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1950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半米的距离。
那女的49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部长”，当过“上海市市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于监狱之中。
在上海美专读书时的沈之瑜
那男的34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标牌。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虽然他的子女也姓沈，但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知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1935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1940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进军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与小妹茹志鹃（1975年12月上海）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
“你马上到建设大楼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的电话。
姚溱其人，曾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一介书生。他18岁加入中共。1946年，25岁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959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7月23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1]。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
“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
“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向他俩以命令式的口吻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的——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7月1日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寻找党的诞生地是自己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
“听说是在法租界开的会。”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
年轻时的扬帆
“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2]
“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奇怪。
“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
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萍（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
扬帆手下，有一员经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25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化莫测。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至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1946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
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时，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
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其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前右）虽然后来堕落为汉奸，他的儿子周幼海（后左）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帧“全家福”中的周佛海夫人杨淑慧（前左），在解放初曾经协助沈之瑜找到中共“一大”会址
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
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1]本书初版写为“海格大楼”。1998年9月7日，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电话告诉笔者，此大楼应为“建设大楼”。
[2]这是1989年9月4日下午本书作者访问沈之瑜时他所回忆的姚溱原话。本书作者于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牟国璋查询，据他讲，杨淑慧当时并未在上海市监狱关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里。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的是“俱往矣”，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如烟往事。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1]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2]，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3]，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4]，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5]。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6]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7]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8]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1927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往矣集》以及作者周佛海照片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贝勒路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地立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尚嫌不足，所以，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9]
沈之瑜在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的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
“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沈之瑜后来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那时，除了一定级别的首长之外，一般工作人员外出没有小轿车，也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47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100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家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2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1921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10]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勾起心中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进入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
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又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道：“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
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这一革命遗址，沈之瑜和杨重光颇为兴奋。
看见杨淑慧已经有点累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过几天再找‘一大’会址。”
于是，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来了个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1]仲甫，即陈独秀。
[2]公博，即陈公博。
[3]即何叔衡。
[4]包惠僧是否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
[5]即王尽美和邓恩铭。
[6]共产主义青年团。
[7]马令，现通译为马林。
[8]吴庭斯基，应为尼科尔斯基。
[9]有关贝勒路的沿革史料，系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刘方鼎及上海卢湾区地名办公室陈法清向笔者提供。
[10]据王会悟回忆，她与李达在1920年下半年于此举行婚礼后，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开。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但这所学校早在1932年便从上海滩消失了。
不过，虽然早已关门，但寻找一所学校的旧址，毕竟要比寻找当年李汉俊家要容易一些。
杨重光派出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阅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总算顺利，博文女校记录在案：“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董事长黄宗汉[1]，校长黄绍兰……”
该校曾三度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名太仓路）。
据此线索，杨重光前往太仓路寻访老居民。虽然路名更换、门牌变动，在老居民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当年下榻之处。
棘手的是寻找李汉俊的住处——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沿着贝勒路慢慢地走着、走着，诚如本书开头所写及的那样……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杨淑慧的双眉紧蹙着。她有点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