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中国禅学
11787600000002

第2章 禅、禅定及禅宗(1)

(一)禅的含义和由来

禅,也称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鸠摩罗什将其译为“思维修”,即对思维活动的修持;玄奘译为静虑,系念寂静而正审思虑的意思。

为什么要进行“思维修”呢?为什么要进行“静虑”呢?《俱舍论》中说:“依何义故立静虑名?由此寂静能审虑故。审虑即实了知义。”

“禅”一般与“定”并称。定是由梵语Samadhi即“三昧”“三摩地”译来的,也称“等念”。《大智度论》中说:“善心一处不动,是名三昧。”

唐朝著名的禅学家宗密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维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此性是禅之本源,故云禅源,亦名禅那。……今时,有但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又不辨华竺之音也。然亦非离真性别有禅体。但众生迷真合尘,即名散乱;背尘合真,方名禅定。”

宗密提出“定慧通称为禅那”,定是指禅定,慧即指由禅定引发的“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德万行,乃至神通光明”。

对此,隋朝天台宗智凯更进一步阐明说:“……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故经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盖无差别。若不均等,此则行乖圆备,何能疾登极果?’”

智凯认为,只有定慧一体,才能称之为禅,否则就会有所偏颇,坠于邪见,非愚即狂。

“禅”最早出现于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吠陀经典》中。《吠陀经典》是雅利安民族所崇奉的圣典,是公元前1300年前的古文献,所载多为赞颂神明的歌曲,包括祭祀咒语、祈福消灾等内容。

雅利安民族南下印度河,留居在今称之为“旁遮普”的地方,成为印度远祖,并孕育出了印度文化,这些印度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先民基于圣典而创立的圣书,有《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奥义书》,约为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产物。全集有九卷,共计六种。其中就特别注重对宇宙本源与人的本性,从哲理上加以探讨和实践上加以总结,标举“梵我合一”“静虑禅定”“轮回解脱”等等。它那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庞大的理论体系,在当时印度上层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并被学术界视为印度哲学史的真正开端,各种学派秉承《奥义书》的旨意而自成一格。

当时,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声论”“吠陀论”“因明论”“胜论”“数论”及“瑜伽论”六大学派,其中以“瑜伽”的“相应”一说,最合乎并总括初期“禅那”,即由“静虑”而达到人神冥契的境界。

据洪修平先生的《中国禅学思想史》中所述,考古学者曾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颗刻有跏趺而坐、作沉思冥想状的神像的印章,还发现一些呈瑜伽坐法的刻印,这些被认为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的文物表明了瑜伽实践的古老性。

胡适先生认为,“禅”起源于古印度的瑜伽功,瑜伽的作用在于“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面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瑜伽为梵文Yoga的音译,意思是“结合”“相应”。在印度,婆罗门教在《白骡奥义书》和《慈氏奥义书》中,瑜伽派在其经典《瑜伽经》中,系统地提出了瑜伽修持的方法,明确提出了禅和定的修习,《瑜伽经》中关于修习瑜伽的八个阶段有“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那、三昧”。可见“禅那”“三昧”的修持,在瑜伽派整个修行阶段的重要性。

婆罗门教为其信徒规定了人生必经的四阶段:其一,为少小离家,谒师习经;其二,为长而回家,娶亲理家;其三,为壮年入林,潜心修道;其四,为清静度日,乞食为生。在这四期生活中,第三期隐居森林,诵读《森林书》和《奥义书》,然后凝神息虑、沉思冥想、静入禅定、逐渐成道,此为人生重要时期。

通过凝神息虑、禅定入道的过程,修行者加深了对圣典奥义的理解,因而成为风靡于世的法门。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被奉为古老传统的原始禅观,非但未被抛弃,反经多方采纳,沿用至今。

(二)印度佛教的禅学

释迦牟尼出家之后,曾跟从阿罗陀·伽蓝修习梵行,坐禅入“无所有处定”,还修习过“非想非非想处定”。然而他认为,这些法门终未脱离世间,而至“真解脱门”。

结束了六年的苦行修禅生活后,释迦牟尼独自来到尼连禅河(今利拉詹河)的溪流中沐浴净身,接受牧女的乳糜之供;康复后再到今为菩提伽耶的地方,于一棵毕钵罗(即菩提树)树下结跏趺坐,静心正念,发大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是身,终不起此座!”

经过冥思默照达四十九天,他终于证得无上菩提,彻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实乃“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顺逆四字。由此明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的道理。天色将晓,世尊抬头望见启明星,心星朗照,霍然悟明,得无上正等正觉。

释迦牟尼佛即是通过禅定在菩提树下静坐悟道成佛。

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禅定一行最为神妙,能发起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德万行,乃至神通光明,皆从定发。故三乘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

但是释迦牟尼所创的佛教禅法,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严整,绝非同一时期之“外道禅法”(佛教以外的禅法)所可比拟。如《杂阿含》中记述世尊所传“四念处”“不净观”“数息观”“十六特胜”“十遍处”“念佛观”“四禅八定”“四无量心”“六通三明”“空无相无作三昧”等。

关于禅的种类,佛教的禅主要有小乘禅和大乘禅两大类。

小乘禅即小乘佛教的禅。小乘以“戒定慧”“三学”来概括全部佛法。修习的主要内容有四禅、四无量、四空定、八解脱、八胜处、十遍处等,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小乘佛教认为,依次修习“九定”中的前八定所产生的境界,仍然摆脱不了世俗世界的生死流转,只有“灭受想定”(亦称灭尽定,与前八定合称为“九次第定”)才是禅定的极致,能超出三界,而达到究竟涅槃。

而大乘佛教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来概括其修习的主要内容。大乘佛教的禅是在小乘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范围比小乘佛教更大了。

在大小乘佛教的理论和修行实践中,“禅定”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外道禅”不同的是,佛教不再把禅定作为修习的终极目的,而是把禅定视为获取无上智慧的手段。

(三)中土早期流传的禅学思想

东汉末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洛阳,翻译了《阴持入经》《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禅行法想经》《道地经》等三十多部佛教小乘经典;月氏国人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在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译出了包括《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等禅经在内的佛经十四部二十七卷,第一次将大乘禅法传到了汉地。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成为汉译佛典的创始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当时的佛教义学分为“禅数学”和“般若学”两支。

“禅数学”是将禅定实践与研习佛教教理结合为一的修习法门。“数”的本义是“法数”,是指用数字概括教义的方法,如四谛、五阴、十二因缘之类。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理论的基础,认为世界万法缘起性空,是由缘而生的假有,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修行者只有 把握“性空”之理,才能证悟佛智。“般若”系梵语音译,意思是一种特殊的智慧。

禅作为佛教的修行方式,有佛教就有禅定,即有禅学。在南朝慧皎所作《高僧传》的《习禅篇》部分中,对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等,都有当时著名的习禅者为其立传。在达摩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禅学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形成了以鸠摩罗什、道安、佛驮跋陀罗为代表的几个主要的派别。

鸠摩罗什(343—413年),简称罗什。他的父亲从天竺移居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被龟兹国王请为国师,并把妹妹嫁给他,生下了罗什。罗什7岁出家,385年入姑藏(凉州治所,今甘肃武威),在那里,罗什居住了十六年,熟悉了汉地文化。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年),秦王姚兴派使者将罗什迎至长安,尊为国师。当时跟随罗什学习佛法的有三千多人,一些著名的被称为“什门八俊”“什门四圣”“什门十哲”。

现存罗什主持翻译的佛经和著述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有《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无量寿经》《首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禅法要解》《坐禅三昧经》《禅秘要法经》《思惟要略法》等,对中国禅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什说:“佛弟子中有两种人:一者多好一心求禅定,是人有漏道;二者多除爱着,好实智慧,是人直趣涅槃,入暖法中。”他认为:“当学求诸法实相,不有常不无常,非净非不净。”沉溺于禅定,执著于常,或执著于无常,执著于净,或执著于不净,都是执著,都不能达到涅槃的境界。

另外,罗什在所译的《禅法要解》中提出的“四依凭禅法”,也是后来中国禅宗所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宗旨的重要根据。“四依”即依深义不依于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识;依法不依人。四依强调了对义理领悟和开启智慧的重要,突出了修行者的主体精神和自觉精神。

属于鸠摩罗什一系的还有僧睿、僧肇等。

罗什对僧肇非常赏识,谦称自己的见解跟僧肇不相上下,但在文辞方面,还是要向僧肇学习。他称僧肇为“秦人解空第一人”。僧肇的思想体系,是围绕着般若“空”的观念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承认现象的存在,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的,并不矛盾。他举例说:“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意思是说,因为幻觉而生成了人像,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他是幻化的,是不真实的。他认为,正确的说法是,物是“非有”和“非无”的统一。

在《物不迁论》中,僧肇认为,世界看起来是运动的,而实际是静止的,时间似乎在消逝,实质上却是停留的。他认为,动是假象,而静才是本质,事物只是各自停留在一定的阶段,没有发展、延续和变动。在《宝藏论》中,僧肇举例说,“故经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是后来禅宗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