共合作的首创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策略的提出者和制定者。所以，马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鼻祖”。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就已经谈了自己的这一见解，只是当时他的意见未受到重视。
当时，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看重吴佩孚，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吴佩孚建立合作关系。
维经斯基则与陈炯明“长谈三次”，又倾向于与陈炯明合作。
马林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指出吴佩孚、陈炯明都不可靠。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到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九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马林从桂林归来，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
马林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
这样，1922年3月底，马林从北京来到上海，便非常明确地向陈独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的方针。
马林的意见受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两座“火山”在一起，谁也说服不了谁。
陈独秀意识到，要想说服马林，唯一的办法是向马林的上司——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这样，陈独秀发出了给维经斯基的信。
马林也意识到，要使陈独秀接受他的意见，唯有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面陈自己的主张。
“西湖会议”场景（油画）
在莫斯科留克斯饭店，马林和维经斯基长谈。维经斯基赞同马林的意见。马林、维经斯基又向主持共产国际常务工作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作了汇报。
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在7月18日作出了正式决定，赞同马林的意见。
于是，马林带着那件具有“尚方宝剑”般威力的衬衫，返回中国。
见到衬衫上的文件，陈独秀当即明白，自己的意见被共产国际否定了。
为了统一思想，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陈独秀同意了。
于是，1922年8月29日、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亦即“西湖会议”。
出席会议的是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此外，马林以及翻译张太雷出席了会议。
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尽管马林有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在会上，马林还是受到激烈的反对，其中包括陈独秀和张国焘。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么忆及西湖会议：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张国焘接着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