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康和厚
李卓然原名李俊杰，1899年11月10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李卓然就勤奋好学，热爱祖国。1917年进湘乡县立中学就读，参加了五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进步活动。为了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于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6年转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在中山大学时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在列宁格勒时曾任军政学院党总支委员。在此期间，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受到同志们的好评。
1930年春，李卓然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从事兵运工作。在此期间，主持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条令和条例，这是供我军参考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是年秋被派往中共苏区工作，曾任中央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部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局代秘书长。1931年下半年担任赣南特委委员兼赣县县委书记，积极领导扩大红军及游击战争的工作。
1931年年底，李卓然奉调回瑞金，先后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三军、红四军及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参加了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介绍了红一方面军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开展红军的政治工作，为红军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4年夏调任红五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同董振堂、刘伯承等一道，率领广大指战员参加长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积极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拥护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7月，李卓然调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9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李卓然任西北局委员，同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大力做团结、统一的工作，动员广大指战员克服困难，走出草地，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11月，中央及军委电令组成西路军，李卓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坚决拥护中央进军河西，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决定，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动员广大官兵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西路军进入河西后，受到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队的围追堵截，战斗非常激烈，他与西路军其他领导同志和广大将士一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四个多月的殊死搏斗，谱写了悲壮的篇章。
1937年3月，西路军余部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工委书记，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领导大家转战祁连山深处。这是李卓然一生中最残酷最严重的考验，许多指战员牺牲在祁连山中。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地理条件。在祁连山行军的几十天中，他与同志们艰难地跋涉在每一条雪山与每一道深沟，经常吃不上饭，有的穿着单衣，踏冰卧雪，艰苦行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教育干部战士鼓起克服困难的勇气，走出祁连山。他一到宿营地，就找一些同志谈话，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还编写了一首《祁连山歌》，教给大家唱，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增强克服困难的决心。歌词是这样的：
巍巍峨峨祁连山，风刀雪剑裂骨寒；
红旗指处峰让路，战士刀头血未干！
4月26日，他们行军90多里，来到安西县城西北的要隘白墩子。部队抓紧生火做饭，结果水还未烧开，后面的戈壁上就烟尘滚滚，马蹄声由远而近，马家军的骑兵又追了上来。然而来势凶猛的敌人，并没有吓倒突围不久的西路军左支队的同志。当时程世才军长与李先念政委命令红军，依托自然形成的沙岭，构筑简易工事，对敌骑展开猛烈射击。敌人从正面攻不下，便从两翼包抄过来。程世才跨上了黄马，握起“快慢机”战斗，他的六名警卫员也将驳壳枪上了后把，投入战斗。这时没有指挥员与战士的区别，大家都在奋不顾身地战斗，李卓然也毫不例外地与警卫员一起投入了这场激烈的战斗。敌人潮水般地涌上来，即遭红军一阵猛烈射击，又潮水般地退下去。接着左边又有200多敌骑冲上来，红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下去。李卓然与李先念、程世才一起，迅速向西北方向转移。在悲壮的西征中，李卓然始终与全军指挥员在一起。
到了红柳园子后不久，敌人又追上来。在一望无际的沙滩上，敌人以猛烈的火力，步步向红军进逼。这时，红军的出路就是死拼，战士们将所有的武器——大刀、机枪、驳壳枪都用上了。警卫员为了李卓然的安全，催他上马，但他总是关心着后边战士与干部的安危，不愿上马。一阵战斗之后，敌人又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拨转马头狼狈地逃跑了。
红军利用两路敌人被击败的空隙，掩护部队迅速转移，与其余部队汇合在一起，边打边向西前进。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凭借骑兵在沙滩上运动的优势，集中全部兵力对红军进行冲杀，并将红军分割成五六段，然后对各段分头冲杀。红军用大刀、长矛、枪刺与敌人肉搏拼杀，互相支援互相掩护，边打边退，直到天黑，才摆脱敌人的追击。李卓然虽然没有受伤，但使他悲伤的是在这次苦战中，又有许多同志牺牲了。他说：“我们要永远怀念这些烈士们，一定要记住西路军指战员为革命斗争到底的精神！”
过了红柳园子，看到公路边有一排通往新疆的电线杆子，大家就顺着电线杆子走。第二天，大家又困又渴，实在走不动了。这时，有个同志忽然发现了一个小水塘，水深只有七八寸，这算是这一条路中的一个站。李卓然与同志们一样看见水，心里十分喜欢，也爬在水塘边用洋瓷碗盛了一碗，一口气就喝下去了。这下给大家解决了大问题，同志们又有了精神，继续向西前进了，终于在4月底，把左支队带到星星峡，交给了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
1937年底，李卓然和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奉命返回延安据宋侃夫同志回忆：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回到延安后，在春节前一天，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经查有关资料，1938年春节前一天是1月31日。由此推断，李卓然等同志回到延安的时间，当为1938年1月下旬。，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文化水平及实际工作能力。他还十分重视国民教育工作，亲自领导编写教材，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小学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他组织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边区群众报》。他重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积极组织边区文艺工作者学习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力提倡和推动边区的文艺工作做出了贡献。1944年10月，根据党的决定，李卓然组织召开了边区文教大会，表彰奖励了一批优秀干部，积极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时，他还十分注意保护他所在的工作部门的干部，认真贯彻党的干部路线，与迫害干部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李卓然写了一首调寄《忆秦娥》的词，追忆这段历史。词云：
风雪月，塞外归来倍亲热；
倍亲热，细叙既往，婉谢休歇。李卓然原词注：“我自新疆回到延安后，到毛主席家里呈送我的检讨，主席勉励我稍事休息后再工作。”
放下包袱荷锄镢，整风学习开茅塞；
开茅塞，离鞍伏案，如饥似渴。李词注：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常阅读讨论至深夜不倦。
1949年4月至1954年冬，李卓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他结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与理论建设。他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在报刊上发表了《充分发挥党的工作的战斗性和主动性》、《发挥工矿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关于改进和加强省市委宣传部的业务领导问题》等文章和讲话。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有效地进行教学改革，建立了一批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为改变东北地区的科学、教育、卫生等工作的面貌，做了许多工作。他坚持党的文艺政策，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东北地区的文化艺术工作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李卓然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11月，李卓然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他在担任中央宣传工作领导职务期间，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贯彻“双百”方针，特别为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推翻了林彪、“四人帮”强加于李卓然的污蔑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工作。他于1979年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卓然还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晚年因病住院期间，仍十分关心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李卓然同志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李卓然在他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他顾全大局，襟怀坦荡，作风民主，严于律己，为人正派，谦虚谨慎，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有较高的政治理论和文化修养，重视工作实践。
作者康和厚，曾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血战河西》（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