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胡适原先曾是陈独秀的“亲密战友”，正因为这样，当蔡元培恭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却说他只是暂代，待胡适从美国归来请他担此重任。
胡适，曾与陈独秀有过亲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支笔，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鼙鼓，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即胡适致函陈独秀自我介绍的“八不主义”）。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卷起一阵狂澜。
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
他用白话作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风气之先。
胡适在《新青年》上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
倘若用“丰功”两字形容当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并不过分。
然而，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渐渐分道而驰。《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论战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展开。
那是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虽然暂停，但主持《每周评论》的是胡适。犹如一辆汽车换了个司机，胡适驾着《每周评论》仍在继续出版，只是代替陈独秀编辑《每周评论》的胡适离开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轨道”。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26、27号编成了《杜威讲演录》专号。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实验主义的祖宗。
在第31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了他对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的不满：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
正在河北乐亭县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钊（他在离京前看了第31号《每周评论》），写下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胡适把此文在第35号《每周评论》上登出。李大钊驳斥胡适道：
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1]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阿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它）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
然而，胡适一边刊登李大钊写给他的公开信，一边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由此，两人思想的裂痕已发展成为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作为书记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于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这四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新青年》编辑，而且在1920年9月1日的第8卷新1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写了《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后来，当胡适垂垂老矣之时，回首往事，曾这么追述道：
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早期的著作里，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2]之后，便离开北京，一去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3]
陈独秀与胡适（右）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4]的汉译本”！
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
那是1925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
这位总书记[5]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6]；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
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1920年3月11日函）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地佩服。（1920年8月22日函）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1920年9月28日函）
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1933年6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7]
《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广的杂志，它的急剧的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1]即布尔什维主义。
[2]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
[3]《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编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
[5]指陈独秀。
[6]应为实验主义。
[7]《鲁迅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在《论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6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论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他之所以成为名人，是由于他同兼三个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被当时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还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了一番热闹。
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和“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
返沪之后，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11月6日，又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而且还空前地激烈。
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之外，早在1920年5月16日，《星期评论》第50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5月7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发表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谈政治》
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地猛烈。
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人都过上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社会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11月7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词空前尖锐激烈。
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
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
他做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
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道出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
紧接着，11月8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
二十多天后——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干脆把张东荪与几人的分歧通盘端了出来，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和驳张东荪的文章，还刊登了陈独秀与张东荪的往来信件，共13篇。陈独秀在这组文章之前，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醒目标题。这一批判不仅仅是批判张东荪，陈独秀还发表了致罗素的公开信，对这位“世界名人”进行批判，劝他不要“贻误中国人”——因为张东荪的文章中贩卖的是罗素的货色。
此后，李达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可见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当年中国的名人、张东荪的盟友梁启超了。
经过这番大论战，张东荪这个曾在新渔阳里6号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物，向右转向了。1932年，他与张君劢在北平组织“国家社会党”（后来改为“民主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不过，这个“国家社会党”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便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当教授。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参议员，后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常委。
1949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病逝于北京。
《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就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出陈望道、李达驳斥张东荪文章的那天，1920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
说它秘密，是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杂志的印刷、发行也保密。
说它公开，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要目广告，却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新青年》广为发行，也就使这家新杂志广为人知。
这家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就叫《共产党》！
这家新杂志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主编为李达。用《共产党》作为刊名，表明这个“小组”要迈向下一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
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头一回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家新杂志选定11月7日作为创刊之日，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11月7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只要听一听维经斯基这天在上海发表的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的演说，便清楚了：
1920年在上海创刊的《共产党》杂志，由李达主编
今天是公历11月7日，正是三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组织劳农议会共和国的成功日！也可以说今天是全地球各国劳动者的庆贺纪念日！……[1]
可见，杂志是选择了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创刊之日。
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的《短言》，相当于发刊词，非常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
经济的改造必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在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共产党》创刊号还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其他几篇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
文章的作者们使用了种种化名：
“江春”、“胡炎”，李达也。
“P生”即沈雁冰，由他的笔名“丙生”衍生，因为“丙”的英文拼音开头字母为“P”。
“汉”，那是李汉俊。
“CT”，则是施存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