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是一位思想解放的秀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11月4日，他还专程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掉辫子。1913年他到长沙后，又曾连续三次写信回家，要全家女人放脚。这一年暑假，他回到家里，看到都未放脚，便风趣地说，看来只动嘴动笔不行，还得要动手动刀才能解决问题。接着，他搜拢一石灰篓子的裹脚布和尖脚鞋，拿了菜刀，搬出木凳，在地坪里当场砍烂，终于迫使全家裹脚的女人都放了脚”。[1]
何叔衡又是一位上进心极强的秀才，自知四书五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已经37岁的人，居然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跟那些十几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当学生，听新学。不久，他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在那里与毛泽东相识。友谊超越了年龄，共同的思想，使“何胡子”跟毛泽东相知日深。
本来，照年龄，何叔衡比毛泽东大了一辈（他甚至比陈独秀还大3岁），而做起事情来，何叔衡往往是毛泽东的助手。何叔衡称道毛泽东“后生可畏”。
何叔衡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
1917年暑假，“何胡子”回到宁乡县杓子冲家中度假。毛泽东和萧瑜扮做“乞丐”，从长沙出发，徒步旅行，曾到“何胡子”家做“不速之客”。萧瑜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中，曾详细描述此事：
那天，毛泽东和他从宁乡县城步行了140里，走到“何胡子”家已是半夜。他们兴奋地敲打大门，高喊：“何胡子！何胡子！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胡子”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床了。
知道毛泽东和萧瑜化装“乞丐”漫游湖南，何叔衡道：“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虽然毛、萧已吃过晚饭，何叔衡仍以酒招待。经过这半夜惊扰，翌日何家仍破晓早起，如同往常一般。
毛、萧参观了何家的猪圈，见到三百多斤重浑身雪白的肥猪，大为惊讶。萧瑜回忆说：
开阔的大菜园里长满了鲜美的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危害也，大矣乎，君子乎，圣人乎！”
何胡子由衷地笑起来了：“你们看我父亲的古文怎么样？不错吧？有其父必有其子！”[2]
何叔衡之家是“耕读之家”，他的父亲、兄弟、妻子务农，他在省城当教书匠。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彼此相互影响着，当毛泽东、蔡和森转向马克思主义，何叔衡亦转向马克思主义。
1920年底，毛泽东收到萧瑜转来的蔡和森在法国所写的长信。1921年初，1月2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聚会。尽管大雪弥漫，会员仍有10多人到场，在会上，由毛泽东宣读了蔡和森的长信。
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十分逼真地勾画出毛—蔡—何—新民学会的关系：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
由以上记录可见毛、蔡、何见解的统一。在他们三人影响下，新民学会十二人“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未决定者”及赞成其他主义的六人。
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曾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织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其中骨干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此外，据回忆，还有贺民荡、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20世纪20年代初，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曾在船山学社进行活动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如此回忆道：
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内，写上“1920年”。这清楚表明，毛泽东把加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认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
何叔衡确实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领导事务委托何叔衡主持。
毛泽东对何叔衡作过如下评语：
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4]
据何叔衡自己说，则有一句如此之言：
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5]
另外，毛泽东还说过：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6]
毛泽东以上三句评语，大体上描画出何叔衡的特色。
[1]《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萧瑜：《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3]《“一大”前后》第1册，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谢觉哉：《忆叔衡同志》，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6]《不屈的共产党人》，第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湖北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五老”之一。这“五老”是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号璧伍，必武本是他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后来竟以此名传世。
董必武出生在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县——湖北黄安县。那儿本是大别山东段的穷地方，然而，“穷则思变”，那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本营”：不仅出了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且出了2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样，黄安县后来也就改名为“红安县”。
董必武17岁那年中了秀才，28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曾回忆见到孙中山的情景：
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唯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短，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1]
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旗下，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李本不相识。
1918年3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秘书，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1919年1月27日夜，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董必武赶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
董必武来到上海时，正巧，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路南的一处房子作为会址，并请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会务。这样，董必武便在霞飞路渔阳里住了下来。
董必武
张国恩也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是董必武的好友。
他们一起住在善后公会。斜对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与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1912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詹家的一位邻居。那位邻居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此人便是李汉俊。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文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最终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
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2]
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
他们设法筹集资金，董必武还把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作办学经费。
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的一条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教员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1]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武汉版）1938年3月20日。
[2]《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69～37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董必武如此回忆他跟陈潭秋的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陈潭秋是1919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1]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云是取“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过，如今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
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10岁，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人。他的祖父曾是清朝举人，但他的父亲是个农民。他兄弟姐妹十个，他排行第七。
陈潭秋起初在黄冈上小学，16岁时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来到武昌，20岁时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介绍他和董必武认识的倪则天，便是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倪则天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同乡。
陈潭秋在1919年夏天去上海，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的成员之一。
回到武汉后，董必武筹办武汉中学，陈潭秋跟他志同道合，而且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也就参加了筹办工作，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他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李汉俊写来的。
李汉俊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
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赞成，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两个人建立一个小组，当然太小，董必武建议把张国恩吸收进来，陈潭秋则提及了包惠僧。
张国恩跟董必武同乡、同学、同去日本、同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又同与李汉俊相识，理所当然，他是很合适的可供考虑的对象。
当时，张国恩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律师，与董必武过从甚密。经董必武一说，马上答应参加“小组”。
陈潭秋
陈潭秋提及的包惠僧，是他的同乡——湖北黄冈包家畈人。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包一德、包一宇，曾化名鲍怀琛，用过笔名栖梧老人、亦愚。
包惠僧又是陈潭秋的校友——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只是比陈潭秋高几级。他于1917年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爱好活动的他，索性摆脱了课堂的束缚，去当自由自在的新闻记者。他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他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北京，使他眼界大开，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状。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跑去采访。这次采访，深刻地影响了包惠僧。
包惠僧是这么回忆的：
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2]去了。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3]
跟陈独秀两次匆忙的谈话，使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这样，他在跟陈潭秋见面时，也常常谈论这些问题。当陈潭秋邀他加入“小组”，他一口答应下来。
就在李汉俊来信不久，有客自上海来。
来者名唤刘伯垂，又名刘芬，是湖北鄂城县人氏。刘伯垂在清朝末年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笃。
刘伯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1920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刘伯垂拜访了老朋友陈独秀，陈独秀吸收他参加了共产党。
包惠僧
1920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曾在多公祠5号进行活动
陈独秀交给刘伯垂一项任务：回湖北时，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对了，你还可以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特别关照刘伯垂道。
郑凯卿，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读过多少书，是一位失业工人，后来在武汉昙花林文华书院当校工。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时，住在文华书院，便由郑凯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
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
刘伯垂来了，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