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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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响应(5)

不尽沅江东逝水,

古今淘尽几英雄。

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一种雄心勃勃的气概。

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也写及小小年纪的政治抱负:

袁氏[2]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县城,远走高飞,去闯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运的腾飞点。他在《苦学记》中这么叙述:

民国六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发,沅江水涨,不能渡河进城。于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哪晓得我一生的命运,就在这四天决定了,而我还在乡下,一点不知。等到到了学校,一个朋友对我说:“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学去了,最近就动身。”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说:“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见校长。”见了校长,果然是真!原来我有个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东京,前一年把他叫到东京去了。他来信说东京生活程度并不贵,每年只要一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我的好友邬诗斋便发起凑钱送我去……

父亲早亡,周佛海告别老母远行,口占一首诗: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

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

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预科毕业,他被分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在风景如画的鹿儿岛,他在功课之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开始译书、写文章:“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都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

就这样,他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即梁任公)、张东荪有了联系。

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十分详细地写及他进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经过:

民国九年夏天,决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

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代表俄人吴庭斯基[3]在座……

后来的情况,便如同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

这样,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周佛海还曾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谈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

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4]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

周佛海和施存统,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所以他俩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小组。

周佛海还曾回忆:

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斯[5]、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纠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演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概的……

1920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不过23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改弦更张、叛离中国共产党预伏下思想之根……

[1]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指袁世凯。

[3]即维经斯基。

[4]即托洛茨基。

[5]即马克思。

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便有1500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

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是张申府。张申府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去法国的目的并不是勤工俭学。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讲师,他跟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同船去法国,被吴稚晖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逻辑学。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为夫妇。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发展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应该是1921年2月。[1]

张申府在回首往事时,曾这样十分概括地谈及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员情形:

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他们管了,我不怎么管。李维汉当时是少年共产团(CY),他是1921年底回北京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CY),后来在北京入党的。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我们小组。延年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的父亲,所以到了法国,也没有(受陈独秀委托)去看看我。后来,他们慢慢进步,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上,后来加入了少年共产团和共产党……

周恩来是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号,驶往法国的。

这位23岁的小伙子,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学生中的一个。比起同龄的年轻人来说,他显得比较成熟,因为他已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受到过锻炼——曾经东渡扶桑,也曾身陷囹圄,还曾与李大钊有过交往……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他自己曾这么说过:“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2]

不过,他出生在苏北淮安。取名恩来,原意是“恩惠到来”。周恩来字翔宇,后来他常用的笔名“飞飞”也就取义于“翔宇”。至于他另一个常用笔名“伍豪”,则是他参加觉悟社时抽签抽到五号,取了谐音为“伍豪”,而邓颖超抽到一号,取了“逸豪”为笔名。

青年周恩来

12岁那年,周恩来离开淮安老家,随伯父周贻赓到东北沈阳去。15岁的时候,又由于伯父调到天津工作,他也到天津求学。环境的不断变换,使他眼界大开,而且养成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

19岁那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头一回出国——到日本留学。上船时,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在途中细看了这本杂志,思想产生共鸣,从此,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地赞成。[3]

日本使周恩来失望,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在跟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卷入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留日两年,21岁的周恩来终于下决心归国。他在1919年4月回来,不久恰逢震撼中国的五四运动。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领袖。他请李大钊到天津觉悟社讲话,跟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交往。

之后不久,周恩来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从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将近半年的铁窗生涯,使周恩来的思想迅速走向成熟,看透了旧中国的黑暗,决心点起一把革命的火,照亮这黑沉沉的国度。

出狱之后,他又去北京见李大钊。

最终,为了寻求真理,寻求拯救中国之路,他踏上了西去的轮船,到欧洲去……

他原本是打算去英国的。从法国到了英国,住了五个星期,还是回到了法国——法国的生活费用要便宜得多。

在法国,周恩来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之路。

1921年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这是小组成员张申府(左一)、刘清扬(左二)、周恩来(左三)以及赵光宸(左四,天津觉悟社成员)1923年在德国合影

周恩来在1922年3月致天津觉悟社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十分坦率地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作Cism)也就够了……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安妥了我的目标……[4]

周恩来信中所说的“Communism”,亦即共产主义。

[1]《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1985年5月23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