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现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以上问题就是现如今科技史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着名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在其着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当中提出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s Grand Question）。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都在尝试解答这一棘手问题。然而，由于对古埃及文明缺乏基本的认识以及理解，因此大家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人们似乎从未质问在文艺复兴以后产生于西方世界的近现代科学究竟源自哪里？越发欠缺历史学知识的科学家近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古希腊；他们并不知晓希腊人仅是极不成功地抄袭了埃及。只要翻开中世纪科学大师们的履历表，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全是共济会员，信仰着赫尔墨斯主义！所谓的近现代科学革命不过是对古埃及玄学科技的一场伟大复兴。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场复兴似乎太过侧重解读物质的法则，却忽略了人类精神维度的存在之深意。于是乎，坚持研究“迷信学说”的牛顿被人们误解为神经错乱的典型。后世科学家坚信只有对物质的描述才是在探索真理。
身处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责任还原历史以真相。而还原历史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将李约瑟之谜进一步推广。相较于坐拥四大发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懂得使用近乎魔法般的科学与技术手段的古埃及人似乎“堕落”得更加深重彻底；就连这个民族都已经完全消失，仅仅留下一串串让科学家自愧不如的足迹。好似经由最深刻的视角考察了各种人体奥秘，并基于此撰写了《黄帝内经》的华夏祖先们没有发明核磁共振仪，借助金字塔全面展示了自身科技之水平的古埃及人也从未制造宝马汽车和喷气式战斗机。掌握着惊人科技知识的古人，似乎就喜欢像陶渊明一般过隐居者的生活，忘记物质世界的烦忧，享受内心之中的恬淡与丝丝惬意。
我们确实有必要问自己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如此渊博的古人没有刻意发展科学技术？究竟是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还是根本不愿意？为什么掌握了水力涡轮发动机制造工艺的古埃及人从未想过征服世界？为什么早已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人没有设计出洋枪？为什么将木质车轮给妇女儿童当玩具的古玛雅人需要搬运货物的时候只相信人力？为什么古印度人觉得从事精神思考而从不创造物质财富的婆罗门才是最高贵的社会群体？在现代文明看来掌握着越多超凡智慧的古人，便越会对物质性的科学与技术表现出鄙视，就仿佛他们确实生活在只需冥想就不会感到饥饿和困倦的精神世界里。古印度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还这样教育其子民：人在创造中走向愚昧！
此种观点确实相当尖锐，引领我们探讨精神追求和物质生活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人类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显着提升了全民医疗水平，解决了饥饿问题。但是我们也应当发现：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我们遗忘了书法艺术的美；扩音设备的安装让歌手懈怠了发音练习；钢筋加水泥的房屋引诱着人类远离自然的环境，莫名其妙的绝症遂开始流行。古人相信只要融入自然，人类的身体必然会远离各种疾患。因此《黄帝内经》记载了这样一段语句：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行，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源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古人似乎很怀念被我们这些现代人称为野蛮时期的年代。他们渴望回归原始的纯真。于是“轴心时期”出现在东西方各地的智者们都教育大家追求最简单、最朴素的生活方式，抛却物质世界里的种种烦忧困扰，感受内心中的自由与宁静。儒家宣扬周礼，道家的前辈甚至干脆呼吁大家回归太古时期，最富有智慧的大人物似乎都觉得物质进步所带来的方便阻碍了人类挖掘精神世界的宝藏，因而教导人们回归最艰苦的原始生活环境。易中天先生曾经非常准确地指出：这简直就是“复古大奖赛”！
我们身为已然掌握了许多尖端科学技术手段的现代公民，应该思考“复古大奖赛”屡次举办的内在原因。并非物质条件的改善本身不好，而是物质的诱惑容易使人们忘却精神的价值。为了避免对物质过分沉溺，祖先们才决定舍弃科学家的种种奇妙发明。不是中国和古埃及令人惊讶地迷失在了科技进步的最终门槛，而是深邃的文明祖先刻意不将其超凡的知识与智慧用于对物质生活条件进行彻底的翻新！他们知道人类一旦拥有了电话就不会再写信，因而最为真挚的情感和爱慕就会惨遭遗失；为了主动地防止这种精神的自我退化，他们也唯有选择对物质科技手段采取严格的封闭。然而，祖先们的做法无疑是因噎废食。我们不应该无视阿司匹林、磺胺等现代化学药物的丰功伟绩。发展物质世界的科学如果能变成一种精神维度中的自我追求，那么在保持道德水准的前提之下，为人类带来更丰富的物质享受也绝不是件坏事！
我们应该留意的仅仅是不要在物质当中沉溺。不要因为实证主义一系列错误的教导而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遗忘了道德背后存在的精神根基。“善”才是人类的终极归宿，才是文明世界进化的动力。人类确实有自由追求物质的财富，有权利大胆藐视宇宙背后的真理，但是这些所谓自由和权利尽皆来源于教育的系统失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正确地引导人们关注精神的纯净。功利主义者或许会问：关注精神的纯净究竟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好处？这个问题的答案注定会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因为精神的纯净可以帮助人类在肉体还继续存活之时，奇迹一般地享受到死后才能感知的精神自由！哪怕是俗世的人类也有机会像濒死经历者在天堂遇见的灵魂们一样，通过心灵而非语言，实现彼此间的交流！其实，古代文明最大的不可思议正在于这一点。地球上的文明祖先在没有文字和语言的情况下，繁衍了许多年。他们拥有着超凡的科技，所以才有能力修建金字塔，搭起巨石阵，完美地洞察人体奥秘，把握自然的呼吸。
历史学家们总是搞不清楚一件怪事：为什么最伟大的古代文明会在一夜间突然崛起？现代人几乎找不出任何早期历史的沉淀，却必须硬着头皮勉强接受古埃及人完美的初现。以至于瓦尔特·埃默里（Walter B. Emery）作为伦敦大学最着名的古埃及学家亦感慨道：
大约在耶稣诞生前3400年，埃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个国家从一个只有散乱部落的新石器时代一下子突变为组织严密的君主国家。而与此同时，成熟的象形文字出现了。建筑技能、绘画艺术、手工艺水平在一夜之间都发展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度。所有证据均在显示：一个繁荣昌盛的文明已经到来。这一切发生在一段相对而言竟然如此之短暂的时间之内，因为埃及的文字体系和建筑水准获得如此非同寻常的发展似乎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的历史背景。
我们现在终于知晓了答案。原来文明的历史并非按照线性发展。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社会或许才是最高的精神文明，没有出现在历史中的人物或许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祖先。通常称之为“祖先”的人实际上是精神能量已然退化的结果，他们只不过异常幸运地接受过一笔“无言的遗产”。而现在又该轮到我们为历史作出决定：是留下一段物质的科技文明，还是通过更加正确的教育方式，留下回归精神纯净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