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郑和下西洋，是传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意义比丝绸之路更为深远”，这些都是来自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文明的传播，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今天我们更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着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在不断弘扬郑和下西洋时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郑和下西洋，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郑和航海的过程，也是中国海洋意识逐渐启蒙的过程。
（一）中国海洋文化的开始
早在唐汉时期，中国的海洋文化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我国古代人民富有勤劳勇敢的精神，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早期的海洋文化。
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时，从这条路线上的大夏（今阿富汗）看到了蜀布、筇竹杖，而且还了解到了经由海上可以从我国前往印度。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汉武帝就开始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经过中南半岛到达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这样就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之路，这也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自从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与阿拉伯军队的作战中失败以后，陆路丝绸之路就被阻断了，因此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势在必行。此时的唐朝政府开始逐渐将贸易重心转向了海外。到了南宋时期，政府非常重视海外贸易所带来的税收。这时的对外政策是鼓励私人贸易商出海进行贸易往来。到了元代，海外贸易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是非常繁盛的。而这也说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二）海洋文化的发展
郑和七下西洋掌握了很多和海洋有关的科学技术，并为以后的航海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推动了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拥有成熟的航海技术，在海上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利用自己掌握的航海知识及在航海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来解决问题，这些都是郑和在航海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每次出航前，郑和都要根据季风的日期来决定航海的时间。此外，郑和还使用科学的方法测定船位。郑和船队一般采用测深定位、对景定位和天文定位这三种测定船位的方法。总之，郑和的航海活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海洋文化开始发展起来。在之后的几百年中，中国的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海洋文化也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受山多田少等地理条件的影响，人们就以捕鱼和海外贸易为生，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化。在明朝实行海禁期间，仍然有许多商人不顾危险出海进行海外贸易。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三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却因为风向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万历四十年（1612年），根据明朝兵部的统计，当时前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大概有上万人。正是东南沿海人民的这种远洋精神使得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开放海外贸易的措施，在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的部分地方解除了海上禁令，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人在缴纳一定的税后可以到海外进行贸易。当时东亚海域的商贸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商船来到海外时，他们凭借机敏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贸易经验立于不败之地。海外各国商人都对中国沿海的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肯定了他们到海外进行贸易的能力，如西班牙的商贸船贸易就离不开中国商人的货物。他们还经常把中国的载货船称为“中国船”；在南美，他们还把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道路命名为“中国路”。
中国的商贸往来使得世界各国的钱财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成了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中这样评价：“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以上这些都说明了16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不仅产生了海洋文化，而且这种海洋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当时的这种海洋文化不是农业海洋文化，而是一种可以与西方海洋文化相提并论的开放性的商业海洋文化。
（三）海洋意识、海权思想，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一个民族海洋意识的形成是与一个民族海洋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是与他当时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在实践中形成的海洋意识、海权思想分不开的。法国学者在《海外华人》一书中，记录了关于郑和劝谏皇帝保留船队的话语：“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以上记载表明了郑和拥有十分明确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思想。而且明成祖当时宣扬的对外政策“宣德化而柔远人”就是要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同时要保持同海外各国的睦邻友好、不穷兵黩武的关系。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并执行了这样的对外政策。郑和在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每次遇到问题，都会按照这种对外政策来处理，他能妥当地调解纠纷，增进两国的友谊；能够克制忍让，化干戈为玉帛；能够乐善好施，联络感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遇到爪哇的西王残杀一百七十名船员的事件时，就始终坚持了明朝的外交政策。郑和的容忍、大明王朝的宽厚博大在爪哇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第一次出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和平之旅。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一遇到争端都尽量使用和平友好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也出现过运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实例。郑和运用军事行动来解决争端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他在整个航海过程中始终坚持的都是和平、开放的外交政策。而且在所到达的国家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还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和赞赏。郑和所做的一切，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带来巨大的收益。据历史记载，在明成祖统治的二十一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之间各国的来访达到了三百一十八次之多。而且很多国家的国王还亲自率领使臣来进行访问，其中有渤尼（今文莱）、满加剌、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四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