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种中心位置的时候，代替这种中心位置的是机动性的相对方向。如下图所示，CD军运动到AB军正面的右翼，HI军则运动到FG军的左翼，于是便形成了CK和IK两条内线。利用CK和IK会合而成的兵力，就能够将AB和FG两条外线上的敌军各个击破。1796年、1800年和1809年所采用的作战线所取得的战果都是因为运用了这个计谋。
（14）作战线方向的选择还会被作战基地的一般地形影响。作战线方向的选择肯定是应该根据作战基地各自的位置而决定。了解了前面我们关于作战基地的论述，对这个观点的理解也就容易多了。事实上，通过第1张插图可以说明，最有利的是我军作战基地跟敌军作战基地垂直延伸，也就是跟敌军作战线平行。这
样一来，我军就很容易在指向敌人基地的点上夺取这些作战线，切断敌军跟他们基地的联系。
但是，如果我军的行动不能够很好地指向这个决定点，不能够很好地选好作战线的方向，那垂直基地的一切优势都将荡然无存。E军可以占领AC和CD的双重基地。如果以右翼指向F点，而不向GH延伸，那CD基地的全部优势就会丧失。
由此可见，将作战线跟作战基地和军队的行动的关系联合起来，便能夺取敌人的交通线，还能使自己的交通线不被敌人切断，这就是选定作战线方向的伟大艺术所在。这当然是一个既重要又难以解决的战略问题。
（15）除了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一种情况会对作战线方向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就是在战局当中，主要行动是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的、人数众多的敌军面前渡过一条大河，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线的选择不仅仅决定于统帅的意志，也不仅仅是由对敌人防线某一部分的进攻所
得到的利益所决定的。此时最需要考虑的是，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安全渡河，还有就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渡河所需要的材料。1795年，茹尔当在杜塞尔多夫地域渡过了莱茵河，1831年，帕斯科维奇在奥谢茨克附近渡过了维斯瓦河。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渡河，都考虑到了自己没有足够的船只，必须从下游调用大量的商船：法国调用的商船是从荷兰购买的，俄国调用的商船是在托伦和但泽购买的，普鲁士的中立地区为这些船只向上游航行提供了方便，不然敌军非常有可能在那里设置障碍。茹尔当这次渡河，带来了很多利益，这诱使法军在1795年和1796年又发动了两次这样的入侵。但是这两次入侵又形成了双重作战线，使得法军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以失败告终。帕斯科维奇非常老练，并且头脑灵活，他仅仅用了一支扶助部队，就渡过了维斯瓦河。并且，他的这一行动是在主力部队已经抵达沃维奇后实施的。
部队要想在渡河当中受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影响比较小，就需要使用足够的军用舟桥。但是，渡河地点的选择仍需要由地形条件和敌人的位置来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取胜的机会。我已经在《法国大革命战争史》第八卷中讲过，有关1800年拿破仑和莫罗渡过莱茵河的争论，是这一战略战术问题所能够说明的各种不同计谋当中的一个特殊例子。
渡河地点的选定，对部队渡河之后头几天的行动也会造成影响。至少在取得胜利之前，一定要防止敌人的破坏，保护好渡过的桥梁。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用正确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基础，归根结底，主要渡河点的选择要么是敌军中央，要么是敌军的一翼。
在敌军延伸较远的一条警戒线面前，一支集中的军队从一个中心点强行渡河后，就会沿着两条离心作战线行动。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分割敌人警戒线的部队，让他们无法集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破坏我军的桥梁了。如果我军面前的河流较短，我军在渡河之后，又能够占领一条与河流
垂直的战略正面，那么渡河的地点，最好是一翼，这样就能够避免敌军靠近我军渡河桥梁的方向。我们将会在更加详细地分析有关渡河的问题。
（16）对作战线的选择还有一点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明白，对本国境内的作战线和敌国境内的作战线，它们之间的利弊是非常明显的。敌国的
自然环境也会对各种利弊造成影响。我们设想，一支军队越过了莱茵河或者阿尔卑斯山，准备在德国或者意大利境内作战，那这支军队首先面对的将会是一些次等国家。就算这些国家结成了联盟，但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利益，还是会造成一些冲突的。这种冲突会大大削弱它们的力量。相反，假如一支德国的军队越过莱茵河或者阿尔卑斯山，侵略法国，那么它采取的作战线就要比法国入侵意大利所采取的作战线更加暴露，更加危险。因为，德军所要面对的是在行动和意志上都非常统一的整个法国。
一支以防守为主的军队，如果它的作战线设在本国境内，就可以利用当地居民、政权、要塞、产品、兵工厂、商店等一切有利因素，不过这些有利的因素在异国作战时是不能很好地被运用的。因为在敌国，要找到反对敌军的势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敌军还可以利用其社会上跟我军的敌对分子给我军造成不利影响。
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也会影响到作战线的利弊。毫无疑问，除了上述外，一个作战线如果经过一个富饶、肥沃、工业发达的地区，肯定要比经过一个沙漠贫瘠地区更加有利。特别是当进攻者与之作战的并不是该地区全部的人民时，情况更加如此。入侵者可以在这种丰富多产和工业发达的居民地区得到想要的一切。而在另外一种地区，入侵者得到的最多只有马匹的饲料，至于其他的物品全都需要自己携带。因此，在这种地方作战，困难必定会增加，也必然会使迅速、勇敢的作战行动变得更加危险。对于施瓦本的优美和伦巴第的富饶非常感兴趣的法国军队，就在1808年的时候，差点埋葬在普乌尔图斯克的泥土中。1812年，他们全军覆没在立陶宛的森林沼泽地带。
（17）还有一条作战线的规律被许多作者重视，这条规律实际上是空想的，但是用几何公式来表达，好像是非常可靠的。按照这个规律，必须在设置每一条作战线的全部国家中将跟这条战线相等距离上的敌人完全肃清。不然的话，这些敌人就可能威胁到我们的退路。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几个公式表述这个事情：“能够保障作战行动安全的唯一行动是将所有敌人赶出一个半圆之外，最中心的目标就是这个半圆的中心，作战线的长度就是这个半圆的半径。”
想要证明这条不是很明确的定理，有些人指出，凡是以直径为对应边的各个圆周角都是直角，这也是比洛对作战线所要求的角的度数。当然这也是被认为唯一合理的体系——楔子形战略布局，根据这一点，一些好事者得出结论，凡是不愿意用三角学作战的人都是无知的人。
虽然在纸面上看起来这条规律是非常正确的，同时它也受到了热烈的支持，但是从实际情况上看，却不断地被事实所推翻。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山川形势、军队的士气、领导者的能力和精力、人民的精神，上述种种，不管是用角还是用直径，抑或是用圆周，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估计。诚然，能严重威胁退却部队的大量敌军，绝对不允许在退却线的翼侧存在。但是，如果过分重视这条被说得神乎其神的规律，也会导致自己的军队在敌国境内寸步难行。除此之外，人们将这一规律抛弃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不管是在近代的战争中还是在欧根·萨瓦亲王和马尔波罗的战争中，上述战役无一不证明了这些虚构的数学规律的毫无根据和毫无用处。1800年，当费森、萨尔尼茨和整个蒂罗尔还处于奥地利当局的统治之下时，莫罗将军就在维也纳的城下；当都灵、热那亚和滕达山口被梅拉斯的军队占领，拿破仑当时正在皮亚琴察。最后，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当欧根·萨瓦亲王的军队迫使法军留在明桥河上，也就是距离它的基地仅仅几公里远的地方，然后经过斯特拉德拉和阿斯蒂去援助都灵，这又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几何图形呢？
在我眼中，上述三个例子足以说明，不管是在像腓特烈和拿破仑这样的天才面前还是在像马塞纳、苏沃洛夫等具备伟大性格的人面前，所有的几何圆规都会丧失其光彩。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这样说是想对那些精通能教我们一切计算（甚至是天体运动）的科学的军官们的功绩进行贬低。与此相反，我对他们还是怀有深深的敬意的。据我个人的经验，这里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认为在绘平面图和制图，同时在构筑和攻击要塞或者营垒上，他们的科学是必须的；除此之外，确实还有一些对实际运用有利的各种计算。不过，这些计算对所有的战略和打战术的相关问题帮助很小，原因就在于战略和打战术的所有问题，是由静力学定律促进的精神激动起关键作用的。厄克里德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学生，他们具有极高的指挥军队的才能，可是如果
想赢得光荣和胜利就必须丢掉他们的一些三角学，至少拿破仑就遵循了这样的做法。我们回顾他曾经指挥的一些经典战役，显然与其说是属于准确的科学范畴，不如说是属于诗的范畴，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战争不是一种数学行动，而是一出激情四射的话剧。
我所说的上述这些离题的话，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曾经有人用空洞的公式来攻击我，那么自然我就会为自己辩护。对于我的批评者，我唯一的请求就是他们对待我时，能像我对他们那样公正。在他们看来，战争是有条不紊的，审慎的，可在我看来，战争是生动、勇敢、激烈的，有时甚至需要一些鲁莽。
不过，对根据这些呆板的规则提出的所有谨慎的措施，我并不想加以否认。这是因为，这些措施无论在何时都不应该被全部否定。但是如果强迫自己作战时遵照几何规律，这样的做法就相当于给那些最伟大的天才统帅套上镣铐，也就意味着他们要被僵硬的学究气控制。在我看来，我会坚定地反对这种理论，直到永远。同时，我也会反对对一切无知的辩解。
对内线的评论和反对者的意见
我为了在这里对本章课题将要进行的论述补充几句，不得不将你们的注意力暂时转移一下，对此我表示歉意。一开始我就在犹豫是否要将这些评论放在本书末尾，但是考虑到这些评论对解释上述理论非常有用，所以还是认为发表在这里最合适。
所有批评我的人，他们的指责也并不是一致的。有些人仅仅就几个词句和定义进行争辩，有些人对我的指责是一些他们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在反驳我的基本原则时往往会利用某些重要的事件，但是他们对当时的条件是不是和他们想象的一样，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但恰恰就是这些条件可以决定使用什么原则来作战最为恰当；就算他们提出的方法是正确的，他们也没有想到，也会有例外的情况发生。不过他们就是不能够推翻根据多世纪经验归纳出来的、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规则。
一些人为了反对我的内线或中心线作战的原理，就引用了联军以相反
体系在莱比锡取胜的著名机动。初看起来，这件让人难以忘怀的事件是能够动摇人们对基本原理的信念的。但是他们列举的事例是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一个战例，就因为这一点，显然不能够得出与那些以千百个其他战例为依据的基本原理相违背的结论。相反，我们却能够很容易地证明，这些事实不仅不会反对我的那些基本原理，反而能够证明我的那些原理的生命力是常青的。
除此之外，如果说拿破仑在徳累斯顿和奥得河之间占领的中心位置对他而言变成了灾难，那么实际上应该将这种灾难归咎于库尔姆、卡茨巴赫和登涅维茨的失败，也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完全正确地执行原则，是违背了正确体系所造成的错误。我的主张是，对最重要的点，应该以大部队兵力实施进攻，而对一般的次要的点，则可以凭借坚固的工事或者是江河进行固守，直到决战结束或者是敌军主力被消灭。在这之后才有可能将兵力指向敌人其他的受到威胁的点上。有人提出辅助部队会因为脱离主力部队而受到威胁，那是没有能够很好地对我提出的体系理解的缘故，这也是1813年所发生的新情况。
的确，如果在德累斯顿获得胜利的拿破仑，能够不停地追击像波西米亚帝王们的军队，那他就不大可能在库尔姆惨败。不仅如此，他还有可能威胁到布拉格，然后突破联军的战线。不过他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没有对联军退却造成严重阻碍。他犯的一个更大的错误是自己没能亲自率领主力到决战点上参战。在卡茨巴赫的战斗中，他没能很好地将自己的命令执行到部队中去；如果按照他的命令规定，他应该做的就是等待布吕歇尔的冒险运动对他的军队造成有利时机的时候，再对其进行攻击；不过麦克唐纳却做出了与他相反的行动，他仅仅靠着一些独立部队渡过因大雨而不断涨水的支流去跟联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