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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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酝酿(4)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1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12岁赴日,戴季陶15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遥远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龄,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载季陶度过了留学生涯。

******主编的《湘江评论》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之仇”这一与“戴”相关联的俗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1911年12月25日。这天,20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

戴季陶

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

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

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

5月21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3]

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期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其人,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年长李汉俊和戴季陶七八岁。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州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沈玄庐

1916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

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

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支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

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追随孙中山。1911年,张东荪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1912年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19年,他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依然主编《时事新报》,因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

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最初,这些“秀才”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

[1]《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2]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

[3]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清明时节雨纷纷”。4月的上海,毛毛细雨不住地飘飘洒洒。

4月下旬,浑身水湿的一列客车驶入上海站。不论是维经斯基夫妇,还是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都不习惯上海潮湿泥泞的雨天。他们登上黄包车,把车前的油布挡得严严实实的。与他们同来的朝鲜人安氏,也雇了一辆黄包车。

打头的一辆黄包车里坐着杨明斋,对于他来说,上海比北京更为陌生。他平生头一回来到这中国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简直叫他难以听懂。不过,比较起同行的三位俄国人和一位朝鲜人来说,他毕竟该负起“向导”之责。

在北京时,他便听说上海大东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车,用他那一口山东话吩咐黄包车夫前往大东旅社。黄包车夫一听大东旅社,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拉。后头的几辆黄包车,也就跟着在雨中鱼贯而行。坐在这种人拉人的车上,杨明斋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他却必须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

黄包车驶入繁华的南京路,在高悬“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停了下来。杨明斋撩起车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东旅社”的招牌。

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1]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旅馆,就在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永安公司于1918年9月5日开业,翌日则是大东旅社剪彩大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大东旅社名列一流旅馆之中。所谓“三东一品”,即大东、东亚、远东和一品香旅社,是上海当时最豪华的宾馆。

杨明斋一行下车之后,便见到大门两侧挂着金字对联:“天下之大,居亚之东”。那“大东”之名,便是从这副对联中各取末尾一个字组成的。

进门之后,穿着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便领着他们上了电梯。在当年的上海,安装电梯的房子凤毛麟角。

五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客房。大东旅社总共有142间客房,这“142”颇有来历:先施公司早于永安公司,先施附设的东亚饭店有141间客房,而永安公司落脚在先施公司对面,便把大东旅社设定为142间客房——硬是比东亚饭店多一间客房!

大东旅社的客房相当考究,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既挂着蚊帐,又装着水汀。刚刚在沙发上坐定,茶房便送来滚烫的冒着蒸汽的毛巾,给客人们擦脸。

杨明斋安顿俄国人、朝鲜人住下,便下了楼。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杨明斋打听着四马路在哪里。哦,原来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过数百公尺的马路,便是四马路。

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杨明斋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

陈独秀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位陌生的山东人,起初有点不悦,因为他那儿来来去去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

当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

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

“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

“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潇潇微雨。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

两位客人进入渔阳里2号的客堂间之后,陈独秀关紧了大门。

“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似乎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雨季渐渐过去,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

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

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

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2]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又在英租界爱德华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

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

大约是白居易的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动听的缘故,上海除了环龙路有个渔阳里,在霞飞路还有个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隔,维经斯基常常往新渔阳里6号跑……

[1]四大公司即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公司。

[2]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20世纪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

张东荪和戴季陶抽身离去

新渔阳里6号最初原是李汉俊的住所,1918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便租下此屋居住。

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便把新渔阳里6号转给戴季陶居住。

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密谈在陈独秀家进行之外,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

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离去。

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1]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子”。

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

张东荪先生

“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2]

张东荪为什么一听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就要打“退堂鼓”呢?

“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3]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

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却不断增加。

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1964年曾作如下回忆:

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4],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6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的,由陈拿给大家讨论)……[5]

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位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

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

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6]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7]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

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8]

茅盾则说:

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9]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

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10]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抽身离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6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