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一
我今年已经67岁，半截入土，也该到了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了，因而我写下这些东西，权当讣告吧。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所以希尔普博士这么建议的时候，我也就没有推辞。我想，讲一讲自己对人生的体验，说一说自己是怎样看待当年努力和探索过的事情，对于那些奋斗中的人来说，也不无裨益。可是，在考虑了一番之后，我必须承认，这种尝试的结果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对它抱有任何完美的幻想与期望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无论我工作的一生是何等的有限与短暂，无论我其间经历过多少歧途，毕竟现在的我跟50岁、30岁或20岁时的我已全然不同，所以要清楚地讲述我一生中值得讲的东西，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当下的心境和状态会扭曲回忆的原貌，所以记忆也并非是完全可靠的。这一类的困难曾经让我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可是我最终还是觉得尝试一下比较好，因为有这么一个信念在我的心里，即，一个人完全可以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一些经验。
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一个道理，即大多数人为追逐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而花费了自己毕生的时间。随后我就发现，这种追逐看似轻松，实则残酷。可是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人们总是用伪善而漂亮的字句装扮这些毫无实质意义的东西。上天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胃，因而我们就不得不参与这种追逐。一般而言，人们的温饱能从这种追逐中获得。当然，感情丰富、思想敏锐的人不会满足于此。不满足者的第一条出路，就是宗教，每个孩子获得第一手宗教理论的渠道正是传统的教育机构。我的父母是犹太人，缺乏宗教信仰，可在十二岁之前，我的信仰之根都扎在宗教的土壤中。十二岁那年我读了一些科学书籍，是它们中止了我的宗教信仰。我对《圣经》故事的真实性的质疑，就受到了这些书籍的启发。于是，狂热的自由思想猛烈地冲击着我，这么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疑问也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国家总是用谎言欺骗年轻人。这种体验带给我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的历程。我敢于怀疑任何社会中的一切既存信念，敢于怀疑一切权威。后来，因为要对因果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我怀疑精神的锋利性有所顿挫，然而它从未从我心中消失过。
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永远逝去了，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这是我首次反抗“仅仅是一个个体”这个桎梏，这是我在尝试实现自我救赎，这个结果是最原始的愿望、希望与感情融汇、撞击而成的。在我们之外，存在着一个不可知的世界，我们人类的主观愿望无法决定它的存在与否。虽然它是个永恒而深奥的谜，所幸人类依旧可以利用自己的思维和观察部分地触及到它。这个有着无比魅力的世界吸引着我们的深思和凝视，一如争求解放和自由对我们的吸引。并且，很快我就发现，很多我所钦佩和敬重的人，在深入此项事业的时候，获得了内心的安详与自由。一个最高目标总会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即借助一切所能借助的条件和力量，在有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尽量用思想把握这个外部世界。在古今中外的各个行业、领域当中，有太多这样和我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都有着求索的热情和深刻的思维。有一条平坦而诱人的道路通往宗教的天堂，可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却崎岖泥泞。可是，对于我的选择，我从未后悔过，因为它的值得信赖已经被证明无误了。
我想我必须要说明一下，我这些说法的正确性也不是绝对的，就好像我面对的是一个细节纷乱的复杂对象，我的这些言辞仅仅是对之随笔勾勒，只能对其有限的意义有所反映。一个人要是有着条理清晰的思想，那么，他若是付出了其他方面的代价，就能越来越彰显这一本性，他的精神状况也就愈加受到此特点的影响。所以，他的实际经验虽然或多或少带着某种偶然性，然而当回首来路时，很可能就看到一条清晰而明显的规律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个人生活的原子化现象，是因为外界情况总是多种多样、变化万端的，而意识则相对而言较为狭窄。在我看来，对于那些短暂的、仅仅作为个体的兴趣，渐渐地被“努力从思想上掌握和理解事物”的兴趣所取代，我人生发展的转折点就在此处。如此说来，虽然前面这些评述仅仅是一种简要的纲要，却已经包含了尽可能多的真理。
应该怎样准确地界定“思维”呢？接受感官印象时产生的记忆形象，或者在构成一个系列的一些印象中，由一个形象而联想到另一个形象，这些心理过程都不是“思维”。可是，在很多这样的系列里面，要是反复出现某一个形象，因为这种“反复出现”，那些本身与之没有联系的系列与之联结了起来，这个形象也就成了此系列的支配因素。也就是说，此元素就成为了一个概念或一种工具。我想，“概念”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支配作用，构成了思维和自由想象（即“做梦”）之间的根本区别。虽然概念不一定必须通过感觉联系起能够再现的符号，然而若是缺乏这样的联系，思维的交流也就无法实现。
也许有人会问，某人为什么能够在这样一些领域中不用给出证明，就能够轻松地运用观念呢？我的回答就是：概念化的自由选择是我们一切思维的本质，我们概括经验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思维的合理性就有多高。因此在这个结构当中没有“真理”这个概念的存身之地，因为“真理”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人们已经一致认可了这种规则和元素。按照我的经验来说，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无意识状态下无需符号也能进行思维。否则，那种对某一经验突然觉得“吃惊”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吃惊”，是因为发现一些经验溢出了我们所建立的概念世界。当我们的经验和概念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时，我们就要修补、扬弃乃至重建自己的概念世界，反思自己的思维。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断地“吃惊”并摆脱“吃惊”的过程，就是思维进步的过程。
我记得在四五岁的时候首次经历了这种“吃惊”：我从父亲那儿得到一个罗盘，我无比震惊于指南针那奇特而准确的行动方式，因为我无法在自己的头脑中，也就是在我无意识的概念世界里面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安置它。这次经验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直至现在。我想我那时就应该在思索：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它的后面深深地隐藏着。对于刮风下雨，对于月亮以及月亮不会掉落而物体会下落，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巨大的差别等，人们都毫不惊讶，因为这些事物都太常见，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我12岁的时候，因为接触到一本关于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小书，感受到了另一种性质迥然有异的“吃惊”。这本书是我在刚开学时得到的，书中很多可靠而明确无误的断言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也有的命题并不是很明显，却也都被确切地证明了，没有给“怀疑”留下一点可钻的空子。比如，三角形的三条高在一点相交。这些公理“无需证明就要承认”的这个性质，并未使我产生怀疑。我觉得，从有效性的角度就可以判断命题的真伪，对此我感觉很满足。比如说，在我的印象中，在尚未读到这本几何学小书之前，我的一位叔叔就已经跟我说过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从三角形的相似性这一点入手，花费了一番大气力之后，对此定理进行了成功的“证明”。我当时就认定，直角三角形的一个锐角决定了它各个边的关系，这一点无须证明，显然是成立的。需要证明的只有那些在此类方式中并未表现出这种“显然”的东西。并且，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摆在明面上的东西，我觉得完全相同于几何学研究的对象，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我想，将几何概念与直接经验对象不自觉地联系起来的想法，是我这种原始观念的根源所在。康德很可能就是以这种原始观念为依据，提出了“先验综合判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
用纯粹的思维无法获得关于经验对象的准确知识，否则产生这种“吃惊”的依据也就是错误的了。对于第一次接触几何学的人来说，都能从希腊人那里得到这么一种印象：纯粹的思维居然可以达到这么令人震惊的精确而可靠的程度。
说了一大堆，已经跟起初说的“讣告”离得很远了，可是既然说到此处，我也干脆将我的认识论观点用几句话概括出来，虽然有些话在上文已经说过了。这个观点有些不同于我年轻时的观点，事实上这个观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积累、修正，最后才总结出来的。对于所有的感觉经验，以及书中所载的所有概念和命题，我一样也不忽略或轻视。有一定的逻辑关联性存在于命题和概念之间，而且也需要一些既定规则来实现命题和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逻辑学就以此为研究对象。命题和概念必须要通过感觉经验的参与，才能获得其“内容”和“意义”。命题、概念与感觉经验之间只有纯粹的直觉联系，而没有逻辑关联性。科学真理与幻想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种联系，一些命题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它能得到这种直觉的验证。逻辑概念体系本身虽然没有任何限制，然而这样一个目标却是它们都要遵循的，既要尽量与感觉经验的总和相对应，又要完备而可靠，并且，它们应该有一些类似于基本概念和公理的逻辑独立元素，即其概念无法被定义，其命题无法被推导，当然这种概念和命题不宜过多。
从某一逻辑体系出发，按照严格的逻辑规则进行推导，则得出的命题就是真命题。而体系的内容有多大的真理性，在于其完备程度及可靠性（即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经验总和的验证）。真命题所属体系的“真理性”，来自于其中的真理内容。
休谟认为，无法根据逻辑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推导出诸如因果性概念之类的概念。而康德则对某些概念的必备性确信无疑，他认为一切思维都要以这些被挑选出的概念作为其必要前提，并且它们跟那些来自于经验的概念是不同的。可我认为，这种区分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并未按照自然的方式正确地对待问题……
绕了一大圈，我们还是回到讣告上面来吧。我在12到16岁之间，对包括微积分原理在内的基础数学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此时，我很幸运地与这方面的一些书籍有所接触，它们有着突出的内容和简单明了的基本思想，虽然在逻辑上它们也不无瑕疵，然而我还是从中获得了很多启发。总体而言，我确实沉醉于那次学习，在我看来，它一点也不弱于初等几何，乃至于有数次都达到了顶峰。那时我专心致志地读了许多著作，比如《白恩斯坦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这部优秀的通俗读物有五六卷，它基本上都限定于定性叙述而没有拓展。通过这次幸运的阅读，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主要方法和成果都被我了解到了。17岁时，我已经具备了一些理论物理学的知识，并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准备攻读数学和物理学。
就读于苏黎世工业大学时，几位杰出的老师如胡尔维兹、明可夫斯茨等被我遇到了，照一般情况而言，我理应成为一位数学家。可事实并未按“一般情况”发展，我因为太过于痴迷直接接触，所以在物理实验室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而在家中阅读基尔霍夫、亥姆霍兹、赫兹等人的著作，则占据了我其他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我忽略了数学，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我对数学的兴趣远不如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大，另外还有一次奇遇也对此产生了影响。我觉得，数学里面有很多专门的领域，我们往往耗费毕生精力也只能在其中一个领域有所成就。所以，我不知如何选择，为此很是烦恼。当然有很多最重要也最根本性的东西包含在数学当中，可是因为我的数学天赋不怎么样，所以并未将之学好。并且，我更感兴趣于自然知识，当时我还只是学生，并不清楚要想在物理学获得更大的成果，最精密的数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我是在独立科学研究之后好几年，才逐渐明白到这一点的。
确实，物理学也跟数学一样，分支领域众多，而一个研究者即便在某一个领域中终生跋涉，也不一定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成果。况且，还有很多已经存在但其相互联系尚未充分建立起来的实验数据。可是不同于数学的是，在此领域当中，挑选、鉴别知识的眼光我很快就练出来了，挑出那种有用的知识，放弃其他多余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只会引领我偏离主要目标、占用我大脑容量的东西。
当然，还有个问题就是考试。即使不愿意，也要记住很多废物，因为要应付考试。在最后的考试通过之后，大约有整整一年时间，因为之前强迫学习造成的不快，使我丧失了对科学问题的兴趣。可是，公正地来说，我们在瑞士的学习要远远好过其他很多地方，少了很多那种让人窒息的强制。在瑞士，除了两次考试，人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于是大家就可以自由选择，去听自己想听的课，直到考试前数月。我当时就是这样，乃至比一般学生更甚。我有个朋友是个标准的好学生，认真地去听每次课，并记录、整理讲课内容。我觉得这不过是略有瑕疵的小问题，虽然偶尔会有些内疚，总体来说还是挺享受的。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保留下了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现代的教学方法脆弱得如同一株幼苗儿，在鼓励之外，自由更为重要。能挽救它免于过早夭折的，唯有自由。我觉得，为了增进学生的观察及其探索的乐趣而使用强制手段，或将责任观灌输给学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头猛兽如果不饿，却被人用鞭子强逼着不停地进食，而且是吃那种经过千挑万选的食物，它必然会得上厌食症的。现代教学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