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戴上“绿豆乳罩”的她显得异常的兴奋与激动，对于自己的身体，她仿佛又找回了曾经的那份自信与美丽。后来，她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串门赶集，都行“身”不离地戴着那副“绿豆乳罩”。
一天晚上，她摘下乳罩准备睡觉时，惊讶地发现——乳罩里的那些绿豆竟发芽了！
那一夜，她基本上没合眼，想着怎样解决绿豆在自己的体温下不发芽的问题。第二天，她把那些绿豆炒熟了，然后再放进乳罩里……
可是她发现，问题又来了，她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熟绿豆的香味挥之不去。只要她一出现在人群里，人家总会耸着鼻子作闻香状，然后好奇地问，谁兜里揣着熟绿豆？好香啊！快点拿出来让大家尝尝……弄得她很是尴尬，又不好讲出实情，但也怪不得人家，人家也是无意的啊。
后来，经过很多次试验，她在缝制“绿豆乳罩”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良方，就是在炒绿豆的时候，要掌握好它的火候——仅把绿豆炒到七八成熟的样子，这样的绿豆放进乳罩里既不会发芽，也闻不到香味，刚刚好。
费尽思量，才解决了绿豆作为乳房替代物与自己身体兼容的难题，这位爱美的乡下女人终于松了口气。
有一天，一家女性刊物的记者知道这事后，大老远地赶来采访这位村妇。采访临近尾声时，记者提出要给她拍几张照片。她一下子激动得满脸通红，因为在那个偏僻的村庄里，她很少有照相的机会，她习惯性地抻抻衣角、捋捋头发，然后站在一株从石缝里长出的芍药花旁，郑重而优雅地摆出了一个个美丽的pose。望着镜头里那朵火红的花儿衬托着那张自信而美丽的笑脸，泪水模糊了记者的视线……
后来，这位记者在她的文章中写道：我是怀着一种敬仰和感动的心情对她进行采访的，在为她的遭遇感到心酸的同时，又为她乐观而不屈的精神所鼓舞和欣慰。这样一个在贫困交加的境地里挣扎的女人，依然向往美丽，顽强地追求着美丽的女人，她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就像她拥花而卧的那帧美丽的照片。
只要精神不败，我坚信，仅凭这一点，足以让你人生中所有的厄运和苦难！
快事
佚名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曼教授被誉为“科学玩童”，是个很有趣的人。有一年他去巴西讲学，住在一家高级宾馆，结识了当地一支桑巴乐队。没事的时候，费曼便偷偷找他们学习打鼓。
乐队的人只知道费曼来自美国，而且以前有过业余打鼓的经验，便接纳了他。费曼练习得很卖力，但经过一段时间，他还是没有打出巴西嘉年华会的味道，有人认为他的技术不过关，因为他没有按部就班地重现某种传统，有时喜欢按照自己的创意去发挥。到了准备参加游行演出的前几天，乐队被叫去接受“检验”，费曼打鼓的“创新”味道居然受到欣赏，于是他被准许参加演出。
宾馆里的服务员对费曼是熟悉的，但嘉年华会举行的那天，看见费曼穿着乐队的衣服经过宾馆门前，还是大吃一惊：“那是教授！”为此，费曼得意许久。
中年的费曼还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熟人们都不赞成他不务正业，认为搞理论的人不可能在绘画艺术上有什么收获。但是费曼兴致很高，难以改变，跑到美术培训班与年轻人一起画模特儿，当时他是成绩最差的一个。断断续续学了几年，费曼大有进步，但他并没对此抱很大期望，只是觉得快乐罢了。一次有人在学院里办画展，费曼也送上两幅自己的作品，不料被一位女士看中，买回去给丈夫做了生日礼物。费曼知道后，比获得诺贝尔奖还兴奋！
在别人认为你不可能做好的事上获得成功，真是快事！
生命常常是如此之美
乔叶
每天下午，接过孩子之后，我都要带着他在街上走一圈，这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习惯。闲走的时候，看着闲景，说着闲话，我就觉得这是上帝对我劳作一天的最好奖赏。每次我们走到文华路口，我就会停下来，和一个卖小菜的妇人聊上几句，这是我们散步的必有内容。这个妇人脸色黑红，发辫粗长，衣着俗艳，但是十分干净。她的小菜种类繁多，且价廉物美，所以常常是供不应求，我常在她这里买菜，所以彼此都相熟。因此每次路过，无论买不买菜，都要停下和她寒暄，客户多的时候，也帮她装装包，收收钱。她会细细地告诉我，今天哪几样菜卖得好，卤肉用了几个时辰，西兰花是从哪个菜市上买的，海带丝和豆腐卷怎样才能切得纤纤如发，而香菇又得哪几样料配着才会又好吃又好看。听着她絮絮的话语，我就会感到一波波隐隐的暖流在心底盘旋。仿佛这样对我说话的，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亲人。而孩子每次远远地看见她，就会喊：“娘娘！”——这种叫法，是我们地方上对年龄长于自己母亲的女人的昵称。
那位妇人的笑容，如深秋的土地，自然而淳厚。
一天夜里，我去剧院看戏，散场时天落了小雨，便叫了一辆三轮车。那个车夫是个年近五十的白衣汉子，身材微胖。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附近住着一位朋友，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很想上去聊聊。便让车夫停车，给他钱。
“还没到呢。”他提醒说，大约以为我是个外乡人吧。
“我临时想到这里看一位朋友。”我说。
“时间长吗？我等你，”他说，“雨天不好叫车。”
“不用。”我说。其实雨天三轮车的生意往往比较好，我怎么能耽误他挣钱呢？
然而，半个小时后，我从朋友的住处出来，却发现他果真在等我。他的白衣在雨雾中如一朵云。
那天，我要付给他双倍的车费，他却执意不肯：“反正拉别人也是拉，
你这是桩拿稳了的生意，还省得我四处跑呢。”他笑道。我看见雨珠落在他的头发上，如凝结成团的点点月光。
负责投送我所在的居民区邮件的邮递员是个很帅气的男孩子，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染着头发，戴着项链，时髦得似乎让人不放心，其实他工作得很勤奋。每天下午三点多，他会准时来到这里，把邮件放在各家的邮箱里之后，再响亮地喊一声：“报纸到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喊一声呢？是单位要求的吗？”一次，我问。
他摇摇头，笑了：“喊一声，要是家里有人就可以听到，就能最及时地读到报纸和信件了。”
后来，每次他喊过之后，只要我在家，我就会闻声而出，把邮件拿走。其实我并不是急于看，而是不想辜负他的这声喊。要知道，每家每户喊下去，他一天得喊上五六百声呢。
他年轻的声音，好似铜钟与翠竹齐鸣的回响。
这些尘土一样卑微的人们，他们的身影出没在我的视线里，他们的精神沉淀在我的心灵里。他们常常让我感觉到这个平凡的世界其实是那么可爱，这个散淡的世界其实是那么默契，而看起来如草芥一样的生命种子，其实是那么坚韧和美丽。
我靠他们的滋养而活，他们却对自己的施与一无所知。他们因不知而更加质朴，我因所知而更觉幸福。
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夏威夷的黑珍珠
刘心武
姚老师每周三下午来教老伴弹钢琴，她虽然上过音乐学院，但主修的是声乐，毕业后分配在乐团合唱队，一唱几十年，六十岁以后，在合唱队排练时兼任钢琴伴奏。老伴弹琴只为自娱，姚老师指导她非常得法，两个人很合得来，两年多下来，姚老师已经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
我从美国讲《红楼梦》回来，带回一些纪念品，其中最贵重的是三件首饰，全是在夏威夷买的。一件是绿宝石坠链，给了老伴；一件是黑珍珠坠链，送给了姚老师。姚老师开始不收，我就解释说，夏威夷有三宝，一是火山熔岩里开采出的绿宝石，老伴最喜欢绿色，几件最常穿的衣服，跟这绿宝石坠链很般配；夏威夷的第二宝是黑珍珠，姚老师爱穿灰黄的休闲服，配黑珍珠更显高雅；第三宝是红珊瑚，我买回一个珊瑚手链，留给儿媳妇。我如实报出购买的价格，让姚老师知道那黑珍珠坠链绝不昂贵，实在只是为了感谢她两年来给我们家带来的欢乐，她听了觉得我确实是把她当作亲人了，也就道谢收下了。
我和老伴都希望姚老师接受礼物后，能马上戴到颈上，但她却收进了提包，而且，下一个周三来我家，虽然还穿着灰黄相间的服装，却并没有戴我送她的那黑珍珠坠链，而是戴了一条白珍珠的项链，我和老伴交换了个眼色，没说什么，心里都有点疑惑。难道她忌讳黑色？
姚老师指导老伴练了约一小时琴，大家就坐到餐桌边喝下午茶。我注意到，她那白珍珠项链，品相一般。三个人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了一位仍在电视上露面的着名资深歌唱家，老伴就感叹，说那么多唱歌的，能有几个达到那样的知名度啊！姚老师就说，那是她大学同学，毕业以后跟她一起分到合唱团的。老伴就问姚老师：您是不是挺羡慕她呀？姚老师说：“为她高兴，一点不羡慕。”讲起当年情况，来了专家，让合唱团的人一人独唱一曲，合唱团几十个人，足足唱了三天，专家也听了三天。本来，这样做是为了把合唱水平提得更高，没想到专家却从中发现了一个男中音和两个女高音，认为是三颗珍珠，值得培养为独唱演员，那两个女高音，一个就是姚老师，另一个就是现在的着名资深歌唱艺术家。我和老伴只是听，没提问题。姚老师就笑了。
又喝了一阵茶，姚老师继续说，那时候其实专家对她的潜力更看好，但是，她就是想站在队列里唱合唱，不喜欢站到乐队前领唱或独唱，她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说出来，大家都感到惊讶，专家通过翻译跟她交谈后，说理解了她，还说，很难得，有这样的歌唱者，从灵魂深处体味到了合唱这种艺术形式的真谛，的确，大合唱是人类走向亲和的一种途径。姚老师说，从那以后她就一直留在合唱队，虽然永远不可能出名，却无怨无悔。“我不想做一颗单独闪光的珍珠，我总觉得，一颗珍珠还是跟别的许多颗珍珠在一起，更有意思。”
在姚老师再一次来教琴前，我和老伴多次放送她赠我们的CD盘听，那是她参与的合唱演出的录音，我们原来提不起兴致听，现在却如闻天籁。
姚老师再来时，戴了一条黑珍珠项链，我送她的那一颗，在正中间。她没问我们好看不好看。我们也没用语言去评论。确实，我们理解了，有的珍珠，是永远喜欢跟别的珍珠在一起的。
当你幸福的时候，切勿丧失使你成为幸福的德行。
看起来很干净
莫小米
一行人，去参观女子监狱。
女犯人们正在劳动。偌大的缝纫车间里，裁，缝，熨，各人干着各人的活，都很专注，没人讲话。
参观完了，人们有诸多感想，其中女士们的第一感想，几乎是一致的——那些女犯人们，看起来真是很干净啊，怎么会那么干净呢？
穿着一色的天蓝底间白条纹的棉布衣服，理着一式的齐耳垂直短发，素净而又统一，是看起来显得干净的第一缘由吧。
表情的平静，欲念的收敛，忏悔的专心大概也使她们看起来干净。她们曾不幸陷入泥淖，但眼下她们正经受着反复的淘洗，所以相比大街上那些焦虑的、迷惘的、嫉妒的女子的脸，她们反倒显得干净些了。
其实参观团的女士们当时想到的并没那么多，只是凭直觉来比照。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女犯人们是不化妆的，没有唇红，没有腮粉，没有眉线，没有眼影，最多就是搽一点护肤品。想必她们也没有机会去做美容什么的，但奇怪的是，她们的皮肤一个个出奇的好，白净、细腻、光洁，没有粉刺，没有褐斑，没有奇奇怪怪的过敏或病变，看起来自然是干干净净。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述说着对女子监狱的印象，绝非真的要夸耀女犯人的什么，毕竟她们的这一截人生是非常态的，决无美感可言。我想探究的只是这种印象之来由。十年前我就采访过女子监狱，那次并没有如此强烈的视觉感受。而今天大家不约而同地觉得那里看起来很干净，是不是因为，平日里我们的视觉已饱受污染？我们在大街上、在电视里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公众场合看到的景象，当然也包括女人的脸，虽经过了千辛万苦的整理、修饰、美化，以及挖空心思地想要抢眼夺目个性突出，结果看起来，当然也有美丽优雅的，但一不小心就是很脏的，像垃圾一样脏。
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即使你想得到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幸福，生活反正也不会听你一边酗酒，一边幸福的，它会时时刻刻猝不及防地给你打击。
艺术家突然逝去
任兰
刚刚参加了一个艺术家的追悼仪式。他英年早逝，生前宽厚纯良。朋友纷纷从巴黎、北京、上海飞过来出席，众多黑衣白衫和浅色花朵汇集一堂。
艺术家A说：“那么多坏人，为什么不死，偏偏要死一个好人呢？”艺术家B摇头叹息：“我自己的葬礼，会来这么多人吗？”
追悼会是唯一能看到男人流泪的场合。事出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好合适的表情。原定致辞的人中间，有人因无法说出完整的话而匆匆下场。目击那么多有头有面的中年男士哭得像孩子一样，我不知是该默默递过去一张纸巾，还是该把脸轻轻转开。
逝者不到五十岁，长着温柔的眼睛，在众人心目中，像天使一样安静、美好和热心，却不幸死于一场感冒而引发的医疗事故，身后遗下幼子和爱妻。遗孀身着宽大的白衣，像一只白气球一样飘忽游离。如果不是被身边人挽住手臂，我疑心她会随时飞升起来，脱离悲伤的地面。
美术馆安排了专场的作品讨论会，他的生前好友分别发言，回忆和他的交往以及肯定他在艺术上的价值。遗孀换了一身黑衣列席会议。她低着头，偶尔颔首、流泪，长发静静垂在胸前。
仪式结束，部分人赶往机场和火车站，部分人来到咖啡厅休息。逝者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瘫在并不舒服的座椅里，不说话也不动，像一条被拧干的抹布。说着说着，其他人就谈到家属的安抚工作。肩膀宽阔的C说：“他爱人现在勉强能支撑住，可过两天，等她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那些东西，她才真正开始疼。”他用食指戳了戳自己的胸口。
和他们住同一栋大厦的D表示，最好轮流安排人每天去陪伴她，跟她说话，让她没有时间悲伤。这是个好主意，可是派谁去呢？D即将出国，C要回法国，每个人都在身不由己地忙碌着。
人群散去。这个世界，美好也罢，丑陋也罢，最终还是要一个人面对。有什么是别人真正可以与你分担的呢？
忽然，我就那样停止忧伤。
人生的大悲剧不是人们死亡，而是他们不再爱人。
跳舞的老人
周平
我们电视台摄制组到大别山深处采风，据说因为偏远闭塞，那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原汁原味的民间歌舞，很有史料价值。这次进山，就是为了抢救这些快要绝迹的民间歌舞。
在一个小山村拍摄了一些宝贵镜头后，我们准备移师别处了。正当我们在村委会大院里收拾家伙，进来一位老汉，弓腰驼背，直愣愣地盯着我们说：“借问大哥一声，听说你们是摄戏的？”
老人直瞪着桌子上的摄像机，双目犀利如鹞，待我们作答后又急切地问：“这物件，真的摄得进人舞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