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禅的含义和由来
禅，也称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鸠摩罗什将其译为“思维修”，即对思维活动的修持；玄奘译为静虑，系念寂静而正审思虑的意思。
为什么要进行“思维修”呢？为什么要进行“静虑”呢？《俱舍论》中说：“依何义故立静虑名？由此寂静能审虑故。审虑即实了知义。”
“禅”一般与“定”并称。定是由梵语Samadhi即“三昧”“三摩地”译来的，也称“等念”。《大智度论》中说：“善心一处不动，是名三昧。”
唐朝著名的禅学家宗密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维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此性是禅之本源，故云禅源，亦名禅那。……今时，有但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又不辨华竺之音也。然亦非离真性别有禅体。但众生迷真合尘，即名散乱；背尘合真，方名禅定。”
宗密提出“定慧通称为禅那”，定是指禅定，慧即指由禅定引发的“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德万行，乃至神通光明”。
对此，隋朝天台宗智凯更进一步阐明说：“……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故经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盖无差别。若不均等，此则行乖圆备，何能疾登极果？’”
智凯认为，只有定慧一体，才能称之为禅，否则就会有所偏颇，坠于邪见，非愚即狂。
“禅”最早出现于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吠陀经典》中。《吠陀经典》是雅利安民族所崇奉的圣典，是公元前1300年前的古文献，所载多为赞颂神明的歌曲，包括祭祀咒语、祈福消灾等内容。
雅利安民族南下印度河，留居在今称之为“旁遮普”的地方，成为印度远祖，并孕育出了印度文化，这些印度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先民基于圣典而创立的圣书，有《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奥义书》，约为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产物。全集有九卷，共计六种。其中就特别注重对宇宙本源与人的本性，从哲理上加以探讨和实践上加以总结，标举“梵我合一”“静虑禅定”“轮回解脱”等等。它那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庞大的理论体系，在当时印度上层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并被学术界视为印度哲学史的真正开端，各种学派秉承《奥义书》的旨意而自成一格。
当时，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声论”“吠陀论”“因明论”“胜论”“数论”及“瑜伽论”六大学派，其中以“瑜伽”的“相应”一说，最合乎并总括初期“禅那”，即由“静虑”而达到人神冥契的境界。
据洪修平先生的《中国禅学思想史》中所述，考古学者曾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颗刻有跏趺而坐、作沉思冥想状的神像的印章，还发现一些呈瑜伽坐法的刻印，这些被认为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的文物表明了瑜伽实践的古老性。
胡适先生认为，“禅”起源于古印度的瑜伽功，瑜伽的作用在于“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面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瑜伽为梵文Yoga的音译，意思是“结合”“相应”。在印度，婆罗门教在《白骡奥义书》和《慈氏奥义书》中，瑜伽派在其经典《瑜伽经》中，系统地提出了瑜伽修持的方法，明确提出了禅和定的修习，《瑜伽经》中关于修习瑜伽的八个阶段有“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那、三昧”。可见“禅那”“三昧”的修持，在瑜伽派整个修行阶段的重要性。
婆罗门教为其信徒规定了人生必经的四阶段：其一，为少小离家，谒师习经；其二，为长而回家，娶亲理家；其三，为壮年入林，潜心修道；其四，为清静度日，乞食为生。在这四期生活中，第三期隐居森林，诵读《森林书》和《奥义书》，然后凝神息虑、沉思冥想、静入禅定、逐渐成道，此为人生重要时期。
通过凝神息虑、禅定入道的过程，修行者加深了对圣典奥义的理解，因而成为风靡于世的法门。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被奉为古老传统的原始禅观，非但未被抛弃，反经多方采纳，沿用至今。
（二）印度佛教的禅学
释迦牟尼出家之后，曾跟从阿罗陀·伽蓝修习梵行，坐禅入“无所有处定”，还修习过“非想非非想处定”。然而他认为，这些法门终未脱离世间，而至“真解脱门”。
结束了六年的苦行修禅生活后，释迦牟尼独自来到尼连禅河（今利拉詹河）的溪流中沐浴净身，接受牧女的乳糜之供；康复后再到今为菩提伽耶的地方，于一棵毕钵罗（即菩提树）树下结跏趺坐，静心正念，发大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是身，终不起此座！”
经过冥思默照达四十九天，他终于证得无上菩提，彻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实乃“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顺逆四字。由此明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的道理。天色将晓，世尊抬头望见启明星，心星朗照，霍然悟明，得无上正等正觉。
释迦牟尼佛即是通过禅定在菩提树下静坐悟道成佛。
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禅定一行最为神妙，能发起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德万行，乃至神通光明，皆从定发。故三乘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
但是释迦牟尼所创的佛教禅法，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严整，绝非同一时期之“外道禅法”（佛教以外的禅法）所可比拟。如《杂阿含》中记述世尊所传“四念处”“不净观”“数息观”“十六特胜”“十遍处”“念佛观”“四禅八定”“四无量心”“六通三明”“空无相无作三昧”等。
关于禅的种类，佛教的禅主要有小乘禅和大乘禅两大类。
小乘禅即小乘佛教的禅。小乘以“戒定慧”“三学”来概括全部佛法。修习的主要内容有四禅、四无量、四空定、八解脱、八胜处、十遍处等，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小乘佛教认为，依次修习“九定”中的前八定所产生的境界，仍然摆脱不了世俗世界的生死流转，只有“灭受想定”（亦称灭尽定，与前八定合称为“九次第定”）才是禅定的极致，能超出三界，而达到究竟涅槃。
而大乘佛教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来概括其修习的主要内容。大乘佛教的禅是在小乘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范围比小乘佛教更大了。
在大小乘佛教的理论和修行实践中，“禅定”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外道禅”不同的是，佛教不再把禅定作为修习的终极目的，而是把禅定视为获取无上智慧的手段。
（三）中土早期流传的禅学思想
东汉末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洛阳，翻译了《阴持入经》《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禅行法想经》《道地经》等三十多部佛教小乘经典；月氏国人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在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译出了包括《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等禅经在内的佛经十四部二十七卷，第一次将大乘禅法传到了汉地。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成为汉译佛典的创始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当时的佛教义学分为“禅数学”和“般若学”两支。
“禅数学”是将禅定实践与研习佛教教理结合为一的修习法门。“数”的本义是“法数”，是指用数字概括教义的方法，如四谛、五阴、十二因缘之类。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理论的基础，认为世界万法缘起性空，是由缘而生的假有，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修行者只有 把握“性空”之理，才能证悟佛智。“般若”系梵语音译，意思是一种特殊的智慧。
禅作为佛教的修行方式，有佛教就有禅定，即有禅学。在南朝慧皎所作《高僧传》的《习禅篇》部分中，对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等，都有当时著名的习禅者为其立传。在达摩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禅学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形成了以鸠摩罗什、道安、佛驮跋陀罗为代表的几个主要的派别。
鸠摩罗什（343—413年），简称罗什。他的父亲从天竺移居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被龟兹国王请为国师，并把妹妹嫁给他，生下了罗什。罗什7岁出家，385年入姑藏（凉州治所，今甘肃武威），在那里，罗什居住了十六年，熟悉了汉地文化。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年），秦王姚兴派使者将罗什迎至长安，尊为国师。当时跟随罗什学习佛法的有三千多人，一些著名的被称为“什门八俊”“什门四圣”“什门十哲”。
现存罗什主持翻译的佛经和著述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有《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无量寿经》《首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禅法要解》《坐禅三昧经》《禅秘要法经》《思惟要略法》等，对中国禅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什说：“佛弟子中有两种人：一者多好一心求禅定，是人有漏道；二者多除爱着，好实智慧，是人直趣涅槃，入暖法中。”他认为：“当学求诸法实相，不有常不无常，非净非不净。”沉溺于禅定，执著于常，或执著于无常，执著于净，或执著于不净，都是执著，都不能达到涅槃的境界。
另外，罗什在所译的《禅法要解》中提出的“四依凭禅法”，也是后来中国禅宗所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宗旨的重要根据。“四依”即依深义不依于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识；依法不依人。四依强调了对义理领悟和开启智慧的重要，突出了修行者的主体精神和自觉精神。
属于鸠摩罗什一系的还有僧睿、僧肇等。
罗什对僧肇非常赏识，谦称自己的见解跟僧肇不相上下，但在文辞方面，还是要向僧肇学习。他称僧肇为“秦人解空第一人”。僧肇的思想体系，是围绕着般若“空”的观念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承认现象的存在，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的，并不矛盾。他举例说：“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意思是说，因为幻觉而生成了人像，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他是幻化的，是不真实的。他认为，正确的说法是，物是“非有”和“非无”的统一。
在《物不迁论》中，僧肇认为，世界看起来是运动的，而实际是静止的，时间似乎在消逝，实质上却是停留的。他认为，动是假象，而静才是本质，事物只是各自停留在一定的阶段，没有发展、延续和变动。在《宝藏论》中，僧肇举例说，“故经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是后来禅宗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