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营救西路军
董汉河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多次提出西路军问题，要求“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红军拟改编为四个军，徐向前是军长之一
1937年2月，当中原大地已开始转暖的时候，河西走廊仍是一派冰天雪地的肃杀景象。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经一条山、永昌、山丹、古浪和高台等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斗，已由西渡黄河时的2.1万余人，锐减到1万人左右，被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正规军步骑兵3万和武装民团10多万人，围困在河西走廊中部的倪家营子，已经一个多月，进退维谷，毫无转机。
此时的周恩来，正来往奔波于延安和西安之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殚精竭虑，同时也为解救西路军费尽了心机。2月9日，周恩来在西安根据毛泽东、洛甫的电报指示，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明确提出：红军拟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6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周恩来明确强调徐向前为红军改编后的军长之一，也就是要将红军西路军作为改编后的一个军。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救西路军于危境，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对此，国民党当局心里也明白，他们坚决不同意。于是，善于灵活处置又不失原则的周恩来，又于2月24日提出了红军改编的最低方案：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四个师，徐向前为师长之一。这实际上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虽然由第一方案中的四个军改为四个师，但红军的人数和实力基本无改变，而且仍然把徐向前和西路军包括在内。因为改编后的红军正规部队每个师的人数定在1万～1.5万人。西路军为正规部队，至少可改编为一个师。
在整个2月份，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中，都把停止进攻西路军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当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不能阻止马步芳、马步青对西路军的进攻时，周恩来又于2月27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出：红军只有自己组织部队增援西路军了！
由此，中共中央即于当日决定：以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二军和军委直属的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对西路军进行援救。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5页。
这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情况下，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此时，西路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兵援救。但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谈判，这时也进入关键阶段，国共合作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然而，中央军委主席团又十分清楚：“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因此，中共中央对援救西路军的举措左右为难，起初总想尽力通过谈判解决，后因效果不明显，才组建援西军。为不给蒋介石以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借口，专门给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拍发电报，明确指出，援西军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求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
（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94页。
就在同一天，西路军经五昼夜血战，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并于当晚进至威狄堡地区，准备沿祁连山北麓向东转移。因此时援西军刚在两千里以外的陇东镇原县集结，无法策应。西路军旋又折返倪家营子。
3月4日，西路军困守倪家营子已两月有余，缺水少粮，濒临绝境，被迫与敌血战七昼夜，准备于次日晨突围，向西边的三道柳沟转移西路军向三道柳沟转移的时间开始于2月28日晚，次日凌晨到达目的地。。是日，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将包括西路军在内的红军改编为抗日武装；同时，请张冲催顾祝同从速解决停止马步芳、马步青进攻西路军的问题。第二天夜间，西路军浴血苦战，从倪家营子突围，只行十数里，又在三道柳沟遭敌重兵包围。因此，3月8日，周恩来在代表国共合作谈判双方起草一月来谈判总结，送蒋介石最后决定时，执意将“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问题写了进去。由于周恩来多次在谈判中向国民党上层人物施加压力，1937年3月中旬以后，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再无大的行动。这对保存西路军余部无疑是有利的。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撤进祁连山之后彻底失败。14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的电报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在今肃南县境内）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了三个问题：（1）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潜返陕北；（2）余部由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组成的工委会领导，分头行动，以保存有生力量；（3）西路军所剩近3000人，分三个支队和若干个小分队分散游击；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三十军余部为主体的千余人为左支队，沿祁连山腹地向西游击；王树声、教导团政委朱良才、骑兵师师长杜义德等率领九军、教导团和骑兵师余部为主的500余人为右支队，沿祁连山腹地向东游击；五军参谋长毕占云率领总部特务团、妇女团等数百人为第三支队，与其他若干小分队一起，多方向行动，以吸引敌人，保存主力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12页。。
周恩来巧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借机派吴鸿宾去西宁了解被俘西路军人员情况
1937年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4月4日，当他在百忙之中得知西路军约6000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时，立即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要求其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甘肃平凉，转至红军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余部。
马德涵回到西安不久，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和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等从麦加朝圣归来，路过西安，住在桥梓口天安栈。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张文彬约上吴鸿宾和马德涵去看望。过后，周恩来又想和马麟亲自见一面，目的主要是为了让马麟等人回青海后，为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提供方便；同时也考虑到马麟等人刚从南京回来，也可以向他了解一些南京方面的情况。但是，怎样安排这次会面才好呢？马麟是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目标大，到七贤庄去见周恩来不好；周恩来是共产党的要人，到马麟住处去看马麟，对他也不利。大家商量后，决定以吴鸿宾和马德涵的名义请马麟吃饭，在酒席宴上让马麟和周恩来见面。但事先不告诉马麟关于周恩来也出席宴会的事。
于是，吴鸿宾和马德涵给马麟和谭克敏下了请帖。在桥梓口的天赐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到西羊市街71号，请马麟和谭克敏届时前往。这71号本是一位县长马子健的住处，较为敞亮，因马子健不在家，由马德涵借住。
这一天，周恩来和张文彬先到了西羊市街71号，吴鸿宾和马德涵已在恭候。待马麟和谭克敏到来，吴鸿宾便首先把周恩来向马麟作了介绍。马麟大吃一惊，当即脸色大变，但很快又恢复正常。入席后，大家边吃边谈。周恩来主要谈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马麟的表情有些紧张，也不自然地提些问题，谭克敏也偶尔插上一两句。周恩来在侃侃而谈的同时，顺便作答，并希望他们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日做些好事，包括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马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散席时，周恩来和马麟握手告别。这件事在回民居住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大家走出门时，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好在周恩来来得突然，散席又快，国民党特务没有发现，就是发现了也来不及下手。
事后，张文彬让吴鸿宾到马麟处听取一下反映，马麟竖起大拇指说：“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人才，健谈，很好！”马德涵住处的群众反映主要有两点：一是把这次宴席说成是共产党的“鸿门宴”，怕把马麟抓起来；二是说聋老汉（指马德涵）还搞这名堂，很吃惊。街头巷尾好几天都在议论这件事。至于国家大事方面，群众还没意识到。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吴鸿宾到青海西宁去了解被俘红军的处理及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吴鸿宾找到马麟说：“我在西安闲住，想到西宁找个事做，请马主席给马代主席写个介绍信。”马麟外出朝圣期间，青海省主席暂由马步芳代理。马麟自然明白“马代主席”指的是谁，便提着马步芳的号回答说：“好，我给子香写个信。”随即吩咐谭克敏代他给马步芳写了信。不几天，吴鸿宾就带着马麟的介绍信到了青海。他通过马步芳的秘书古希贤和马步芳儿子的老师马霄石，把马麟为他写的介绍信转交给马步芳。马步芳在接见一个客人时，把吴鸿宾也同时接见了。因为有他叔叔马麟的面子，马步芳待吴鸿宾还算客气。接见时看了由被俘女红军组成的歌舞团表演的节目。但是，由于马步芳已经知道吴鸿宾等在西安安排周恩来和马麟见面的事，所以没有答应在西宁给吴鸿宾安排工作。他对古希贤、马霄石说：“我们这里范围小，以后再说。”
吴鸿宾知道不成了，就在毛顺厂的一个亲戚家里住了些日子，借机了解了西路军被俘将士押到青海后情况：西路军之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押到青海后，已被马步芳杀害；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押到西宁，让被俘红军女战士们掩护在马步芳的新剧团里；一部分被俘红军被马步芳改编为“补充团”修公路、架桥梁，大冷天都没有帽子；洗澡时他见到一些被俘小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在饭馆里吃饭时，他见到一些小红军在烧火、当勤杂工。
回到西安，吴鸿宾将西宁之行的情况，如实向张文彬作了汇报，为张文彬、刘秉林日后到西宁的营救活动，打下了基础。此后，吴鸿宾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河西走廊调查了解被俘西路军将士的情况。对于此次河西之行的结果，谢觉哉在1937年8月2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吴鸿宾同志调查：河西尚有千余人（被俘红军），其分布情形：工兵营约五百人修汽车路，在老鸦峡口杨家店二百多人，在永登县约三百人，待遇很坏，晨三时起，每天二次操，夜宿帐中，不许与人民接触，无铺盖，着短衫裤。妇女二百多，在工厂、医院做工，每天有两顿饭吃。小孩百多，散在旅馆、澡堂当伙计及官长家当勤务。歌舞团二个，一在青海，一在甘州，各约二十余人，待遇较好，有被子。其余散在部队。写信给贺，请电青马索取。
上述日记中的“贺”，是指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青马”则指在青海的西北军阀马步芳。当时谢觉哉已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是办事处的三大任务之一。由于周恩来派吴鸿宾事先作了较细的调查，谢觉哉与贺耀组和马步青交涉时有根有据。由于国共合作的大形势已定，加上中共的压力和周恩来多次派人给他们做工作，马步青不得不陆续将西路军被俘干部黄鹄显、谢良、徐明山、曾广澜（女）等人以及凉州“童子营”的几百名被俘小红军送到兰州，转送西安。
派张文彬、刘秉林到兰州、西宁、凉州了解和看望西路军被俘将士；千余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在平凉以东逃返延安
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西安，周恩来都时刻关心着西路军余部和被俘将士的营救工作。1937年4月上旬和中旬，周恩来在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得知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将走出祁连山，便于4月13日和毛泽东一起致电仍在西安谈判的叶剑英：西路军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18日可抵敦煌，指示他向顾祝同、朱绍良交涉，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家军不得为难”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22页。。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叶剑英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电十分重视，当日即找顾祝同交涉，并于同日21时电复党中央，报告说：“顾已电马家军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向前）陈（昌浩）及干部不得残害。”
5月5日，周恩来在西安获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在送往西安途中，便和叶剑英致电红军总部的彭德怀和任弼时：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其目的是，防止西路军被俘人员到西安后无法脱身。彭德怀和任弼时接此电后，即让驻在镇原县的援西军总部派出侦察人员，在平凉以东通西安的大道上侦察巡防，20天后，千余被俘人员从兰州被押解到平凉后，被援西军策应逃回陇东根据地。这次策应工作的成功，与周恩来派张文彬到兰州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