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结束，当张国焘在8月底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大钊相信当时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
[1]现通译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指陈独秀。
“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张国焘走了才十多天，又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门。
此人也姓张，也是从李大钊身边来。他比李大钊小6岁，比张国焘大2岁，本名张崧年，号申甫，后来，便以张申府为名。他是河北献县人。当陈独秀对党的名字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定不下来时，写信到北京，就是写给这位张申府的。
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此时已是北京大学讲师。暑假已经结束，正是开学之初，张申府为什么从京来沪呢？
原来，罗素来华，竟是他“鼓吹”请来的，此行是为了来沪迎接罗素。
张申府是学数学的，却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罗素正是这样。张申府向梁启超“鼓吹”罗素，那时梁启超当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筹了一笔钱，就把“世界名人”罗素请来了。罗素要从英国前来上海，自然，张申府便从北京来沪迎接他。
1921年春，张申府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左起：张申府、陶尚钊、周恩来、张家俊、刘清扬（女）、赵光宸、李锡智（女）
张申府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十几天。
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上海，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1]。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1919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1920年7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2]
刘清扬是回族人，后来，在1920年12月跟张申府一起坐法国高尔基尔号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张申府与刘清扬结为夫妇，介绍刘清扬入党。此后，张申府、刘清扬又作为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入党。这是后话。
当时，由于刘清扬不愿入党，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的北京的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此诞生——尽管当时没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的名称。翌年7月，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产生的。”[3]这表明，当时他们是自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不过，如今人们都统一称之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含意。
南呼北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组织。
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于是李大钊着手发展新的成员。
如同上海小组最初有戴季陶、张东荪参与一样，这时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北京小组，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早在1914年5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7月，该会发表宣言，声称：
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
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在全国发展组织，广州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等等。
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张近乎荒唐，不过，也正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也就反对军阀政府，“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的积极参加者。诚如罗章龙所言，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一起搞斗争，是没有界限的，是亲密无间的。[4]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二人小组发展成为八人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小组，扩大为十人小组。
十人聚首“亢慕义斋”时，罗章龙曾写《亢慕义斋吟》，其中有这么几句：
亢慕义斋倡崇议，
科学民主启鸿蒙。
主张无产者联合，
实行天下真为公。
工团广布遍寰宇，
大地万邦平提封。
雄才大略挽世运，
风起云蒸四海从。
民主政制新建后，
一扫旧史古人空。
大公至正无私业，
传诸万世以无穷。[5]
[1]即李大钊。
[2]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4]1989年9月15日、1993年11月1日，本书作者叶永烈在北京采访罗章龙。
[5]罗章龙赠笔者《椿园诗草》，岳麓书社1987年版。
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罗章龙乃“二十八画生”之友。
“二十八画生”这笔名，毛泽东在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时用过。其实，早在1915年，毛泽东便用过“二十八画生”这笔名。
罗章龙19岁那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
信扔进邮局，约莫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他拉了一个同班同学陈秋园一起去。
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
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9点开始直到图书馆12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1918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在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1]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却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
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
刘仁静
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见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二十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其中便有罗章龙。这批青年，大部分进入北京的留法预备班，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罗章龙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这么一来，罗章龙成了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生。
罗章龙结识了李大钊，结识了陈独秀，深受他们的影响，成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这样，他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在罗章龙之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是刘仁静。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又名亦宇，比罗章龙小6岁——1902年3月4日出生。关于刘仁静的经历，鲜见于文献，本书所述，大都依据笔者1989年9月13日、14日对刘仁静之子刘威力的采访。刘仁静的父亲刘晓山是清朝秀才，教私塾，后来开了爿小店。
刘仁静为长子，弟弟叫刘仁寿。父亲寄希望于儿子，送他们上学。辛亥革命之后，科举吃不开了，父亲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那里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这样，刘仁静从小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
念高中时，刘仁静转到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那里，刘仁静结识了一位比他年长7岁的大哥哥。此人是江苏武进人，名唤恽代英，当时已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他给了刘仁静以深远的影响。如同毛泽东影响了罗章龙，恽代英给了刘仁静以革命的启迪。1917年，当恽代英成立进步社团互助社时，刘仁静也成了互助社的成员之一。这个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以“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做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为“八不戒约”。
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
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他进入物理系。不过，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更浓厚，于是转入了哲学系。在哲学系待了没多久，又转往英语系。
刘仁静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当学生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家的大门紧闭。刘仁静个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钻进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
高君宇
此后，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恽代英
迄今，仍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小马克思。”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俩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那批无政府主义分子退了出去。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小组的书记也不要。
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
然后，这个小组又日渐扩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这些新成员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学生，例外的只有三位，即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常在北京活动），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不过，那时的“负责组织”，并非今日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湖南人缪伯英
[1]《毛泽东诗词选》，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