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克林顿聚焦非洲
当有人问比尔·克林顿离任后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消除非洲国家的艾滋病，他曾对《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说：“因为这样能使我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1
一直与克林顿一起工作的许多医生都承认，克林顿在消除艾滋病的这场战役中表现很好，但他们都认为他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重要，并且绝对逊色于他的下属爱拉·迈格辛纳。理查德·费舍姆赞扬克林顿压低药品的价格，使那些需要的患者得到了药物。“他与选定的药品制造商达成的特殊协议已经对第一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价格下降的幅度很明显，从每个病人每年15000至20000美元下降到140美元左右。
费舍姆还说，克林顿总是过于相信药品价格的降低归功于他的克林顿基金会所做的谈判，实际上，同样甚至更多地归功于全球基金强大的购买力，“因此，我们的钱和他的谈判完成了这个三角关系”。费舍姆称，全球基金和乔治·沃克·布什的总统救助艾滋病应急计划，* “正在为非洲百分之八十艾滋病患者的治疗鸣锣开道。” 3
费舍姆补充道，尽管如此，克林顿的谈判小组“依然是促成药品价格下降的功臣，他们不仅和药品生产商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谈判，而且还密切关注成药的重要成分，与药品成分供应商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从而使药品价格降得更低，降得更快。如果没有克林顿的谈判，我不能肯定药品价格是否会降这么多，但我确信它不会降得这么快。” 4
世界卫生组织的凯文·德考克认为克林顿所产生的影响“虽有实际作用，但影响力有限……他们表现不错，很认真地来做，但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不大，而是被人为放大了。” 5
一些身在非洲的医生希望克林顿总统不要过度使用“我”一词，他们从不怀疑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每当他似乎想披上超人的披风，想把自己看做是每次救援行动的大英雄时，他们就有点退缩了。6并且，这些医生在对克林顿和他的基金会以及他的全球倡议（CGI）表示钦佩的同时，一致认为克林顿演讲稿中的“我”一词，应该改为“爱拉·迈格辛纳”。
他们称，坐在谈判桌旁协商药品价格的人并不是克林顿，而是默默无闻的实干家爱拉·迈格辛纳。桑迪·伯格认为迈格辛纳是“克林顿兑现承诺的工具”。7 “他从没有停止过工作，”梅兰妮·维微尔说，“在帮助总统做这件事时，他一直一心一意。” 8伊丽莎白·格拉泽儿童艾滋病基金会的理查德·马灵克把克林顿比做一个“动员者”，他去各个地方演讲，“也为了支持他的妻子”。马灵克非常赞赏迈格辛纳和同在克林顿基金会工作的同事们，认为他们像“信徒”一样默默地做着实事。9
然而刊登在2007年7月《名利场》杂志中的一篇关于非洲问题自我吹捧的杂文中，克林顿并不曾提起迈格辛纳。10对克林顿和迈格辛纳都非常熟悉的艾伦·索罗门特称，“迈格辛纳总是幕后英雄”。他提到克林顿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全都是克林顿和纳尔逊·曼德拉的照片，虽然迈格辛纳总是和克林顿在一起……却不常见到他的照片。” 11
有人说这就是迈格辛纳的做事风格，他从不拍照，除非被推到摄像机前。但是他们也说，如果将来克林顿在非洲的工作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应该是迈格辛纳，而非克林顿。泛大陆全球艾滋病基金会的埃里克·古斯比说，迈格辛纳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影响”，“降低药品价格是他们做的极具意义的事情，也正是由爱拉设想并努力实现的。”
古斯比说，“在药物谈判的前线，一直是迈格辛纳在工作，是爱拉提出策略，并参与到与那些专利药品公司和非专利药品公司所有的谈判中来，……他试图利用市场的驱动力来促使药物价格下降。迈格辛纳很有头脑，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要降低药物价格就需要在每一个国家营造具有竞争力的市场，打入非专利药品。他的策略在于不指定某一家非专利药品公司生产，而是指定至少两家，甚至四家公司来生产……这样他们就能在价格上保持优势，这些都是在克林顿基金会离开谈判很久以后完成的。而它的意义在于，使那些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的国家的患者也能用到这些药品。” 12
克林顿和迈格辛纳的性格截然相反。2005年夏季，克里斯·斯塔摩斯曾陪同前总统克林顿在非洲八国进行为期十天的考察。他这样描绘克林顿：“极其优雅，非常亲切。”斯塔摩斯还说迈格辛纳从不花心思去考虑他是否亲切，“他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处理工作”。他还说如果有人问他最担心谁的健康问题，那一定是迈格辛纳，“他总是在飞机上，飞往各地去谈判。” 13
一名熟悉迈格辛纳的记者说，迈格辛纳是少数能更正克林顿错误的人之一，并且他还被克林顿认为是唯一的“实干家”。她这样描述他：“他是一个真正有社会公德心的人，不过也有点古怪，脾气不好，易发怒……他只有被问到，才会讲话。但是，一旦你和他交战，你会发现他有着惊人的智慧。” 14
如果按艾滋病患者占人口的比例来划分，莱索托则是世界上受艾滋病影响严重程度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国家，因为在这里几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感染了艾滋病。莱索托波士顿健康联盟的主任比尔·毕克奈尔每年有四五个月待在这里。卫生部部长对比尔·毕克奈尔说，他听说克林顿正在非洲开展工作，不知道能否在莱索托采取措施使艾滋病药品价格下降。于是，毕克奈尔打电话给克林顿在纽约的办公室，甚至试着打到阿肯色州的办公室，都没有回应。之后却发现迈格辛纳在马萨诸塞州昆西一个低收入区的小公寓里实施克林顿的艾滋病防御计划，而毕克奈尔每天都经过马萨诸塞州却从来没有留意。三周后，卫生部长与克林顿基金会签署了协议。15
然而，如果没有了克林顿，迈格辛纳又会怎么样呢？正因为有克林顿，迈格辛纳才能从事卫生部门的工作。“克林顿在抗击艾滋病工作中做了很大的贡献，”埃里克·古斯比说，“事实上，是很重要的贡献。他与国家领导人相互交流，使之参与克林顿基金会的活动，并使艾滋病患者在一开始就受到关注和保护。” 16
在美国之外，克林顿的道义权威令人印象深刻。他无限的人格魅力就是一种驱动力，比如，他成功说服南非政府领导人相信艾滋病的病毒特性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对艾滋病的效用，这可不是简单的推销。2006年8月，在多伦多举行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加拿大卫生部长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提出“常食甜菜根、柠檬、大蒜和非洲土豆这样的食物是治疗艾滋病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17
克林顿前往会见了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古斯比说：“克林顿总统与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的会晤，增强了我们与南非卫生部合作的能力。” 姆贝基总统早在1994年到美国进行第一次国家访问时，就曾给予克林顿“一定程度的信任”，克林顿特设国宴款待了他。“我们得到了总统的首肯。” 因此，埃里克·古斯比及其随同人员前往南非，耗时长达三个月，与南非卫生部联合制定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应用计划。18
克林顿在非洲的影响力是无可否认的。当爱拉·迈格辛纳走进一个房间，没有人会在意，但当克林顿走进房间，则会引起每个人的关注。当克林顿在非洲时，克里斯·斯塔摩斯曾听过他发表的“十至十五次发言，每一次我都被感动得落泪，有时是热泪盈眶，我觉得仿佛置身于浸信会一样。”
斯塔摩斯回忆说，当他们来到一个国家，“街头挤满了蜂拥而至的人们，他们高声呐喊：‘我们爱你，比尔·克林顿。’”斯塔摩斯说，这位前总统几乎要让特工人员发疯，因为他会“让车队停下，自己下车走向人群，与他们握手，拥抱，合影，签名，好像他要参加那个国家的总统竞选一样。”
斯塔摩斯比克林顿小几十岁，他曾连续多晚陪同克林顿乘坐黎巴嫩副总理和企业家伊萨姆·法雷斯的波音727，密切观察了克林顿的行为，斯塔摩斯对他的旺盛精力感到吃惊。“比方说，我们乘飞机从莱索托到南非，途中我们一直交谈，着陆后，他可能会小憩五分钟……他每晚只睡三个小时，在余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在讨论……下了飞机后，他走到麦克风前，便开始他惊人的演说。”斯塔摩斯说，他从不带手稿，所有的演说都是即兴式的，每次演说都与之前的不同。斯塔摩斯还回忆了他们共同呆在酒店的情形，“我们每到达一个国家，会见该国的总统、访问几家医院、吃完饭回到酒店之后，克林顿都会邀请我们到他的房间。”他总将电视锁定在有关高尔夫锦标赛的频道，斯塔摩斯还记得曾在莫桑比克观看泰格·伍兹比赛的情形。“在他开始深奥的话题如全球健康或任职总统期间的趣闻轶事之前，都会谈到高尔夫球。”斯塔摩斯说，那次行程结束后，他用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来调整和恢复自己的状态。19
比尔·克林顿与纳尔逊·曼德拉的交情很深，2005年曼德拉的儿子死于艾滋病，尽管这不能看做是克林顿在非洲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键因素，却是我们理解他在南非工作的核心内涵。20
每年7月在曼德拉的生日来临之际，克林顿都会前去拜访。由于克里斯·斯塔摩斯是此次非洲之行的亮点，一天下午应曼德拉私下之邀，到其在约翰内斯堡的住宅进行私人访问。斯塔摩斯坐在曼德拉的起居室，看着这两位前总统，心中充满了敬畏，“他们感情甚深……相互拥抱。我敢说曼德拉很喜欢克林顿。”
斯塔摩斯是这样描述曼德拉的：“虽然疲倦但仍然精神矍铄。他一踏进屋子，就像走来一个长颈鹿一样……并不是因为他的个子高，而是因为他优雅的风度，有点超凡脱俗。你能感觉到他那种高贵气质……他的道德威望犹在，丝毫不曾动摇……但是，他变老了。” 21
这两位前总统都在为他们在任职时没能做的更多表示遗憾。理查德·费舍姆称曼德拉喊出了“或许是全球HIV/AIDS的斗争中最值得尊敬、最真诚的声音……而当克林顿和曼德拉联合之后……所产生的号召力更是不可抵挡。” 22
斯塔摩斯听到了克林顿和纳尔逊·曼德拉的谈话，谈话内容主要围绕着“非洲真正需要的是成功”这样的主题。斯塔摩斯离开时认为，不久之后卢旺达的艾滋病防治会取得成功。“这就是我为什么有兴趣投资卢旺达的原因。”他希望能同在此已有投资的苏格兰慈善家汤姆·亨特进行合作。23
克林顿对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爱尔兰总理曾令其政府为莱索托出资1300万美元。24在印度的一家儿童医院，克林顿宣布他已经制定了一份3500万美元的协议。该协议由法国牵头，包括巴西、英国、挪威、智利等多国集团共同签订，这将使儿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价格减半——降至每个儿童每年60美元。25
尤其在过去的几年中，克林顿在这方面颇有建树。2006年，在一些非洲国家，在所有接受治疗的儿童中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仅占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26凯文·德考克说，克林顿涉入这个“缺口”，“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作用……他们试图寻找缝隙市场并且找到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是一个可见且值得关注的领域，它并不庞大，但是却是一个能让我们声张权力做出贡献的领域。” 27
理查德·马灵克对克林顿将重心转移至关注小儿艾滋病表示赞赏，他也表示很乐意同克林顿的同僚一起工作。然而，马灵克说他们只是“处理事情的皮毛”。 他对此表示失望，并想告诉克林顿总统那些他还不曾说过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机构、护士和药剂师。”马灵克还说，克林顿基金会尚没有筹足资金来完成上述目标——但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总能使他离实现目标更接近。28
克林顿会坚持消除艾滋病的工作吗？一些在非洲工作的医生担心他会对此失去兴趣，找一些更为煽情，更容易解决的问题来激发他的想象力——成为头条新闻。
理查德·马灵克早期说过，克林顿坚持他的诺言，不分散精力于“许多不同的国家”。但是马灵克觉察到了他一丝的懈怠并对此表示担心。“近来，我认为他们回来后，似乎总是在他们认为可以公布于众之时才对外宣布。”马灵克说艾滋病防治进行中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和卢旺达。“有了这四个国家，我们说，‘就够了’……我们是这里的志愿者，为了志愿的实现，我们需要做出承诺，我们需要将精力长期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并非是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国家，我们也不做无法兑现的承诺，这不是未来几年我们能够解决的，或许我们有生之年都未必……他赞同，爱拉赞同，每个人都赞同。” 29
但是克林顿却无法自持，他的基金会现在已经在25个国家建立，因此，凯文·德考克担心过多基金会的建立会使之捉襟见肘。30除了非洲，克林顿已将范围扩大至中国、印度和柬埔寨。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克里斯·斯塔摩斯和他的家人成了克林顿基金会在柬埔寨的捐赠人。爱拉·迈格辛纳来到斯塔摩斯办公室将此想法告诉了斯塔摩斯，引起了他的兴趣，由于正在展开的普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工作还很不足……因而，为期三年，每年50万美元的资助，使我们能够成为在柬埔寨的捐赠人，让这里的孩子和成人尽快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斯塔摩斯对这项结果很满意“我在柬埔寨有一所医院……已救治了70000名孩童，花费了80万美元培训出1000名医生和护士。我想，以这个价钱在纽约的医院可能连两个星期都支撑不了。” 31
克林顿访华时，公开拥抱了一位带有艾滋病毒阳性抗体患者后，着实激励了中国人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对感染者的数目回避不谈，毫无疑问，这个数字会很大，预计有65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近百分之八十的带有艾滋病毒阳性抗体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32
比尔·毕克奈尔并不赞同克林顿重新将重点放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相对强劲的经济实体。“是的，他们出现了问题，但是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完全能依靠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毕克奈尔希望克林顿协助斯威士兰、莱索托和赞比亚这些“经济薄弱的国家……这种道义上的资金援助不考虑一个国家的收入和经济实力，因此，像莱索托……这样的国家不应受到歧视。” 33理查德·马灵克表示赞同并希望克林顿继续关注非洲。“把精力集中于那些有艾滋病问题的未来经济强国不太公正合理” 34
埃里克·古斯比、凯文·德考克和理查德·费舍姆都说过，关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艾滋病患者也至关重要。德考克说：“虽然印度和中国的感染率不高，但是不高的感染率在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中可能达到更多的数量。” 35费舍姆称仅仅抓着非洲不放是“错误的”，“HIV/AIDS不是一个非洲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如今，世界上艾滋病患者（绝对数字）最多、且迅速增长的国家是印度，而不是非洲。他称印度、中国和俄罗斯是“三颗定时炸弹，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的战役中打了败仗，我们将失去整个世界。” 36
理查德·马灵克解释说，他不同于那些敬畏比尔·克林顿的人。“我并不想待在他的身边，虽然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不必倾心于他。”
在克林顿在哈莱姆为志愿者举办的答谢会上，马灵克将克林顿引荐给了他的妻子，她曾在1992年邀请比尔·克林顿参加“阿森尼奥·霍尔访谈”。克林顿那时是一名总统候选人，他戴着太阳镜，用萨克斯管演奏了一段名为《心碎旅馆》的音乐。马灵克说：“克林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克林顿并未忽视这位丈夫。“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指出了马灵克都为哪些国家工作，然后说：“对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接着，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位妻子并开始回忆：“他们谈的很开心”，非常的开心，以至于“我让他移步离她远一些时，他还在大笑。” 37
埃里克·古斯比说“我希望克林顿能够专注于此，关注他的基金会，并且支持它……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职责就是为病人解除病痛，因此，当我看他将注意力转向另一项活动时，我感到很气愤，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在不断地筹款……数十亿美元用于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 38
凯文·德考克担心克林顿可能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此项工作中，他那不安分的大脑又在搜寻着其他目标。他列举的证据是克林顿“涉足太多的事情。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得到号召力……他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号召力。” 39
人人都说，能够让克林顿全身心投入的国家是卢旺达。因为克林顿曾表示，在他任职期间最大的遗憾就是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不作为”。40
克林顿第三次来访卢旺达时，克里斯·斯塔摩斯陪同克林顿参观了卢旺达基加利种族大屠杀纪念馆。“我知道我在流泪……总统肯定是被他眼前之所见触动，离开那里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在医院，当地的记者问道：“我们都知道你正致力于消除世界各地的艾滋病，但是您是否会对发生在您任职期间的卢旺达事件给予特别的偿还呢？”
克林顿回答说：“卢旺达事件不但是发生在我的任职期，而且是因我发生的，由我造成的……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
克林顿和他的随从人员随后去访问了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并向他致以歉意。
斯塔摩斯是卢旺达总统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说：“卡加梅热爱克林顿总统，他多么希望历史能重写……联合国和法国常常指责卡加梅总统的想法……他经常说……他喜欢克林顿，他认为……克林顿善于倾听卢旺达民声，不像一些非政府组织，来到这里只告诉人们要做什么，或者是说‘这就是我们将尽力为你们的国家去做的。’克林顿是德高望重的。” 41
“他是真的对卢旺达感到愧疚，”理查德·马灵克说，“当我们这个志愿小组开始启动时，他就告诉我，他希望首先宣布与卢旺达政府合作。”42 克林顿对卡加梅说：“爱拉和我来帮助你。你需要什么？要我们如何帮助你？”卡加梅回答说：“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我们已经饱尝了辛酸。外国人将登机离开，只留下我们来承担后果。” 43
历史学家在解析克林顿总统职位时曾记录了其在两任期内犯下的过失，虽然克林顿在非洲的工作能够提升他目前的形象，但是却无法弥补他在职期间留下的过失。2005年10月比尔和希拉里来到位于纽约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故居，使他想到他也可以获得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罗斯福协会（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Institute）的四大自由奖（Four Freedom Awards）之一。此奖项汤姆·基恩曾获得过，全球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宗教学教授康奈尔·维斯特也获得过。44
“坦率地讲，”汤姆·基恩说，“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相当不错，维斯特是传道者，因而言语尤为明晰……布罗考也很了不起。”但是，基恩接着说，克林顿站起身来，抢尽了风头。他“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45
一边浅尝美酒奶酪，这位前总统一边与史学家、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罗斯福协会董事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聊天，布林克利提到，三周后即将举行的霍夫斯特拉会议，将专门讨论和评价克林顿总统，布林克利在这方面是颇有天赋的学者。“很显然在那时，他的思想并没有集中在这里……对他来说，这只是他……异常繁忙日程中的一天，所以，我认为他在看这期节目时会说‘哎呀，哎呀，我怎么会到那里去？’” 46
克林顿一直忙于他一个月前的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第一次大会，但其实在他心里一直在考虑的是希望把这场即将到来的会议命名为“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希望中的‘新民主党派’”。克林顿认为他的公共场合集会所创下的记录代表了他执政最辉煌的时期，这些记录在近些年已经被看做是美国总统在任期内一项巨大的政绩。
为期三天的会议（从2005年11月10日至12日）在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长岛文学院组成了50人的专题讨论小组，涉及到总统任职具体的国内和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克林顿在第一天发了言。
霍夫斯特拉的声望显然不及哈佛或阿斯彭，但霍夫斯特拉会议自从1982年举行的第一次会议评价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也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自克林顿卸任以来，已经连续五年召开了会议。）克林顿在任期的最后三年里，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和弹劾问题让他心烦意乱，无心过问国民经济，但克林顿知道他不能让与会者对这种日益普遍的看法得出定论。
埃里克·施默兹是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他已先后负责主持了四场会议，第一场是艾森豪威尔的，克林顿的会议也由他负责。从采集文献开始，三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克林顿的项目。47他和他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同事们讨论，与克林顿的员工组进行了磋商，以确定专题讨论小组的事宜。美国的外交政策智囊卡洛琳·艾森伯格教授曾参与过卡特、里根、布什的会议策划，他认为霍夫斯特拉的工作小组与克林顿总统的人接触的过于密切。“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控制最严格的会议。”
来自左翼的艾森伯格——克林顿的员工组和负责大学会议的霍夫斯特拉文化中心之间的联络人，是一个克林顿批评家，认为他太过于骑墙。她抱怨说，员工组关于专题讨论小组成员组成的建议“并没有受到真正欢迎……我们期望的是一场严谨的学术会议……但事实并非我们所愿”。她指责了霍夫斯特拉和克林顿基金会的代表，尤其是后者。
艾森伯格说，在过去的一两周，克林顿和他的成员们极度关注该会议，却不喜欢他们的眼前所见。48这样说，他们并不会感到羞愧难当。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当克林顿的团队“向你走来”，“就像约翰斯敦的洪水一样”。49艾森伯格称，克林顿的团队在最后一分钟提交了“一份他们希望邀请与会的人员名单……随之，方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举例说，比如他们将中间派民主党领袖委员会负责人布鲁斯·里德列入名单，因为克林顿和戈尔都来自这个中间派民主党领袖委员会。阿尔·弗罗姆是此中间派民主领导委员会的创建人，他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所有的座谈会都挤满了克林顿的人……我曾与（克林顿）基金会的人交谈，他们说，他们对如何说服了霍夫斯特拉官员们接受他们最后一分钟的要求感到非常惊讶。” 50
埃里克·施默兹强烈反对说，霍夫斯特拉是因受到了威胁。然后，他介绍了相当多的关于这件事的始末原由。克林顿的员工告诉施默兹“总统将（会议方案）拿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能记下整个方案和所有的议题……和与会者名单”。也就是从那时起，施默兹开始接到电话。“我们为这种……这样的座谈小组……感到不安……总统认为这样会失去平衡。”
施默兹称他回答说：“对不起。请你告诉总统先生，我们认为这样很好……关于这个座谈小组，我们考虑再三，他可能不喜欢那个人，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必须留在小组里。” 另一方面，施默兹补充道：“偶尔，我们会接受他们的建议，将某个人列入小组名单，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有道理；我们也曾忽略过某个重要人物。”施默兹坚持认为，我们“极少采纳克林顿的请求”，“除非我们确信它能更好地……保持平衡”。他还坚持说，克林顿曾不止一次要求他将某个人的名字从小组名单中除掉。51
纳塔利·达特罗夫是霍夫斯特拉文化中心的执行主任，曾出席过霍夫斯特拉历年的总统会议，断然说：“我们没有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就像过去一样。” 52
华盛顿前共和党参议员斯莱德·戈顿，为弹劾座谈小组一员——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是否宣告克林顿无罪——他说整个座谈小组非常偏袒克林顿。总的来看，他抱怨说：“我或许只是整个方案中仅有的三名共和党人中的一员。”戈顿称这次会议是克林顿同僚的“团聚”；有趣的是，伊莱恩·卡玛克也用了同样的词语来描述她在座谈小组的所见所闻：“简直太好了，就像是团聚一样。” 53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霍夫斯特拉会议在于“着眼于全方位提升历任总统”，“因为总统领导下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要出席。”然而，霍夫斯特拉前教授布林克利似乎为这一次的会议感到忧虑，他担心迫于压力，克林顿成员要求查看会议文献——这样就离圆满完工太远。“所有文献中，有五分之四关于克林顿总统的文献，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我们一篇持反对态度的文献都没有，那它就是比尔·克林顿的赞颂会了。” 54
当克林顿得知议程表中安排了两个探讨他被弹劾的座谈小组时，非常恼火。纳塔利·达特罗夫说：“我们事先通知他，会有探讨弹劾的座谈小组，他们对此表示理解。我们告诉了他们那些学者的名字，并给了他们打印出的名单” 55尽管如此，布林克利说，“霍夫斯特拉开始受到压力，被要求取缔这两个讨论弹劾的座谈小组。”布林克利能够确定，压力“直接来源于克林顿阵营”。克林顿的同僚建议“剔除”弹劾座谈组，由白宫法律顾问兰尼·戴维斯为代表的议会取而代之。“不能用你的律师取代学者”，布林克利说，“在我看来，这样做很幼稚。” 56（起初，戴维斯同意为这本书接受采访，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霍夫斯特拉大学欧洲现代史教授，斯坦尼斯劳·普格里斯将克林顿的做法描述为“企图谋划一场政变”。57
布林克利准备上阵了。“我想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没有粉饰……当他们施压要求取缔座谈小组，而让兰尼·戴维斯谈论弹劾时，我不得不捍卫这场学术交流会。”布林克利说，从学术的权威角度而言，绝不允许他们那样做。“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取消弹劾座谈小组。“我们宁愿他不出席，也不愿取消这些治学严谨、钻研于弹劾问题的学术教授。”
布林克利强调他并非“反克林顿人士，也不是保守党派，但我认为你无法掩盖他向美国人民撒谎的事实，因而给了他的对手巨大机会来破坏他第二任期的进程。倘若不涉及肯·斯塔尔、莫妮卡·莱温斯基及弹劾，你如何讨论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 58
对克林顿的另一个不满是，在会议期间他总是匆匆到来，匆匆离去，没有给学生留时间。卡洛琳·艾森伯格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与会期间，她教过一学期的克林顿外交政策课，她还组织了一场学生辩论会，策划了一个方案，她说，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然而，克林顿政府的人从没有露过面，更别说总统本人了。“真令我们感到悲哀。” 59
一些总统在他们的执政表现接受评估时通常会会见学生，有的总统甚至亲自参加一些座谈小组——吉米·卡特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都曾经携妻子会见过学生，他们的出席让人感到真切、优雅、平易近人。克林顿结束了纽约皮埃尔酒店的演说——他为此得到的报酬是25万美元，然后乘坐直升机来到了长岛校园，接着，数小时后，他又乘直升机来到肯尼迪国际机场，踏上私人飞机前往捷克共和国。
艾森伯格抱怨道，他没有给予学生们“接近他的机会，简直太荒谬了”，她补充道：“他没有兴趣，不愿花费时间呆在我们的群体，实际上我们尊敬他。只是他不在乎，对相互交流不感兴趣。” 60
希拉里·克林顿也被邀请，但她没有出席，切尔西也没有出席，尽管总统的子女曾参加过历次会议。
约八百人购买了午餐招待会的入场券，克林顿的演说之前，由克林顿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作了定调的发言。待甜品和咖啡送上时，克林顿才姗姗到来，纳塔利·达特罗夫描述说，他一进来，整个会堂立即“雀跃起来”。他走到隔壁房间里会见来宾、会议的基层支持者和对会议的召开和组织发挥了作用的人，并与他们合影，“人群蜂拥而至。” 61
斯坦尼斯劳·普格里斯曾担任策展人，他也是队伍中迎接克林顿的一员。他本来不想给克林顿添麻烦，他说——“我被克林顿的魅力折服了”——但他是长岛呼吁人权教员小组的一员。该小组的成员起草了一封信，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和参议员克林顿都站出来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因此，由我站在队列中，希望能将信交给总统先生”。
随着队列的移动，普格里斯一直在观察着克林顿。“他对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微笑，握手，拍照。我向他问好并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与他握手、官方摄影记者拍照，我从夹克衫的胸前口袋里拿出一封信交给他，并说，‘总统先生，我代表我的部分同事把这封信交给你，’他的态度立即变了，什么也没说，但笑容不见了，他默默地将信交给了随从的特工人员……他们把我送了出去。”当普格里斯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回头看克林顿，“他立即恢复到公开场合的面貌，微笑着说‘嗨！你好吗？’”
学生们流露出巨大热情的原因显然与克林顿摇滚明星的头衔和他所倡导自由主义的思想密不可分。普格里斯说：“他们（学生）对克林顿非凡的领导能力颇感兴趣并为此折服。可是如果你让他们列举克林顿政府的五个具体政策，我不敢肯定他们能对答如流。”他评价那场会议是“支持者的聚会”，“很多人都是来自行政机构”，“敢于批评的人寥寥无几”。62
克林顿并没有回复那封信。63
大学篮球馆里，人山人海，将近五千人拥挤在一起等待着克林顿的演讲，所有的人都充满期待和崇拜之情。学生们“站在他们的椅子上”，达特罗夫如此描述，“伸出手想尽力接触到他们的偶像”。64
克林顿的一个助手走到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身边，引他去见前总统。克林顿在那天的《新闻日报》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引用了布林克利的话：“我认为无法掩盖，而人们却视而不见的就是他的弹劾问题。”布林克利将这称做“克林顿遗产中的‘巨大的污点’……有些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被弹劾的话，比尔·克林顿将作为一位伟大的总统而名垂青史。问题是，弹劾确实发生了。” 65
“克林顿用手臂搂着自己的肩膀，”布林克利回忆说，“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今天我将真心地称赞你，同时将挑战你。说这些话的原因只是想让你提前知道我将会说什么。” 66
由他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介绍过后，克林顿开始演讲，没有笔记的演讲——尽管他已经将一些重点句写在了信笺簿上，演讲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克林顿精彩的台上表演让校长斯图尔特·拉比诺维茨如此评价：“克林顿完全掌控了观众，不论爱他的还是讨厌他的人，在这里都完全地喜欢上了他。” 67
当克林顿说到弹劾方面问题的时候，布林克利说，“他称赞我是他最敬仰的历史学家之一”，接着就是挑战，“但是我不认为弹劾案是我任期内的污点。”他接着声称“弹劾案应该被看做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因为他打击了那些右翼分子的阴谋。如果他没有挑战并击败他们，那将是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一次恐怖打击。”他还将弹劾案称做“一次臭名昭著的对宪法和法律的滥用和这个国家不光辉的一段历史。而我站起来回击了他们，我理应得到褒奖。”他也否认因为莱温斯基事件，他在总统职位上没有尽职尽责。为此他还列出了在弹劾案审判期间他完成的事情。
他的演讲可能赢得了学生们的交口称赞，可是没有说服我们的布林克利先生，他依然坚持认为：“克林顿之所以没有步入像林肯、华盛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这些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列的原因就是他的弹劾丑闻……不管发生了什么，此次丑闻都将是挥之不去的事实，就像是抹不掉的红字，在他的胸前会有一个弹劾案的第一个字母——巨大的‘I’那样，人们将记得发生过的所有关于他的弹劾案的事情，这也是他政治遗产的一部分。”
“如果那次的演讲反映出克林顿的内心的话”，布林克利说，那么就揭示了“他仍然深受伤害”，“弹劾案时不时地露出它狰狞的面目，而他不得不将它打回原处。”为此，他身心俱疲。克林顿记得布林克利说过：“如果他想重新树立他的光辉形象，他将不得不设法让人们相信弹劾案其实是一枚荣誉勋章。”
在总统的资深顾问大卫·葛根的陪同下，布林克利离开了体育馆。他回忆说，这位葛根先生失望地摇着头说，克林顿像是“一个二手车推销员试图让你相信弹劾案其实是一枚勋章。”布林克利深表同感，“我们又不是傻瓜，人们怎么可能在听完演讲之后立即改变想法，去认为‘天啊，原来弹劾真的是一项荣誉’。” 68
当观众将这次的演讲推崇到和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一样的高度时，那些熟知克林顿的人却认为这并不是他杰出的表演之一。“当涉及到弹劾案问题的时候”，里昂·帕内塔说道，“他挖空心思去美化它，可是很显然，他所做的只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已。” 69
伊莱恩·卡玛克称这次演讲“非常的古怪，特别是他对自己曾经行为的歪曲辩护。”她觉得克林顿和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的争论“有点尴尬，他甚至都不应该去尝试和他讨论。” 70
一位十分了解克林顿的女士形容这次演讲是“克林顿极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光辉形象，想以此掩盖他第二任期的不良影响和犯下的大错。这样的心理促成了现在的克林顿，完全侵蚀了他，也使他变得暴躁不安。在霍夫斯特拉的这场演讲确实能够揭露出他正在试图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他不愿意承认由于他的缘故阿尔·戈尔在2000年大选中失败。”她认为克林顿在卸任后的这一时期很复杂，“因为有时候他试图在辩解：‘即使犯了那些错误我依然很伟大。’” 71
这次演讲，对于“真正的信任者”来说，是“典型的克林顿式的演讲，引人入胜，充满智慧，偶尔对事实进行调侃”，斯莱德·戈顿接着说道“当他谈到弹劾案的时候，他说了一点：‘我了解在座的某些人既会投有罪的票，又会投无罪的票，我从没有想明白是为什么，也真的想知道’……所以我坐在观众的后面自言自语‘好吧，你们要做的只是来我的被告席说出你们想问的问题，我会给出答案的。’但是晚上，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早已离开了。”（戈顿和另外十个参议员对克林顿被起诉作伪证罪都投了反对票，而对于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都投了赞同票。他在2000年的时候没有成功连任参议员）。72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一位资深作家迈克尔·巴龙认为，克林顿的态度背后其实是在说“你知道吗？他们可以抛弃任何一位总统，可是我太优秀了，他们是不会抛弃我的。如果有任何一位总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肯定是被轰下去了。” 73
卡洛琳·艾森伯格坚决不赞同那些人将克林顿的私生活放在显微镜下的做法，但是她认为克林顿的演讲蛮横无理，面对来自大学的观众，演讲的内容却像是出现在政治演讲台上的。“我认为很像是样板文件。” 74
在观众们已经向前拥挤的时候，西装革履的克林顿获得了人道主义荣誉学位。“演讲完毕”，埃里克·施默兹回忆说，“我们冲上前去，授予了他荣誉学位，然后被要求立即离开。” 75（通常会要求穿着礼袍拍照，但这次没有。）76
斯图尔特·拉比诺维茨回忆道，演讲结束之后人们冲上去的情景令他感到吃惊……像是一场竞选活动，因为所有人都伸出手想碰到他，和他握手……他看上去很享受这一切。和往常的风格一样，他挣脱开了特工人员和我们保护他的人，走进人群中和他们握手，为他们签名。
国会对霍夫斯特拉会议的关心和比尔·克林顿的亲笔感谢信及致谢电话让拉比诺维茨异常开心。他已经告知希拉里·克林顿留意2021年的日程表，如果可能的话，那时将在国会评价她两届总统任期的表现，拉比诺维茨作为克林顿家族的家庭议员，与希拉里私交甚好。“我每年去华盛顿两次，老实说是去寻求我们学校的项目资金。克林顿参议员在很多方面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77
更为世俗的是，霍夫斯特拉的职员们可能在想“比尔·克林顿在霍夫斯特拉受到的热情款待是不是与高层官员的某些愿望相关。他们想确保希拉里·克林顿——虽然现在只是纽约州参议员——继续关注霍夫斯特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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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ichard Feachem， Interview with author， November 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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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ric Goosby，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11， 2006.
19. Chris Stamos， Interview with author， November 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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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hris Stamos， Interview with author， November 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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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Kevin De Cock，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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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Kevin De Cock，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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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ill Bicknell，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2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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