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认识事物不仅要把握其共性特征，还要分析其具体特点。邓小平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牢牢坚持“一般”，真心信仰、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着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精髓灵魂。同时，又强调“个别”。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根据时代发展和中国具体实际，大胆突破“一般”，突出民族特色，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新道路、达到了新境界。
一、坚持“一般”
邓小平深刻理解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一般”，尊重共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不动摇。但邓小平对“一般”的坚持，绝不死搬教条，而是在坚定信仰、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把握其精神实质。邓小平对“一般”的坚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心信仰学习
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动摇，在马克思中国化的进程中，捍卫了这个“一般”原则。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首先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学习上。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针对有些人对中国为什么搞社会主义而不搞资本主义的疑惑，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讲：“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986年9月，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邓小平又讲了一段著名的话，他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段饱含深情的话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心信仰和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16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初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发起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18岁的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不久就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后来，他回忆这段时光时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所以，邓小平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真正相信这个理论，并以此为自己的终身信仰，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曲折和坎坷从没有动摇过。甚至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学习。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谪居江西这一段时间里，每天上午劳动之余，就把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多的时间都用来抓紧读书，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为邓小平积聚了充足的精神力量和智慧能源，使他在此后的20多年里，能有足够的内在力量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立党之本、立国之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批评“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指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本领”、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在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上，也体现出邓小平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自觉运用，他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整体”和“精练”的统一。他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来理解和学习，这样才不至于被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束缚手脚，从而走向教条主义的泥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主要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一些话，当时一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虽然针对的是毛泽东本人，但也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对此，邓小平提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系的观点。所谓体系，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在的逻辑性。马克思恩格斯讲过很多话，如果孤立地看，马克思的个别论断和个别词句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失去了其合理性，但如果整体地全面地看，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就是科学，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指针。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办事，是从体系上来讲的，而不是从个别的论断上来说的。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体现在“精练”上。邓小平经常讲，学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中最基本、最精华、最有用的东西。对此，邓小平讲了三个观点：一是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本，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因此，不要以“理论家”自居，哗众取宠，更不能用大本子吓唬群众。二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体系就是骨架，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掌握体系，掌握骨架，也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联系。三是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因为哲学思想中比较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到手，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2.着眼基本原则
邓小平以“精练”的标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着眼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他从马克思主义宏大的理论体系中提炼和归纳出了对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有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作为最“一般”意义上的“硬道理”来指导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更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和全面反思，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原则是发展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物质根源。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由此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还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也说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可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的基本思想，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想一直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著作、原理和思想上，也长期存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不足，忽视生产力发展，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客观规律，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全面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矛盾当作主要矛盾，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
在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邓小平沉重地说：“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之后，他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中国的实际而言，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位，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还首先从生产力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科学概括。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科学概括，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三层意思。第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第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也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这三层意思紧密相关，而第二、第三两点，都离不开第一点。无论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还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没有极大丰富的社会物质基础，后两个方面都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邓小平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将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一要务，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从更高层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内在的根本属性和优越性，以新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这项基本原则，极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3.把握精髓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是邓小平反复讲得最多的理论观点之一。邓小平用“精髓”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贯穿马克思主义各基本原理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概括。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强调最多的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语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在颂扬河间献王刘德求实的治学态度。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首次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语进行新的解释，赋予了它马克思主义的崭新涵义。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继承和恢复了毛泽东所倡导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科学命题。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一般、最普遍的真理。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规定性。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事物之间及其内在的矛盾构成事物的普遍联系，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推动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螺旋上升和发展。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构成事物普遍本质和特殊本质的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和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因此，要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要分析事物的矛盾，在矛盾的普遍性的指导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历史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自然历史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社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过程，生产力及其体现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要推动社会发展，必须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历史环境的具体表现，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方法。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断，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邓小平指出：“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具体阐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这表明了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根本看法，在南方谈话时，他又强调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魂，这是一个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首先，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实事求是中创立的，马克思最初就把他的哲学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自称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如果没有对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的详细考察和全面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也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其次，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实事求是中发展的。我们说它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始终与时俱进，因为它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在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这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证明，尤其是为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证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可以看出，什么时候，我们党坚持依靠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我们党背离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再次，实事求是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石。1987年，邓小平在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谈话中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他经常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不仅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而且还阐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从解放思想的角度指出了如何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如何真正继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如何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要问题。他认为，要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结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并且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更加深刻地把握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更加透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强调“个别”
邓小平在坚持“一般”的前提下，尤其注重“个别”。他一直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中国化，并且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敢于突破，敢于超越，强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特色。邓小平对“个别”的强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本国实践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在作为“一般”意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具体的实践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最重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以“实践”作为出发点来理解人类社会的。他们总是以实践作为着眼点和切入点，来具体地把握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早在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就批判了脱离实践的旧哲学的认识论。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在最后一条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段著名的话最后成为了马克思的墓志铭，表达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就在于其实践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然而，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存在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书斋理论”，将之看作抽象的“真理”，单纯注重理论上的分析与解读，忽视了其真正价值和最终归宿――改造世界，也就是说要指导实践。这种和现实生活脱节、单纯以学理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最终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束之高阁的理论著作。另外一种似乎与之相反，即盲目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圣药到处乱用，这样看起来是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其实，也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尊重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活实践，最终只会导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泛滥。这两种错误认识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实践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上，建构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作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自身的正确理论，这是绝对的。但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又是科学的“认知真理”，有待于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具体化为“实践真理”，以指导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因而又是相对的。换句话说，从实践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始终坚持用“实践真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总是表现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化作各种不同具体条件下的实践理论、观点，实践方案、措施等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来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又都是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化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复教条和机械摹写。
邓小平十分注重从本国的具体实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进而指导本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实践中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因此，早在江西苏区的时候，他就坚决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尽管因此遭到严重的打击，他始终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之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倾向，邓小平始终坚持从本国的具体实践出发，主张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不断丰富和发展真理，而不是墨守成规、死搬教条。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积极地领导和支持了这个活动，他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他的晚年，为了解决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思想上的羁绊，鼓励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固有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束缚，要大胆地去闯，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对那些抱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以“经典论述”来审视和打量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人来说，是个有力的回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邓小平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创立的理论成果。
邓小平强调立足本国具体实践，走自己的路。这并不是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实践证明，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惟一的路径。只有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也才能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2.敢于突破“一般”
任何理论都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类实践的总结概括。由于实践是个动态发展、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不想落后于实际，就必须不断更新，即必须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虽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真理，但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真理，而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途径，从而不断达到新境界。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要求“老祖宗”提供解决当今建设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办法，而只能坚持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地实现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坚持与时俱进，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老祖宗”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不断前进。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继承上，更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上。邓小平从来没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上作简单的生搬硬套，也从来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而停滞不前。而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敢于跳出定式、敢于突破常规，根据时代特点和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和创新，对“一般”进行新思考和再认识。邓小平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他认为，在当代，“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而我们又“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之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
邓小平总是根据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一直依据客观现实的发展和变动，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一般”中解放出来，进行理论突破和大胆创新。主要的“突破”之处有以下几处。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突破。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等等，进而从正面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五句话，不是采取过去传统上对社会主义要素和特征的静态说明，而是在动态中说明坚持社会主义是要干什么，从功效上回答坚持社会主义要达到什么目标、结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从发展过程中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不需要市场经济，而且计划经济是主要特征，将社会主义视为是一个“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劳动产品也直接分配给社会成员，不需要社会成员之间以商品形式通过市场来交换劳动，连货币也是多余的。革命后的俄国和中国都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模式长期严重影响和束缚了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被实践证明是不适用的。邓小平果断地抛弃了社会主义不存在市场机制，只能搞计划经济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有商品和货币交换，而且还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可以有。这就突破了将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
第三，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突破。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列宁以后到斯大林，仍然一直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僵化和停滞。毛泽东曾提出过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但是最终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和教训，一直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改革开放，并且提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科学命题。为社会主义发展找到了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邓小平理论的“突破”还有很多，比如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突破、对社会主义分配体制的突破、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突破等，篇幅所限，不再详细阐述。这些涉及深层次的理论突破，都是邓小平在新的时代主题下，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正是由于这些重大突破，才使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同时，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3.突出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具有国际性，但其实现形式必然是民族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得以体现。综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发现，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如历史、民族及文化等的差异，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具体而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以及具体的路线和政策上，不同国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点。这里所讲的“民族特色”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首先，“民族特色”是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历史概念。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特征和历史传统在整体上对该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会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受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影响，并且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形成根源于中国土壤、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
其次，“民族特色”是实践的结果，也具有实践的特征。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国家制度设计、管理运行体制以及政策策略制定等，都不会有固定不变的“一般”意义上的模式，它只能来源于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得到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则，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又具有个别意义，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应根据实践来确定其方针、政策。
再次，“民族特色”内化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涵义，更突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历史的特点。因而不能以“一般”的社会主义作为教条而使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单一模式化，当然也不能用特色社会主义代替一般社会主义，用个别涵盖一般。每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就是本质要求与民族特色的有机统一，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把一般规律具体地适用本国的实际中，又要考虑自己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中国化、民族化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一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因此，邓小平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的和历史的特点。从理论起源来看，邓小平理论诞生于中国，立足于中国，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时间跨度上看，邓小平理论主要形成于20世纪后期，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从主要内容上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其核心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指导意义上看，虽然邓小平理论具有国际意义，但主要是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总的来说，邓小平理论立足中国实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都强调要面向本国的实际，如果我们不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考虑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扎不了根。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去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要立足国情，对国情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实际出发，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找到适合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邓小平突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特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体现出来。第一，经济方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第二，政治方面。在政治制度上，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根本，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采取“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践，实现祖国的统一。第三，思想文化方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为核心，以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四，对外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实行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以上这几个方面都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
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立足中国国情，高扬民族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并使其与中华民族的具体特点、优秀思想、优良传统相融合，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深深地扎根于当代中国，具有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境界，而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