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生活于公元2～3世纪间，医学家。
据宋《太平御览·何颐别传》记载，张仲景儿童时就很聪颖，成年后拜同郡张伯祖为师学医，颇有造诣，时人称赞他的医术已超越老师。晋皇甫谧《甲乙经序》记载：汉献帝时，张仲景拜见宫廷官员王仲宣，时仲宣20余岁。仲景从气色形体观察，认为他有难治疾病，预言20年后，会发展眉毛脱落，再半年就会死去。如果立即服用五石汤治疗，疾病可能好转。王仲宣不以为然，虽然接受药物，却未服用。3日后，仲景复见仲宣，问他是否服药，答已服。仲景经过诊断，指出他并未按医嘱服药，对王仲宣说：“君何轻命也！”表示惋惜。20年后，王仲宣果然眉毛脱落，又过187天即死去，与仲景预言相符。后世谓王仲宣所患是麻风病，张仲景富于临床经验，故预言准确。
宋代校正医书局高保衡等《伤寒论序》中曾提到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对于这一记载，自1826年日本人平笃胤著《医宗仲景考》就有不同看法。平笃胤根据《后汉书·刘表传》等书考证，认为在汉灵帝和汉献帝在位期间（168～220），先后有孙坚、苏代、张羡、张怿任长沙太守，在这个期间张仲景不可能做过此官，否定了张仲景官长沙太守的说法。但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国医文献》创刊号，载文称张羡即张仲景，理由是“羡”与“景”字义相通，因此认为张仲景曾官长沙太守。但这些都不是结论，张仲景生平中的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议。
张仲景生活在战争频繁疾病流行的年代。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汉安帝元初六年（119）至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在不到100年间，大疫流行10次。当时诗人曹植写过一篇《说疫气》的文章，提到建安二十三年（218），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魏文帝曹丕在给吴质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徐干、陈琳、应场、刘桢四人，都是因传染病死去的。而张仲景也自称家族200多口，从建安初年（196）起，不到10年时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病死去的占十分之七，可见疾疫流行的严重程度。
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却是错误的，一些患病之家迷信巫神，总是企图用祷告驱走病魔。医生得不到临床实践机会，所以很少研究医术，而终日却以主要精力结识豪门，追求荣势，这样医学当然很难得到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仲景深有感触，决心解决危害人民的疾病问题。为此，他从阅读《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前代古籍入手，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经过临床实践的验证，最终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
古代中医所谓的“伤寒”和现代医学的“肠伤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中医的“伤寒”，是指从发热起始的急性病（包括某些急性传染病）的总病名。《素问·热论篇》曾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记载说：“伤寒有五：即中风、伤寒、湿热、温病、热病。”表明古人所指的“伤寒”包括的范围是很广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的疾病认识问题，它在病因、病机、疾病的突发转变，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摸出一套完整的规律，不仅对治疗当时发热性传染病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后世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伤寒杂病论》原书16卷，因战乱关系，书籍曾经散失，现存张仲景著作是经西晋太医王叔和整理过的。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曾称赞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伤寒论》称：“以余考之，王叔和似是仲景亲授弟子，故编定其师之书。”由弟子整理老师著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时，却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方》二书，前者论伤寒，后者论杂病。由于汉晋时期，著述仍然以竹木简牍或帛书为主，保存不易。王叔和整理的张仲景著作，一个时期中又有散乱，至北宋中期校正医书局委派孙奇、林亿等校正医书，张仲景著作再次重新整理。计整理出《伤寒论》10卷、《金匮玉函经》8卷、《金匮要略方》3卷。上述三书，《金匮玉函经》在北宋以后流传并不广泛，研究者很少。其他《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则流传日广。特别是《伤寒论》在北宋时研究者就开始增多，其主要学术内容最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方面。
首一，《伤寒论》发展了《内经》学说，确立以“六经”作为辨证施治的基础。六经辨证原是《素问·热论篇》根据古代阴阳学说在医学中运用而提出的辨证纲领。所谓“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太阴、少阴、厥阴（三阴）六者而言。这是按照外感发热病起始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证状，并结合患者体质强弱的不同，脏腑经络的生理变化，以及病势进退缓急，加以分析综合得出的对疾病的印象。三阳指表、热、实证；三阴指里，寒、虚证。凡病之初起，疾病在浅表，出现热实现象的，如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属于阳证的便称太阳病。凡病邪入里，病情属于阳证，并表现胃中燥实，大便干燥、发热谵语、口渴、脉象洪而有力、舌苔黄厚的属热实在里，称阳明病。另一种既非表证，又非里证，证状表现为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寒热往来的半表半里状态，也属阳证范围，称少阳病。所谓三阴病，一般多是三阳病转变而来，特点是不发热，证状表现虚寒现象，如腹满、呕吐、腹泻、口不渴、食不下等称太阴病。如疾病出现脉象微细、四肢厥逆、怕冷、喜热饮，说明气血虚弱，称少阴病。还有一类疾病多因误治，呈现上热下寒，忽厥忽热，饥而不思食，或下利不止，手足厥冷，呈现寒热错杂现象的称厥阴病。上述按六经症候的分类并不是孤立的六种证候群，而是它和人体脏腑、经络、气化各方面都有机地联系一起进行观察认识的。从总的方面说，三阳表示肌体抵抗力强，病势亢奋。三阴病表示肌体抵抗力弱，病势虚弱。六经病证的治疗，各有一定治则。如太阳病按证候又有“中风”、“伤寒”、“温病”之分。凡无汗、脉紧的，属表实，方用麻黄汤发汗，开腠理，驱寒邪。如脉浮缓，有自汗，属表虚，则用桂枝汤解肌发汗。其他按证立方。属于阳明病的，主要指胃有实热或邪热蕴里，又有阳明经证和阳明腑证之分。前者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者，治疗以白虎汤清热保津为主。后者，证见身烧壮热，或潮热，手足有汗，绕脐痛，大便秘结，小便黄赤，故治疗以用三承气汤攻下燥结为主。少阳病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故以大、小柴胡汤为主方。至于三阴病，因属虚寒、虚热之证，疾病起因多属寒邪直中少阴，以及年老虚弱抗邪乏力之人，病情均较险峻。另一种则为传经之邪，因误治而呈现的身体卷缩，手足厥冷、昏沉萎靡或下利不止，脉象不清等，亦为危重之象。法以理中汤、四逆汤或附子汤为主方，取温通中阳和回阳救阴之效。总之，张仲景六经证治，乃是在当时疾病流行之时，通过医疗实践总结的一个热病治疗的总规律。
其二，《伤寒论》在辨证论治方面也有重要创造，这就是诊断疾病时，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纲，通称“八纲”，八纲中阴、阳为总纲。表、热、实属阳；里、寒，虚属阴。凡外感疾病，对身体壮实的人来说，多邪从阳化，形成表、热、实证。而对身体虚弱的人来说，病邪多从阴化，成为里，寒、虚证。
八纲辨证的诊断方法是应用“四诊”，即望、闻、问、切。从观察病人面色、形体、舌质，聆听病人声音，嗅闻排泄物气味，询问病史，现有病情，以及通过切脉、诊肌肤，了解病情的诸方面，从而取得疾病的深浅程度（表里），病象的寒热、盛衰（虚实）印象，然后分别疾病所属三阳，三阴的某一类型。张仲景《伤寒论》非常重视疾病的变化和假象。如一些证状，类似实热证候，而脉却呈现沉细无力的，或如四肢厥逆者，而脉象却呈现沉滑有力的，都是“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现象，《伤寒论》有多条例证。另外，张仲景还认为在诊断病情时，脉象和证侯要互相参证取得病情依据，有时要”舍脉从证“；有时要”舍证从脉“。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卷二称，”仲景日：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身体疼痛，当救其里，用四逆汤，此从脉之沉也。又说：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而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微汗之……从证不从脉也。
其三，《伤寒论》在用药方法上是多种多样的，可归纳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方法。也可说是按照病情用药时的八个立方原则，通称“八法”。针对不同病情，汗下，温清，攻补，消补，也可分别并用。凡寒证用热药或热证用寒药，为“正治法”。如疾病出现前面所说的“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现象，可采取凉药温服，热药冷服，或者凉药中少佐温药，温药中少佐凉药，这称为“反治法”。总之《伤寒论》一书所体现的治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是依据临床实际制定治疗方案的。有时先表后里，有时先里后表，或表里同治，极为灵活变通。后世总结该书共包括397法，113方。其中“扶正祛邪”、“活血化瘀”、“育阴清热”、“温中散寒”等治疗方法，对后世学者有很大启发，得到广泛应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
《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另一版本。宋代校正医书局称两书“同体而别名”。即两部书的书名不同，但内容多有相似之处。该书经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校正后，在“序言”中写道：王叔和经手整理的张仲景著作，恐怕在那竹简纸帛抄写的年代容易散失，所以又用《金匮玉函经》的书名，写了这一别本，有“宝而藏之”的意思。这部书共8卷，29篇，115方。卷一证治总例，卷二一四辨痉湿喝，辨脉和辨六经形证，卷七、八为方。但此书在南宋以后又很少见到，至清康熙年间，何焯（义门）得到善本，称此书为“医学之论语”，辗转流传至今。
再有《金匮要略方》（或称《金匮玉函要略方》或《金匮方论》）是校正医书局在前二书之后校正的。该书在晋以后又曾散失。至北宋时，学士王洙在馆阁发现一部分经虫蚀过的简牍，经考订，这些简文就是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方》，于是抄录为3卷。上卷辨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为方论。由于该书并不完整，有的有方无证，有的有证无方。至校正医书局校订本书时，在王洙整理基础上，又从前代署名张仲景的众多资料中加以拣选成书，共25篇，262方。就中国现存古代医书而言，《金匮要略》所收病种之多，论证之详尽，列方之有效程度，均为前所未有。名方如小建中汤冶虚劳，葶苈大枣泻肺汤治肺痈，括蒌薤白白酒汤治胸痹，苓桂术甘汤治痰饮，茵陈五苓散治黄疸，薏苡败酱散治肠痈，至今沿用。剂型治法包括汤、散、丸、膏、熏、洗、酒剂等多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该书和《伤寒论》一样，没有古代封建迷信内容，完全摆脱巫术的羁绊，体现中国古代科学的精蕴，这是极为难得的。另外，该书所论述的治病求本和预防疾病的思想，对中国后世医学的发展也创造了良好开端。如“上工治未病，何也？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未病”即言未病之前，应预防疾病。既病之后，要考虑脏腑疾病的转变。以肝脾为例，要求医生必须掌握病情，灵活用药。在用药方面，该书也有很多特点，如大、小青龙汤同治溢饮。而葶苈大枣泻肺汤既用于痰饮，又用于肺痈。后世认为这是“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代表性范例。至于药物的使用和配伍，也有特点，如附子生用配干姜，取回阳救逆之意；而附子熟用又可止痛；麻黄与石膏同用，既可治水肿，又可疗哮喘。这些用药经验，在东汉以前无书记载，是张仲景在前人临床实践基础上，结合个人心得总结记录的。全书方剂用药少者一二味，多者十余味，选药精凿，配伍周密，显示古代中医辨证施治和临床用药的精思妙要。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评称：“《金匮要略》乃仲景杂病之书也，其论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
张仲景的医学著作，在我国目录学著作中还有很多记载，如《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张仲景方》15卷，《医方论》条下载：梁有《张仲景辨伤寒》10卷，《疗伤寒身验方》，《张仲景评病要方》1卷，以及《张仲景疗妇人方》2卷等。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卷子中，也有张仲景《五脏论》。可见张仲景医名甚著，用他署名的医书不少，惜今均不传，无从知其内容。署名王叔和撰次张仲景的医书最早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有“《张仲景药方》十五卷，王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王叔和《张仲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这些有记载的书可能是宋代校正医书局整理张仲景著作时的重要依据。
在唐代，《伤寒论》流传并不广泛，著名医家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有关伤寒论述，涉及张仲景的学说并不多，提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晚年著《千金翼方》时，才大量引述了张仲景的伤寒方论。宋代叶得《避暑录话》说：“孙思邈为《千金方》时，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也说明孙思邈早年对于张仲景著作并不能轻易见到，或者领略不深。至30年后，见到仲景著作，才增加了理解，大量引用。这是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一些著作受历史条件限制，不能广泛流传的反映。其后，唐代中期的王焘《外台秘要》也曾收录了不少张仲景医书的内容。宋初，太宗赵光义诏修《太平圣惠方》（978—992年编成），其中也收录了《伤寒论》的许多内容，但都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归纳。如日本学者野渊在《中医临床》1978年第ll，12期发表的“《伤寒论》的另一古本——淳化本《伤寒论》”一文，就认为《太平圣惠方》卷八有关伤寒的条文，是“反映宋校《伤寒论》原貌的一个确切资料”。可称“淳化本《伤寒论》”。另外，10世纪日本名医丹波康赖著《医心方》，也收入了“张仲景方”。19世纪时，日本还先后发现康平三年（1060）侍医丹波雅忠抄录的卷子本《伤寒论》；以及康治二年（1143）沙门了纯依据唐人写本抄录的《伤寒论》。两书均较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的《伤寒论》时间为早，内容也有不同。其后，明初赵开美影刻宋本《伤寒论》后，该书才更广泛流传。上述书籍，内容文字不尽相同，但它对研究《伤寒论》原貌，均有一定价值。20世纪国内四川、长沙、桂林等地也发现过一些《伤寒论》的古抄本，其内容则待考订。
在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进行整理以后，研究张仲景著作的医家逐渐增多。著名的如北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1100）、朱肱《南阳活人书》（1107）、郭雍《伤寒补亡论》（1121）；南宋许叔微《伤寒发微论》（1156）；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1145）、《伤寒明理论》（1156）、刘完素《伤寒直格》（1186），以及明清时代的王履《溯洄集》（1368）、陶华《伤寒六书》（1445）、方有执《伤寒论条辨》（1589）、喻昌《尚论篇》（1648）、柯琴《伤寒来苏集》（1669）等数百家。日本在18～19世纪时，对《伤寒论》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如山田正珍《伤寒考》（1779）、吉益东洞《古文伤寒论》（1792），丹波元坚《伤寒广要》（1825）、《伤寒论述义》（1827）、浅田惟常《伤寒辨要》（1881）等。在上述著作中，成无己博极研深，本《内经》诸书，发明仲景奥意，为世所重。至明方有执、清喻昌著作则认为王叔和编次、林亿等校正之书，以及成无己注解均有错误，编次重为更定。柯琴则认为《伤寒论》虽经王叔和整理，已非原书之旧，但仍应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为叔和语”。他以六经脉证为总纲，继列方证，更新编次，亦有发挥。日本学者丹波元坚所著《伤寒广要》最为精要，对于阴阳、脉证、寒热虚实，以及诊察、辨证、六经病证等均有讨论，其中对于兼证变化，记载详细，对于仲景学说很有发挥。
对《金匮要略》一书之研究，最早应推明初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1368），惟此书难见，现仅有抄本。清周扬俊著《金匮玉函经二注》（1687），据赵以德书补注。另有徐彬《金匮要略论注》（1671）、尤怡《金匮心典》（1729）、黄元御《金匮悬解》（1756），全论杂病，各有发挥。其他如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1692）、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1803），于初学医者颇有裨益。另外日本山田正珍《金匮要略集成》（1789）、丹波元简《金匮要略辑义》（1806）、丹波元坚《金匮述义》（1842），也都是研究张仲景杂病论述的名著。17世纪时，朝鲜许浚编写的《东医宝鉴》，也收了张仲景的伤寒和杂病方。
明代李濂《医史》（1513）“张仲最补传”称张仲景书“实为千古医方之祖，自汉魏迄于今，海内学者家肆户习，诵读不暇，如士子之于六经，论者推为医中之亚圣”。至清代人们更尊张仲景为“医圣”，如魏荔彤《伤寒论本义》（1721），即称“叔和修辑医圣之书”。日本丹波元胤《医籍考》引《医林列传》亦称：张仲景“其书为诸方之祖，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故后世称为医圣”。又该书载称：“《南阳府志》载：清张三翼募建张医圣祠序，桑芸张仲景先生祠墓记，称南阳郡东南阜处，父老相传，为先生墓，与故宅存在。洪武初，有指挥郭云扑其石碑，墓遂没。越有二百六十余年，为崇祯戊辰（1628），有兰阳诸生冯应鳌者，感寒疾殆危……后病愈，千里走南阳，访之不可得，因谒三皇庙，有仲景像，即纪石庙中而去……”其后日本冈田静安撰《张仲景先生祠墓记》（1823），又名《医圣祠墓记》。可见张仲景祠墓早已成为中外医家景仰之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医学界对于张仲景医学的不朽业绩也非常重视。1933年，著名中医黄竹斋曾亲到南阳张仲景墓地考察，撰成《谒南阳医圣张仲景祠墓记》。1936年上海国医公会编辑的《国医文献》出版了《张仲景特辑》。新中国成立后，高等中医院校列《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必读课程。1981年河南南阳市成立了张仲景学说研究会。1982年10月，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主持，在南阳召开了张仲景学说讨论会，有中日两国学者参加。1985年又成立了张仲景国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