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于偶像的崇拜，或是雅利安民族共有的原始传统，在其产生之时，绝对不含有欺骗的成分；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与狂热，然而在其创立的过程当中，却总是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罗马建国与基督教的诞生
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大帝在其前往罗马元老院途中遭遇了反对者集体行刺，最终身染23刀，惨死在庞贝城剧院的环形台阶里。参与行刺者竟然包括恺撒大帝的私生子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Caepio），这着实是一桩令人难以理解的轶事。然而相比于这位不孝私生子，恺撒家族中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显然是他的另外一位“儿子”：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盖乌斯·尤利乌斯·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公元前63年9月23日，屋大维出生于罗马。因其母是恺撒大帝的侄女，屋大维在其父亡故之后，便选择投靠了这位当元首的亲戚。而恺撒甚是喜爱这位甥孙，将其视作亲生儿子养大，还立下遗嘱，指定其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及至恺撒遇刺离世以后，年不满20岁的屋大维勇敢地挑起了家族脊梁，与李必达（Aemilius Lepidus）以及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组成政治同盟，共同实施了“三头执政”的准军事独裁。约在公元前36年，屋大维又联合安东尼设计了一条军政诡计，废黜了李必达的军权，瓜分了罗马共和国。
而就在他俩“并肩作战”共同除掉李必达的大约一年以前，马克·安东尼竟大胆宣布自己要与曾经和恺撒大帝有过某些暧昧关系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成婚。果敢狡诈的屋大维迅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消灭所有潜在政治对手的天赐良机，于是先行联合马克·安东尼彻底斩断了李必达从中渔利的种种可能性，然后默默期待着前者移居埃及。等到安东尼正式移居埃及以后，屋大维便不断地怂恿着罗马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向那位“越看越像是埃及人而非罗马人”的“共和国之叛徒”宣战。公元前32年，罗马人民终于“主动顺应”了屋大维的民族呼唤，组织了军队浩浩荡荡地杀向红海之滨。
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快就见了分晓。公元前31年9月2日，屋大维所率领的8万罗马海军与马克·安东尼以及克娄巴特拉女王共同率领的10万埃及军会战于希腊西海岸的阿克提姆海角。凭借罗马舰队司令官阿格里帕（Agrippa）神奇的临场作战指挥，屋大维此役大败对手，并顺势而一举攻陷了整个埃及，彻底终结由托勒密·索特尔于昔日所开创的托勒密王朝，迎来了罗马共和的历史性统一。
然而盖乌斯·屋大维的野心远不止如此。公元前27年，他一方面向罗马公民大会表示自己欲修缮共和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假惺惺地向元老院请求卸下自己所肩负的行政特权；其结果是热爱民主制的罗马人民“强烈呼吁”要他继续留任，屋大维亦只好“以人民的名义”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当上了国家的独裁者。于是乎，罗马共和国最终演变成了罗马帝国。而处在独裁制度当中的罗马，在屋大维耐心而审慎的统治和管理之下，亦奇迹般地迎来了一场总共长约四十年的帝国政治经济大繁荣，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
正是在这段屋大维掌控的“和平岁月”里，一名被唤作耶稣的犹太男孩出生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拿撒勒（Nazareth）。此人日后创立了一种有别于正统犹太教的新型宗教，周游列国，四处教育人们要博爱、仁慈，并宣传一神教信仰。而当时罗马国内的主流信仰乃是罗马民族的传统宗教。该种宗教近乎于古希腊神话体系，却并不像古希腊神话一般积极地赋予神只以各种人类的情感与思想。
这种纯罗马式宗教在当时始终拥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力，甚至还曾经一度获得了帝国政府的官方许可和支持。其他形式的宗教则是长期地被压抑在罗马传统宗教的公众与文化影响力之下，即使能够在部分地区短暂流行，亦丝毫动摇不了罗马传统宗教的绝对统治。因此，当局对大多数非官方宗教组织的存在并不介意；各种形态诡异的复古宗教、祭奠和仪式，肆无忌惮地充斥着罗马万神殿里的每一个龛室。而耶稣所创立的以自我救赎为精神基础的新型宗教，在这种开明的环境里亦得到了迅速的普及与发展，直至其发展到因信众过多而主动招惹了一代暴君尼禄。
公元64年7月18日夜晚，罗马城突遭大火，火势整整蔓延了一个星期。城内十四片行政区当中的三个被烧为灰烬，另有七个行政区遭到不同程度的焚毁。坊间说是尼禄导演了这场大火，然而这位罗马皇帝却直接将纵火疑犯之矛头指向基督徒。他先是声称这些信仰耶稣的穷苦人、奴隶和异乡客是制造惨剧的罪魁，继而又叫嚣他们是仇视全人类的祸首。而后尼禄亦正是凭借着这些“莫须有”的无端理由，残忍地杀害了数不胜数的基督教信众。
从此开始，罗马帝国对于异教的态度，便经由宽容而转入迫害。哪怕是贤明的哲学家帝王马可·奥勒留亦曾经于公元161年3月7日登基之时，宣布要从国家政策上限制异教的发展。然而伴随着罗马的经济衰败，基督教及其他形式的“异教”却迎来了一场难得的发展机遇，甚至连传统贵族也随着“穷人外来户”的脚步信仰了新的神秘教派。有关这段历史的蹊跷，着名的欧洲史研究学者沃伦·霍利斯特（Warren Hollister）和朱迪斯·本内特（Judith Bennett）在他们共同合作撰写的《中世纪欧洲简史》（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当中做出了极其特别而独到的文化性解释：
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喧闹的诸神并未被人们所完全抛弃，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进程，被新神只所代替。由于政治经济极不稳定，公元三世纪至四世纪期间，城市里的穷人纷纷转投了神秘教派，而富人们眼见理性宇宙、共和国愿景以及美好生活都渐行渐远，甚至连古典人文主义复苏希望亦化成了一滩泡影，于是乎，也都转而改宗信仰了神秘教派。最后的结果是一种缓慢而根本的转变：对现实世界的兴趣逐渐消失，然而对于来世生活的期待却愈发强烈。这种特殊的转变也构成了帝国晚期和后来文明的发展基础。
正是在这场转变当中，基督教徒数量急剧增长。当然，这还需要特别归功于耶稣门徒圣保罗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作为革新后的犹太教，基督教本来是犹太人传播给其他犹太人的福音，其中保留了诸如割礼和各种饮食禁忌等摩西律法之成分；甚至耶稣本人在其早期传教时也仅是向生活贫苦或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传授他那套有关于仁慈和博爱的理念。保罗则撕破了这些严格而陈旧的狭隘教义，主张任何人只要信仰耶稣，就可以被接纳为上帝的子民，且完全没必要遵守异常复杂的清规戒律。于是乎，皈依之门被宽容地敞开，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各民族共同的精神乐土。
基督教取得成功的秘诀事实上还有一项非常之特别的内容，即耶稣毕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比较于完全和人类不沾边的神灵们，比如说古希腊神话之奥林匹斯诸神，明显更具有崇拜意义和实践性。况且耶稣生前事迹在小亚细亚和南欧地区被广为传播，每个人都听说过巴勒斯坦地区走出了一位善良、热情且极富人格魅力的神一般的宗教领袖，能够奇迹般地将病人治愈，引导人走向精神的拯救。
不过民间的各种传说，纵使再详尽可靠，难免也会引发一些争论。而有关基督耶稣的传说尤其如此。狂热信仰着耶稣的宗教信众并不愿意接受民间对耶稣的客观看法和描述；他们无比狂热地坚持认定：耶稣是神，而非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仅仅是一名“上帝般的人”！十分有趣的是：耶稣本人倒曾经不止一次地将自己和上帝作出了明确的属性区分，且这些内容均以谈话的形式录入了基督教会的官方性文献《福音书》。当然了，这帮耶稣的门徒式追随者也并非没掌握任何有效的证据，他们的根据是耶稣说过的一句名言：
吾与圣父（上帝）为一体。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2．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的政治阴谋？
公元325年6月19日，古城尼西亚（Nicaea）。
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在这里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着名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尝试着商讨解决当时基督教会里最富有争议的话题——阿里乌争论（Arian Controversy）。
该争论始于亚历山大城枢机主教阿里乌（Arius）于公元320年初所提出的三大问题：所谓基督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他是完全的神也同时是完全的人吗？他与其父神即上帝完全相等吗？
阿里乌对于这三大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所谓圣子耶稣“首先是被创造者”，只有唯一造物主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神。他还更进一步强调耶稣在各方面都与上帝的本体及特征不同，亦没有人类所拥有的灵魂，因此人们既不应该将其看作是神，又不应该将其看作正常人，对基督最合理的描述应该是“半神”（Demigod）。
有关阿里乌为何会提出这一套新颖洞见的原因在历史上确实留有不少争论。主流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古代基督教宗教史研究专家、法国学者米歇尔·梅斯林（Michel Meslin）曾在《宗教百科全书》当中给出的这段评论：
对阿里乌而言，“三位一体”中所展现出的神，既不能相等，亦不能被混淆。神性的绝对标志是非被创造性，或者称之非生殖性。可是，只有圣父才能符合这个标准。因此，圣子不可能是同样完满的上帝，因为他是圣父生的。他只能是次上帝。他的座次应该位于最卓越的神和造物之间。这样，阿里乌就不禁走入了某种严格而绝对的一神体系。
然而，专门研究过古埃及神秘学的历史文化学者们似乎更愿意相信阿里乌驻任亚历山大城期间获得了某些启示和灵感。毕竟，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当时仍旧“健在”，即使恺撒大帝施引的那场大火已经将其烧毁近一半。况且，诸如“半神”这种概念其本身亦源于神话时代的古埃及。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当时来自于东方教区的宗教领袖几乎一边倒地对阿里乌予以支持，而在罗马帝国时期，东方就是指小亚细亚和埃及！
某种似曾相识的迷乱铺展在人们的眼前：难道说阿里乌因为参考了某些珍贵的古埃及文献而对于耶稣基督有所怀疑？难道说其他的东方教区领袖也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此一类学问而对于阿里乌给予了支持？回想起历史上所有曾经提出“异端邪说”的人——甚至包括认为“上帝是个钟表匠”的牛顿，没有哪一位不是和古代埃及的神秘知识发生过某种联系，人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古埃及的失落典藏不仅仅涉及到科学，还描述过上帝！
不过，君士坦丁并不愿意这样看待问题。他之所以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并非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抑或是有志追求真理；事实上，他所考虑的纯粹都是些政治问题。早在公元313年2月，君士坦丁就曾经联合其对手李锡尼（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共同颁布了授予基督教信仰以完全合法自由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然而，在任何一位严肃的学者眼中，敕令的颁布顶多象征着这两位信仰太阳神的罗马帝王为了让罗马人的国家得到暂时安宁，而选择妥协于基督教众愈发庞大的人口势力。
待到公元324年12月19日，君士坦丁在一场艰苦鏖战中彻底地终结了其对手李锡尼，解决基督教教义争端的政治任务遂被提上日程。毕竟，基督教内部可能发生的信仰大分裂，足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君士坦丁的解决方案就是宣布要召开一次全教区范围内的教公会议。
这场会议在六个月之后举行。举办的地点是坐落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千年古城尼西亚，即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布尔萨省伊兹尼克市。共有318名地区主教与会，除去少数十几位来自于罗马教区的宗教界代表，其他皆为东方教区的主教。
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情况是：那些支持过、至少是曾经表示过要支持阿里乌的主教们，在这次君士坦丁亲临的大公会议上都有所退缩。除去两名与会者外，大家一致反对阿里乌。会议在一片政治和谐而非宗教虔诚的气氛当中，被导向了令君士坦丁大帝满意的合理终结。而“合理”的含义是指严肃否决阿里乌教义争端，制定《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全面而彻底地“授予”耶稣以“三位一体”的神性。信经的具体内容有：
1．吾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大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2．吾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上帝之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成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藉他所得造；
3．他为拯救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丽娅而成肉身，而为人；
4．在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受难，被埋葬；
5．照《圣经》第三天复活；
6．并升天，坐在天父的右；
7．将来必有荣耀再度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
8．吾信圣灵，赐生命之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他曾藉众先知说话；
9．吾信独一种圣大公使徒之教会；
10．吾认使罪得赦之独一形式洗礼；
11．吾望死人而复活；
12．吾望来世之生命。
正是《尼西亚信经》的制定和推出真正赋予了耶稣“上帝般的神性”。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内容竟然是通过尼西亚大公会议参会者的辩论和投票而得出。当然，君士坦丁这样做自有其深刻道理：因为只存在唯一真神才能有力地暗示罗马皇帝的唯一合法统治；只有明确神圣的独一性，帝国政局才能永保安定。相比于同时存在耶稣和上帝两个神明抑或是“半神”等容易引起贼人自立为王的宗教观念，绝对而严格的一神论明显有利于统治者编造封建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