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蒙难经过
原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
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红军优秀的指挥员，红四方面军有名的战将，西路军九军军长孙玉清，蒙难已经50年了。为了纪念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弄清他牺牲的详细经过，酒泉地、市委党史办抽调力量，翻阅历史档案，走访当事人，还到孙玉清将军蒙难地点进行实地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将情况综述如下。
（一）
古浪战斗后，孙玉清被撤去红九军军长职务，调到西路军总指挥部工作，实际上是待命分配，直到1937年1月高台战斗董振堂军长牺牲后，总部才任命他担任红五军军长。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余部在临泽县三道柳沟突围后，于12日下午从梨园口撤入祁连山，14日到达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当天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史称石窝会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征情况，将尚存的3000人编成三个支队，分散打游击。孙玉清被分在右支队，和王树声、朱良才、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吴先恩等同志在一起，率领九军余部行动。
3月16日至18日，右支队与尾追之敌马彪旅激战，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歼敌百余人。后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一部分同志向东突出重围，分散活动，陆续回到陕北。孙玉清带领干部战士十余人向西冲杀出来，由于天寒地冻，山大沟深，风雪迷途，路径不熟，在茫茫祁连山中转来转去，几次和马家军搜山部队遭遇，他带领的人员又被冲散，于4月上旬在酒泉县金佛寺观山口河谷，被当地民团俘获。
（二）
当时，驻酒泉的是马家军第一〇〇师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是马步芳的堂兄。还在西路军进入河西前，马步康就根据马步芳的命令，策划组织了地方民团“酒泉保安团”，作为堵截红军的力量。酒泉保安团按全县行政区划共编为六个团：第一团城区，第二团西南区，第三团临水区，第四团河北和嘉峪关区，第五团西店区，第六团河东、河西区。每团下设三至五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下设三个班。六个团共编团丁2624人，平均每团400余人，每个大队100~120人。骨干分子146人，其中团级骨干15人，大队长级骨干39人，分队长级骨干72人，多为区、乡、保长兼任，成分多系地主、富农及地方恶霸。各团衣食、枪械、马匹均由村、保统一筹集。
1936年10月，西路军西渡黄河，酒泉民团集中各点，进行训练，受领任务。12月，集中酒泉城内校场点验。1937年3月，西路军撤入祁连山后，马家军将二、五、六三个民团调往南山各山口要道把守，搜捕红军流散人员。其中第六团守高台红崖子、河西坝、红沙河及酒泉马营河山口，第五团守黄草坝、榆林坝、干坝口、观山口，第二团守文殊山口。每人发土手榴弹两枚。
3月18日，第五团和马家军的一个营，奉命到酒泉南山观山口驻扎，民团团部住在观山口黄家台子黄家大院，马家军住在北边的地方。民团团长是于洪林，团副是周志清，副官是陈忠，司书是王安国，传令兵是茹其厚。第一大队大队长谢占元，大队副任子才，分队长于如瑞、罗金邦、祁连德；第二大队大队长茹大本，大队副潘忠德，分队长刘永福、王仁义、罗世才；第三大队大队长马兴基，大队副于仁华，分队长郑连江；第四大队大队长夏裕先，大队副张克俭，分队长田兴邦、马汉中、于兴林。第一大队负责把守丰乐乡的干坝口子，第二大队负责把守金佛寺的观口子，第三大队负责把守清水乡的榆林坝口子，第四大队负责把守屯升乡的黄草坝口子。马家军的军官对他们说：抓住一个红军军官赏金子50两，抓住一个红军赏金子5两、大洋5元。
（三）
1937年3月下旬，驻观山口的马家军手枪队进山搜查。过了五道沟达坂，在青草湾子一带，遇到了红军小部队，双方开了火，红军缴获了马家军的部分粮食，马家军抢去红军五匹骡子，还抓住一名十四五岁的四川籍红军通讯员唐玉明。
4月上旬的一天早上，第五团二大队大队长茹大本带领二分队长王仁义、三分队长罗世才、团部传令兵茹其厚及团丁40余人，进观山口向五道沟方向前进。10点多钟到达西沟寺，然后沿观山河沟到上闸子下面的大草滩。那里山沟比较开阔，茹大本骑着马，远远看见一个人往下走，一会儿这人又不见了。他命令壮丁们散开搜，传令兵茹其厚走到一个大石头跟前，发现石头后边有个红军站在水中。这个红军看到有人来，就从水中走出来。这时，团丁们都围了上来，搜出红军带的东西，计有：盒子枪1支，子弹75发，匕首、怀表、指南针、钢笔、笔记本、茶缸、牙刷各1个，羔子皮短大衣1件，钞票175元，还有一个小布袋，内装粗炒面一碗和盐巴少许。大队长茹大本赶到，从茹其厚手中夺过盒子枪，夺时把枪皮带都拉断了。团丁狄学贤把钱交给了茹大本，茹大本给了茹其厚一张5元的钞票。灰面子羔子皮短大衣由茹其厚穿上，其他物件都由分队长、团丁抢着分了。回来后把怀表给了团长于洪林。
这个红军中等个子，头发很长，圆形脸，头戴灰帽子，身穿灰色棉制服，棉裤半截子都磨破了，脚上没穿鞋，包着破毡，用绳子绑着，已经走不动路了，像是有病的样子。茹大本、王仁义等人七嘴八舌地询问他：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一起还有多少人等等。这个红军一口湖北音，说是通讯员，叫陈泽功。在山中遇到了马家军，双方打了起来，红军被打散了。他们分散时商定到马苏河接头，但他不知道马苏河在什么地方，走了几道沟，找不见自己的人。看到路上有一些马蹄印子，便以为是红军从这里出来了，就从这里走了出来。远远看见有许多人，以为是马家军，准备在石头后面开枪打，可仔细一看，是些农民，扛的是矛杆，就没有开枪。他说：“如果是马家军，我的命舍掉也要打几个。”
茹大本等人从这个红军的气度、穿戴和随身所带物件上分析，认为他不是个当兵的，又追问了一阵，这红军又说他当过教导连的连长。茹大本从当地少数民族那里要了一头毛驴，让他骑上，派一大队的团丁王兴福、段德先跟着，将他送到了观山口团部，自带其他民团继续搜山去了。
（四）
团丁王兴福、段德先把这个自称叫“陈泽功”的红军押出观山口，送到一大队驻地黄家大院。当时太阳还未下山，一大队长谢占元、大队副任子才正在吸大烟，他们向这个红军问了许多话，他什么都不说。在一大队住了一夜，第二天又送到民团团部，交给团长于洪林。这个红军就和四大队团丁在一起住了近一个月时间。
这个自称“陈泽功”的红军就是孙玉清。在此期间，孙玉清虽然生活上受到不公正对待，常常吃些剩饭，衣服破烂不堪，但由于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和团丁们关系搞得很好，还和团丁马希轩合睡一个被窝。民团炊事员段举先经常偷偷地给他端饭吃，团丁马希轩还给他买水烟，帮他捉虱子。他和团丁们说说笑笑，混得很熟悉。他给大家讲红军战斗的故事，讲共产党对老百姓的好处，晚上还给团丁们教唱红军歌曲。一次，团丁刘加林等人向他诉说了民团大队长茹大本打骂、欺压他们的事，他就教团丁们团结起来，和茹大本作斗争。
到了5月初，孙玉清的脚伤慢慢好起来，正想法脱离虎口。恰在这时，驻在酒泉城里的马步康旅部通知各民团，把俘虏的红军送到城里集中。民团团长于洪林写了条子，派团部传令兵茹其厚将陈泽功（孙玉清）和另一名红军唐玉明押送进城。茹其厚骑一匹马，两个红军骑一匹黄骡子，天黑到了总寨乡的西店村，住在村长茹其汉家中。第二天吃过早饭，又骑上牲口往城里走。
当天下午，他们到达酒泉城里马步康的旅部，旅参谋长韩得庆亲自接待了这两个红军。韩得庆见孙玉清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一身灰棉布制服，不像其他红军战士的穿着，断定此人起码是红军团级军官，立即进行了审问，但孙玉清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随后，韩得庆将他领到马步康住的小院内，请示如何处理。马步康当时正在屋里打麻将，便说：交给副官，送到火神庙看管。韩得庆出来后，就让副官把这个红军送到火神庙去了。
火神庙离敌军旅部不远，约四五百米，就在现在的东文化街。当时这里囚禁着100多名红军战俘，有专人看管，当这位红军送进来后，许多红军战俘都站了起来，押送的副官看到这个情景，便产生怀疑，就问其他被俘红军：“他是你们的什么人？”红军被俘人员都不言语，一个个悄悄地坐下来。这个副官又威胁说：“要是不说，就把你们统统枪毙。”这时，一个年龄小的红军战士嗫嚅地说：“他是我们的军长。”副官又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个士兵说：“孙玉清。”这个副官一听，大吃一惊，又把孙玉清带回旅部，并向参谋长韩得庆做了报告，韩得庆立即回报马步康。
孙玉清面对马步康的审问，泰然自若，蔑然视之，仍不承认他是军长，只说自己是个营级干部。但马步康满脸奸笑，岂肯轻易放过，便吩咐韩得庆陪孙玉清去洗澡。在洗澡的时候，韩得庆和孙玉清攀谈起来。韩得庆讲了自己的身世，又问起孙玉清的身世，但孙却有意敷衍，不表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洗完澡后，躺在床上休息，韩又用一些话题问这问那，孙玉清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便说：“我就是孙玉清，行伍出身，是由班、排、连、营、团长升起来的。在古浪战斗中，我的军受到重创，我被撤掉军长职务，戴罪立功，没想到被你们抓住。”这些话都被站在洗澡房门外窥探动静的马步康听到了，他急忙跨进房里，握住孙玉清的手说：“辛苦！辛苦！给我们赏光！赏光！”还说：“我是马步芳的哥哥，他一切都听我的，我保证他不会伤害你，你尽可以放心。”说完，又陪同孙玉清到了旅部，命人送来一套新衣服，让孙玉清军长穿上。为了庆祝他们抓到了红军军长孙玉清，马步康在酒泉南会馆（即陕西会馆）唱戏三天。
（五）
孙玉清被俘后，马步康即电告马步芳。马步芳回电说：“等马忠义旅长返回酒泉后，将他交给马忠义带回西宁。”当时，马忠义正在安西一带搜捕红军。过了几天，马忠义从安西返回酒泉，5月10日左右，带孙玉清赴西宁，于5月17日到达，囚禁在东关马忠义的住所（现西宁东关大街新华布鞋厂后院。）
孙玉清被押到西宁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马步芳亲自召集军政要员，在省政府东客厅“会见”孙军长。孙玉清昂首阔步走进客厅，面对敌人的问话，泰然自若，坦然答道：“我就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连敌人也承认他很有气魄。当敌人炫耀自己的胜利时，孙玉清义正词严地说：“我们这次失利，犯了兵家所忌的孤军深入的错误，加之天气寒冷，没有根据地，没有物资补给，长途行军，徒步作战，吃了你们骑兵的亏。”
在监押期间，马步芳对孙玉清采取了一系列软化手段，先后两次把孙军长押到陆军医院，看望在那里劳动的爱人岳兰芳，妄图利用夫妻之情来软化他。孙玉清对爱人说：“不要害怕，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你一定要挺住。”在被俘的同志们围上来的时候，他关切地询问每个同志是哪里人，是哪个部队的，是何时何地被俘的，并用坚定的目光鼓励大家坚持斗争，战俘们感动得纷纷泪下。
马步芳还“陪同”孙玉清到南门外看望在那里做苦役的被俘红军，马步芳得意地问：“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吗？”孙玉清冷笑一下说：“是的！你别看这些人年纪小，打起仗来可英勇呢！”敌人又把孙玉清押到补充团，妄想让孙军长向受劳役折磨的红军战俘讲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但孙玉清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我们的红军仍然存在，陕北的红军壮大了，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红军是打不垮、杀不完的！在毛主席领导下，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孙玉清威武不屈的精神，使敌人的“劝降”活动一次又一次的遭到破产。最后，马步芳只好向蒋介石发电报，请示如何处理。一星期后，蒋介石回电：“处以死刑。”
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马步芳下达了杀害孙玉清军长的命令。这天黑夜，敌人把孙玉清捆绑在马忠义后院马棚的柱子上，用大刀砍杀。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孙玉清怒目而视，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第二天早晨，马忠义的副官喇文彬将孙军长的头颅割下，将其尸体拉到南门外偷偷埋掉，又将其头颅送到马步芳的新二军军部。
孙玉清军长就义时年仅27岁。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录自《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第2辑。执笔人王文焕，曾任原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