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总是有人擅长实践，而也总是有人只注重理论而且还是重复他人的教条，根本没有自己的任何创新，行动的本领和对战略的敏锐洞察力将会将这两种人区别开来。我承认，无论多么成功的著作也不能让一个缺乏必备素质的人具备这样的素养，因为这不是光靠理论就能够养成的。但是，我也必须指出，我见过很多将军或元帅，他们善于援引一些原则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或者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到了真正的战斗中，他们根本就不会使用这样的原则，甚至他们早已经把自己所鼓吹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很不幸的是，恰恰有很多这样的人被委以高级指挥的重任，但是只有他们自己和很少一部分人知道：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起如此重任，因为他们缺乏判断能力，缺乏敏锐的眼光。但他们依旧狂妄自大，所以也才会有了很多荒谬的，甚至是可笑的作战计划的诞生。
我的著作并不是为那些徒有虚名的人写的，甚至可以说我的著作不是为个人而写。我列出我所总结的基本原则，只是想为那些真心想在战斗中总结出实战经验的人一点可以借鉴的理论。所以，我也坚信，那些想要在军事领域有所作为，而又真正具备军事才能的人，一定能够从我的著作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最后，我以下面一条真理来结束我的这个概述：
要想在战斗中取胜，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如果一个将军真正具备尚武精神，同时他又能感染自己的士兵，那么即便他可能在战斗中犯错误，他还是可以取得作战的胜利，并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
《战争的艺术》续编（二）
军队的作战部署
1851年末，当时我还在巴黎，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专家曾诚恳地向我咨询这样一个问题：火器的发展和不断完善是否会引起作战方法的重大改变。
我的回答是：火器的不断完善是一定会对战术的细节问题产生影响的，但
是在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大规模战斗中，像亚历山大、恺撒、腓特烈和拿破仑那些古今伟大的统帅在胜利战斗中所使用的基本原则，仍旧是未来作战胜利的保障。而与我对话的这位地位显赫的人也完全赞同我的这一观点。
不久，发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简直可以用壮观来形容，但这也没有让我对自己的这一观点产生丝毫的动摇。这场战斗是在分别拥有两千门最大口径火炮的两个完整军团之间展开的，他们为各自占据的营垒而战。这场斗争是空前绝后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战斗，而在这之后，也不会有类似的战斗再次发生。
单纯以火炮攻击筑垒工事的作战行动，与以往在陆地上进行的正规交战完全不同，这样的作战行动不会对未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也更不可能会动摇现有的作战战术。
但是，发生在阿尔马和因克尔曼的流血事件已经证明了新火器的致命威力，所以我承认新式武器对步兵作战的影响，我在这里也正是要用尽量少的篇幅探讨一下新式火器对步兵战术的影响，我也借此机会对我二十年来在《战争的艺术》中关于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关于步枪的火力在作战中的重要影响，已经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问题了。早在腓特烈大帝时代，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在莫尔维茨交战之后，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军事领域的焦点之一。据说，在莫尔维茨交战中，腓特烈大帝的步兵装备的火枪配备有圆柱形装药杆，这样的射击可以使步枪在一分钟内比敌人多发射三发子弹，腓特烈大帝也正是凭借这样的优势取胜的。对军事理论有过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当时支持浅近战斗队形的人和支持纵深战斗队形的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这样的辩论也正是由这次战役激发的。
步兵在战斗中的部署曾采用纵深为三人或三列的横队体制，而骑兵则采用两列的体制，而且骑兵在战斗队形中往往在两翼展开，或有一部分留作预备队。
著名的1791年机动条例把展开的队形固定为唯一的战斗队形。该条例规定，只有在进攻孤立据点、树林和小型工事的局部战斗中，才可以在每个营的中央地区采取双纵队队形。
法国军队在机动性方面的训练明显不足，所以那些本身就缺乏机动指
挥能力的将军们在战斗中通常会采用有很多狙击兵支援的纵队队形。客观上，孚日山、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旺代省的特殊地形特点，也使这种队形成为唯一适用的队形。那么我不禁要问，在当时究竟要怎样才能用几个展开的团进攻索尔日奥、费吉耶尔和蒙塞尼等处的营垒呢？
拿破仑指挥的军队通常都会采用纵队体制，他在战斗中几乎一直都是进攻的一方。
1807年，我在西里西亚的格洛高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战争艺术一般原则概要》，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建议，在进攻作战中应该采用正面为两个分连组成的营纵队的线式队形，也就是说，在向敌人接近的过程中，应该用以营为单位的整体线式队形或间距为一个分连的线式队形，在线式队形前面应部署数量众多的狙击兵，而各纵队之间应保持必要的距离，这一距离最大可以与纵队展开的正面宽度相同，最小也应该与纵队的正面相当。
根据我对乌尔姆、奥斯特利茨、耶拿和艾劳等著名战役的研究和理解，我认为要用一支以纵深为两三列的展开的线式队形进攻在阵地中防御的敌人，即使有实施的可能性，实施起来也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也正是因为坚信这样的观点，所以我才坚决地发表了作为《论大规模军事行动》一书最后一章的这篇《概要》。到目前为止，这本书也只是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五卷。
在相对长期的过程中，这个小册子已经在战略方面和战术方面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威灵顿正是因为采取了纵深为两列的展开的线式战斗队形，所以才能够在西班牙和滑铁卢的战斗中取胜，他所指挥的军队中的精锐步兵大多拥有强大的杀伤火力，而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怀疑小纵队作战的正确性。但是，关于最佳战斗部署的争论，也只是在1815年后尚布莱侯爵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之后才重新展开的。
在这些争论中，我发现很多卓越的军事人物都有一种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思想：想要把一切作战体系都归结为绝对的形式，把所有的可以由指挥官独立思考的战术问题统一到一种模式中，而完全忽略地形条件、士气、民族特点和指挥官的个人军事才能。我很早就建议，在作战中尤其是向前
冲击的作战中，采取小纵队的线式队形，但是我从来没有妄想把这种队形
变成唯一的作战队形，尤其是在防御战中，更是如此。
有两个重要事件让我深信我的这种部署建议已经得到了当代最著名的几位军队统帅的肯定和赞同。
第一个重要事件是在1814年末，卡尔大公在维也纳的会议上提出了对
我的这一建议的肯定。他当时说非常感谢我能够在1807年发表《概要》这
篇著作，这篇文章是瓦尔莫德将军在1808年从瓦尔姆布伦浴场带到西里西亚转交给他的。1809年，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卡尔大公本人还不相信采用我所建议的部署形式可以在战斗中取胜。但是在埃斯灵会战中，卡尔大公的军队受到战场空间的限制而无法施展，他被迫将部分兵力（特别是后备部队）编成了营纵队的战斗队形，结果这些部队在抵御西班牙胸甲骑兵的猛烈攻击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卡尔大公本人也承认，如果当初没有采取展开的线式队形，那么那次作战的胜负还是不可预知的。
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奥军的大部分部署，都和在埃斯灵会战中的部署一样，而卡尔大公率领的军队在经过了两天的英勇奋战，付出二万人的代价之后，退出了战场。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大公的军队受到了重创而引起的，而是因为他的左翼被敌军迂回击退，他的军队向匈牙利的撤退道路受到了威胁。但是卡尔大公确信，部队之所以能够表现得如此坚定而沉着，和采用小纵队和展开的营相混合的战斗队形有分不开的联系。
而第二个事件只是从侧面让一位军事统帅肯定了我的观点，这位统帅就是威灵顿。1823年，在维罗纳会议上，有人把我引荐给威灵顿公爵，我也因此有机会与他交谈，当时，我们主要是就他提出的战斗部署方法展开了争论。威灵顿公爵将自己取得的大部分胜利，都归功于他的这种部署方法。他说他非常确信法军采取的有一定深度的纵队队形在与一支队形稳固的步兵部队作战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支步兵部队不仅配备了精良的火枪，同时又有炮兵和骑兵的支持，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可观条件上，这支军队都有非常大的优势。而我则提醒公爵注意区分这种深远的纵队与我所建议的小纵队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我所建议的小纵队能够提高作战的稳定性，同时可以鼓舞军队的士气，保证取胜的快速性。而公爵所采用的重兵纵队不仅没有线式队形的快速性和攻击力，而且还很容易遭到敌军火炮的
沉重打击，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作战失败。
我向这位卓越的军事统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在滑铁卢是不是没有把汉诺威人、布伦瑞克人和夏塞的比利时人编成营纵队。他说他的确没有那么做，因为不像相信英国士兵一样对那些士兵充满信心。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这种做法足以从侧面证明，他也认为成营纵队的线式队形比展开很长的线式队形更稳定。
他反驳我说：“展开很长的线式队形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种队形能否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地形的因素和军队士气的高低。当然，一支军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中都采取相同的作战队形。”
除了以上两个事件，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证明。1813年，拿破仑曾在战斗中亲自下令将步兵按照分营（一个分营含两个分连）的建制编成两列纵队，这是最适合进攻作战的队形，而这也恰恰就是我在1807年提出的建议。
法军在滑铁卢组成的纵队，特别是其右翼的纵队，不是由一个营组成的小纵队，而是纵深大得多、机动性差的大部队的纵队，在这一点上，我和威灵顿公爵的看法是一致的。根据普军公布的作战计划和报告来看，内伊的四个师很有可能只编成了四个纵队，至少能够确认这四个师在为实施攻击行动而做的机动行军，也就是在攻击赫桑特农场和该农场至帕佩洛特一线之前的行军时，其军队只编成了四个纵队。虽然我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但是我询问过几个曾参加了这场战斗的军官，我从他们的回答中了解到，在这次攻击行动中，法军在一段时间内以两旅建制的师编成了纵队，纵队中的各营前后依次展开，各自相距六步远。
这也让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改进军事语言是多么必要的一件事，至少在法语中，这一改进已经迫在眉睫。例如，同一个名词（division），既可以表示由四个团组成的兵团，也可以表示由两个分连编成的分队，这简直是太荒唐了。这对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是有很大障碍的。我们做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拿破仑在6月18日早晨命令军队编成师纵队和营纵队的线式
队形，而且他完全相信他的将领能够按照1813年规定的准则执行这一命令。但是因为法语中军事术语的歧义，他的助手在传达命令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理解出另一番不同的意思，那么也就可能会有如下两种执行方式：
（1）右翼的四个师可能会编成四大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中有八至十二
个营（营的数量视团的编制而定），各营前后依次展开，右图正是由八个营组成的集团军，其中每一条横线都代表一个营的部署。
（2）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恰恰相反，这也正是我所建议的部署方式，即每个师编成八或十二个营纵队，每个分营为两个分连，具体部署如下图：
我不能够确定，当年法军在滑铁卢编成了几个大集团的战斗队形，是否是因为上述误解造成的。但是这种歧义确实存在，而误解也就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军队中就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军用术语，避免重复。在上述这种情况中，就应该确定两个不同的词汇分别表示十二个营编成的一个师和两个分连（四分之一营）编成的一个营，而不应该出现像“division”这样包含两种不同意思的军用术语。
正是因为有上述情况的存在，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前面提到的《概要》做一些修正，实际上也就是我在《战争的艺术》中用整个第七章的篇幅所论述的战斗部署问题。
此外，我还想对贝尼格森将军在艾劳所采用的混合队形提出几点补充意见。他所采用的队形由一个三营制的团编成，各营的部署情况是：一个营展开成一线位于中央，另外两个营编成纵队部署在两翼，具体如下图所示：
无论争论的重点和结果如何，我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1）威灵顿的部署方法在防御战斗中是非常有利的。
（2）贝尼格森的部署方法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中，对攻击战斗和防御战斗都可能是一种好方法，但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拿破仑就曾使用这种方法在横渡塔格利亚门托河的行动中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