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觉得戴笠的计划有趣而新颖，但他唯恐此举会加深国内的金融困境，于是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贝祖贻等人，征询意见。没想到，大家均认为戴笠的计划可行，但需要英美方面的技术支持，才能制造出完美的“假币”。于是，蒋介石和英美两国大使取得了联系，在得到他们对戴笠的这一计划的认可后，求得了他们的技术支持。此后，蒋介石才放心地吩咐戴笠，放手去做。
戴笠虽然想到了对付日本政府的伪钞的方法，但具体如何实施，他还没有完全计划好，不过虽然整体计划还没有完全计划好，但第一步要做什么，戴笠还是很清楚的。戴笠首先吩咐军统局的特工，搜集了所有在中国境内作战的日本军队的军用钱币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的样本，然后把这些样本寄给了身在美国的宋子文。
宋子文与美国罗斯福总统会见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展开的伪币之战，并提出了国民政府的伪币计划。罗斯福认可国民政府的伪币计划，并请人带宋子文参观了美国一家专门印刷钞票的工厂。
随后，宋子文将戴笠寄来的钱币样本和中储券的样本送到了美国那家专门印刷钞票的印刷厂，请他们分析这些钞票是否可以仿制。印刷厂老板接到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印制钞票，因此对此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工厂在仔细鉴定了这些钞票样本后，认定可以仿制。
宋子文在美国紧张忙碌地印刷伪钞时，戴笠也没闲着，他绞尽脑汁策划运用这些伪钞的方法，如何才能让这些伪钞的价值最大化。经过深思熟虑，戴笠最终确定了五种方案：
① 在日军占领区的周边地区设立商号，将这些伪造的钞票换给商人，把商人兑换的法币收回，并要求商人们在进入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后，用伪造的钞票购买物资，用这种方法回收法币和物资。
② 军统虽然是情报机构，却也有不少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深入敌腹，让游击队携带伪造的钞票，在沦陷区换取国民政府和军统局所需的物资。
③ 用军统局在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内安插的“鼹鼠”，发放伪钞，并用伪造的钞票在沦陷区内购买物资、换购法币。
④ 要求尚在沦陷区的军统成员，在沦陷区内开设商号，大量抛出伪造钱币，收取法币，并用伪造的中储券换取物资。
⑤ 遣军统成员，伪装成商贩，携带伪造钱币进入沦陷区，购买物品或到钱庄兑换法币。
戴笠制订好这五种方案后，于1943年3月，开始从重庆的中国银行，提取46包远渡重洋而来的伪造钱币，投入使用。
货币之战？货币之乱？
话说伪造的钱币远渡重洋到达重庆后，蒋介石便下令，将它们全部存放到中国银行，派人看守，严禁任何人未经他的同意，擅自使用这批伪造钞票。为了便于称呼，蒋介石将这批伪造钞票称为“特券”，因为这些伪造钞票既不是国民政府使用的法币，也不是日本人制造的伪钞票中储券，而是伪造伪钞票的“伪钞”，所以，蒋介石给了它这样一个专属名称。
自第一批特券被运到重庆后，陆陆续续又有数千万的特券从美国运到了重庆。
蒋介石和戴笠经过研究，决定将这几千万的特券，全部投放到这场货币之战中，以破坏日伪货币的价值，并从沦陷区大量购买物品。同时，还用这些特券，来收买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伪军。同时，戴笠还打算用这些特券收买伪军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协助沦陷区的军统局游击队发展。
由于这些特券的发行和使用纯属机密，蒋介石一再强调，行动时一定要保证“绝对统一，不能泄露半点机密”。为了确保特券能顺利进入沦陷区，发挥作用，蒋介石要求戴笠亲自负责此事，绝不能有半点疏漏。
在发放这些特券之前，戴笠琢磨了很久，他意识到，一旦特券开始使用，美国的供给特券的速度肯定不足以应对国内对特券的使用速度，如果不另想办法，必定会出现特券使用的空白期。为了避免特券使用的空白期出现，戴笠向蒋介石申请，同时在国内印刷特券，在蒋介石批准后，戴笠派人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家专门负责伪造日本钞票的印刷厂，昼夜不息地印刷特券，从而彻底解决了特券的供应问题。
戴笠发放特券，以河南洛阳为特券的中转站。戴笠将重庆的特券运送到洛阳，然后由军统局统计调查室主任张严佛亲自接收，然后张严佛再按照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向全国各地运送特券。
戴笠之所以选择洛阳，就是因为张严佛在洛阳。张严佛在国民政府中的资历，比戴笠还要老。张严佛在军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和毛人凤，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张严佛办事谨慎小心，从来没出过纰漏，将特券交给这样一个人，戴笠十分放心。
张严佛按照计划，将一批又一批的特券发放到沦陷区，只是他没想到，发行第一批特券时，特券的真伪，就被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辨别了出来。
特券流入沦陷区后，因为其使用者在购物、兑换时，使用的特券数量巨大，从而引起了汪伪政府的注意。汪伪76号的特务从商家那里搜集了一些“中储券”，经过对比，发现这些“中储券”的编码，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编码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些中储券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而且这些特殊编码的中储券，无论是纸张质量还是印刷的精美程度，都超过了日本政府印刷的中储券。与这些中储券相比，日本政府印刷的中储券，更像仿造的。汪伪76号将这些纸张精良、印刷精美的中储券拿到中央储备银行去做鉴定，很快，鉴定结果就出来了，这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钞票，那么，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这些中储券，又是谁印刷的呢？经过多方侦察，汪伪76号的特工认定，这批中储券是国民政府制造的伪钞。
李士群迅速将这个消息上报汪精卫，这个消息让汪精卫以及汪伪政府的众多汉奸都感觉有些错愕，他们没想到国民政府会使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中储券的发行。
为了避免沦陷区经济混乱，汪伪政府下令沦陷区的各个银行、商号，严防伪造中储券的流入，并将特券与中储券的不同之处刊登在报纸上。
以下为汪伪政府刊登在报纸上的，伪券（伪券即特券）与中储券的六点不同之处：
① 伪券正面的国父头像，右颊线条比中储券要简单、粗糙；
② 中储券钱币上的红绿色条纹是有规律地分布的，其位置和方向一致，伪券则是胡乱分布的；
③ 伪券大小要稍小于中储券，伪券中的图片也比中储券中的图片稍小；
④ 伪券上的总裁印鉴和副总裁印鉴相对中储券，显得模糊不清；
⑤ 伪券上的树木图像印刷比较模糊；
⑥ 伪券最大的特点，就是字头是D/C、D/B、B/G、D/A、V/D、K/E、T/P、D/N、B/T开头。
然而仅仅是口头上劝告百姓不使用、不收售伪钞，力度还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控制特券在沦陷区的发行，汪伪政府按照自己一贯的血腥做法，制定了一份《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条例里明确规定：凡是制造特券者，被抓捕后一律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凡是帮助国民政府收集、运送、交易特券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凡是为国民政府提供特券交易场所、制造场所者，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人数众多的普通群众，伪政府还试图用蝇头小利将他们收买，规定检举使用特券者奖励3万元，抓获贩卖特券者奖励5万元，如果举报特券制造工厂，政府则奖励10万元以上的奖金。
汪伪政府威逼利诱双管并下的做法，让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过特券的发行量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据统计，当时，在华中、华南、华北沦陷区，每1 000元中储券中就有1元特券，而截至1945年抗战结束，戴笠依然没有停止向沦陷区输送特券，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投入沦陷区的特券总金额超过亿元。
特券的发行，给日本军队和伪政府带来了诸多的麻烦，由于国民政府使用特券大肆抢购沦陷区的黄金、药品、布匹、米粮等生活物资，加剧了沦陷区通货膨胀的速度，导致日军占领区的金融市场混乱不堪。
戴笠还动用了军统局隐藏在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内的“鼹鼠”，在汪伪政府内使用特券兑换物资，这一行为让日本政府对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产生了怀疑，从而使得这三方的合作不再亲密无间，日伪内部一片混乱。
发行特券这件事，在当时属于绝密事件，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笔者只能从一些历史档案和参与者的口述实录中找到一些资料，所以了解的并不够全面，直至今日，国民政府发行特券的详情，依然有许多尘封的秘密尚未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