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是影视产业核心生产力之一。由于早期电影重故事，轻人物，使演员一直没有成为观众注目的中心，而且当时本土电影工业刚起步，还没有专门的演员人才。1922年2月1日国产片《海誓》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开映，殷明珠在片中饰演女主角，开创了电影产业“明星”概念的先河。但是，这只是个偶然，事实证明中国明星的大量出现，是在1923年电影制片业兴盛之后。
（一）确定培养电影专业演员的方针
张石川是第一个提出培养电影专业演员的。在这个问题上，电影界曾经绕过一个弯路。郑正秋就曾经主张，新剧剧社的一些演员有着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虽然拍摄电影很不习惯，但是经过锻炼和实践后会做得很好。张石川则认为，新剧剧社的演员舞台表演程式化严重，表演夸张、做作、虚假，形体动作太大、太多。而电影对演员的要求要以更真实、更生活化的表演来表现人物，《难夫难妻》中演员的表演，就已经证明了文明戏演员在电影里表演的不足。新剧剧社的演员，由于在舞台上的演出已经习惯于快速、不断地述说台词，而当时的电影是无声片，演员要靠细腻的表演，台词要靠精短的字幕来显示，那么新剧剧社演员若在银幕上不停地说，就难于让观众接受。因此，张石川极力反对使用新剧剧社的演员来参加电影的拍摄。他的意见和看法，得到了多数人员的支持。《孤儿救祖记》的剧本由郑正秋撰写好后，张石川就着手准备投入拍摄工作。首先就是选演员，对于挑选演员、培养演员，张石川是独具慧眼的，一经他的择取，大都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名演员。《孤儿救祖记》的女主角余蔚如的扮演者王汉伦，当时在英美烟草公司任打字员，着装时尚，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上海也是少见的摩登女郎。选择她扮演贤妻良母，公司的同仁认为不合适，颇为担心。结果，在张石川的指导下，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早期的中国电影刻画了一位温柔、坚韧的旧式妇女的形象，日后多次担当明星影片公司重要影片的主角，也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著名女演员。
在张石川的坚持下，一批出色的演员脱颖而出。这些演员很快加入到拍摄影片的工作，文明戏演员也自动退出了影坛。这个创举，也是张石川开中国电影史之先河，为中国电影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开办专门学校
为了造就电影的专业演员，很多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创办了明星影戏学校。最初的电影学校只是为了新戏挑选演员，有需要即办，无需要即停。这导致了电影学校的种种不规范，课程方面，缺乏专人主持，粗枝大叶，教些表演方法，讲些拍戏情况，练习电影化装，了解初步常识，训练三月，即告结业。公司依照新片需要，量才录用，并非永久培养新人之计。然而随着明星公司出品的《孤儿救祖记》一炮而红，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明星王汉伦也随之诞生，王汉伦的成功使电影公司意识到发掘明星所具有的巨大商业价值，在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竞争下，开始了对明星的挖掘与争夺战。《中国影戏大观》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大中华影片公司初创招考演员，一时报名应试数百人。大中华借《申报》某号信箱为收件处，十五天开一次信箱，收捡一百多张女子照片，中间居然没有一个满意的。有人私下告诉大中华影片公司，原来报箱已经被人偷偷打开过，照片中间已经被择优选走了一部分。大中华影片公司于是和报馆相关人员交涉，责令交出私自取出的照片，中间一张照片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明星张织云的，而私自开箱的人正是受别的影片公司所托。从这个事件可以想见当时的人才抢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电影学校的成立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电影公司通过简单的培训，发掘人才，解决了专业演员的供应渠道问题；而另一方面也为众多想从事电影业的年轻男女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此风潮下，20世纪20年代在沪的电影教育机构有17家之多，从开设课程来看，理论课程有诸如影剧概论、电影原理、电影行政、西洋近代戏剧史；操作实践课程有诸如电影摄影术、摄影场常识、导演术、编剧常识以及表演的专业训练；还有化妆术、舞蹈及歌唱训练等等。经过在电影学校的学习，学员们已经非常扎实地打下了从事专业工作的基础，为将来成为明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早期许多男女明星，都出身于电影学校，譬如说，王献斋、邵庄林、袁绍梅、李萍倩、周文珠、王吉亭、梅熹、李清等均毕业于明星影戏学校，吴素馨、符曼丽、金静芳、吴惠琴、袁孟君等毕业于远东电影学校，而大名鼎鼎的“影后”胡蝶则是中华电影学校培养的高材生。
（三）明星井喷式涌现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明星队伍已经非常繁荣，明星公司除了老牌明星胡蝶、龚稼农之外，还增添了艾霞、王莹等人，联华公司的明星更多，阮玲玉、金焰、高占非、王人美、陈燕燕、黎莉莉；艺华公司和天一公司虽然星光稍微黯淡，但也各有胡萍、陈玉梅、袁美云等拿得出手的当家头牌。
明星的井喷式涌现，对他们个人而言，是偶然，但对电影产业而言，则是必然。
前一个竞争纷乱的年代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粗制滥造和电影艺术的没落。大量制片公司难以为继，电影市场在走到低谷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转机。经过新一轮的洗牌后，一批规模大、操作规范、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公司相继成立。譬如说当时的“联华”便采用了垄断独占的经营方式，从经营放映市场起家，逐步将经营扩大到影片拍摄、印制、演员培养及影片代理等方面。新型产业模式使得联华公司从影片发行和放映中可以获得双倍的利润，大大增加了获利点。于是，有了资金的保障，就可以制作规模较大、质量较高的影片，也使得明星的发掘与培养能够更加地系统化、专业化和产业化。
在这个时期，明星产生的巨大推手—媒体舆论环境也迅速成熟。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仅专业的电影杂志就有《明星画报》、《电影画报》、《影戏画报》、《影报画刊》等多种，有关明星的内容占有很大的比重，明星照片、明星小传、明星的日常生活（如他们的衣着、饮食、嗜好等等）、明星的社会活动、明星逸事、拍摄花絮成为这类画报的重要内容。除了电影类画报外，报纸当然是宣传和炒作明星的重要阵地，新片上映的广告，明星的名字会占据着非常醒目的位置，而明星的外形气质、演出的特点、他们的社交活动和日常生活都会在报纸上得到披露。
这股由媒体和影迷共同营造的明星效应在“电影皇后”的评选上达到了高潮。“电影皇后”的评选始自于1925年，由上海新世界游艺场发起，参选的虽然都是当时的一线女演员，包括张织云、杨耐梅、王汉伦、宣景琳、黎明晖、韩云珍、李旦旦和周文珠，但是影响力并不大。当年票选出的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张织云也已经消散于历史烟云之中。真正为世人所知的“电影皇后”始于胡蝶。1933年，陈蝶衣创办了《明星日报》，销路惨淡，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陈蝶衣想出了发起“电影皇后”评选的招数，但是来投票的人仍是不多。陈蝶衣又出一招，将投票人、被投票人以及选票数字逐日刊登在报纸上。读者们看到自己的名字竟然跟明星排列在一起，顿时热情猛增，这样，报纸在两个月内就收到数万张选票。在这次选举中，胡蝶高票压倒了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和天一公司的陈玉梅，登上影后宝座。这次“电影皇后”评选的效果是空前的，虽然陈玉梅、周璇在后来的类似活动中先后封后，但是“影后”二字似乎成了胡蝶的专有名词，而《明星日报》也借此机会，一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娱乐报纸。
通过这种方式，制片厂就像“发行”影片一样向观众“放映”它们的明星，只要喜欢明星的观众越来越多，由明星主演的影片也就不愁卖不出去，可以说，这种宣传不仅是为它的明星作宣传，同时也是为它的影片作促销。种种情况表明：电影创造了明星，而明星又反过来成为为电影招揽观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观众为了心爱的明星而走进影院，推动了电影市场的持续繁荣。由此，一个完整的电影营销链条便清晰可见了，而明星，则是这个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