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前后，正是西方近代数学走向成熟的时期。柯西的微积分严密化；彭赛列的射影几何基础的奠定；阿贝尔和伽罗瓦的近世代数的开创；外尔斯特拉斯对解析函数论的系统研究，以及罗巴切夫斯基和波耶等人创立非欧几何等等，一切都表明西方数学已经加紧了走向现代化时期的准备。然而，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数学家们却无法了解这些。雍正元年（1723）的关闭政策，使得原有的一条狭小的西方数学传入渠道也被扼断，从此中国数学家们只能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艰辛的工作。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清政府的无能和国家的贫弱，也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他们面对“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的严峻现实，力图通过发展科学提高国力来与西方列强抗衡。要发展科学，必须了解科学；要了解科学就得翻译科学著作。就这样，出现了西方数学著作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其中早期的主要翻译者是李善兰和华蘅芳。
李善兰的翻译工作
李善兰（1811～1882），字竟芳，号秋纫，浙江海宁人，自幼酷爱数学，10岁读《九章算术》，李善兰画像能无师自通，15岁读《几何原本》又能尽解其意。后来，又研读了李冶的《测圆海镜》，戴煦的《勾股割圆记》等书，所学渐深。40年代起著书立说，先后著有《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麟德术解》等，将近代数学思想运用于解决中国传统课题之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1852年，李善兰离家来到上海的墨海书馆。墨海书馆是1843年为翻译西方书籍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开设的，它也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联系的一条渠道。李善兰在那里结识了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1815～1987）和艾约瑟（1823～1905）。当时墨海书馆正在物色能与传教士协作翻译的人才。李善兰的到来使他们十分高兴，但又不甚放心，于是，他们拿出西方最艰深的算题来考李善兰，结果都被李善兰一一作了解答，得到传教士们的赞赏。从此以后，李善兰开始了译著西方科学著作的生涯。
李善兰翻译的第一部著作是《几何原本》后9卷，由于他不通外文，因此不得不依靠传教士们的帮助。《几何原本》的整个翻译工作都是由伟烈亚力口述，由李善兰笔录的。其实这并非容易，因为西方的数学思想与我国传统的数学思想很不一致，表达方式也大相径庭。虽说是笔录，实际上却是对伟烈亚力口述的再翻译。就如伟烈亚力所说，正是由于李善兰“精于数学”，才能对书中的意思表达得明白无误。这本书的翻译前后历经四年才告成功。
在译《几何原本》的同时，李善兰又与艾约瑟一起译出了《重学》20卷。这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力学专著，在当时极有影响。1859年，李善兰又译出两部很有影响的数学著作《代数学》13卷和《代微积拾级》18卷。前者是我国第一部以代数命名的符号代数学，后者则是我国第一部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著作。这两部书的译出，《代微积拾级》（我国第一部微积分译著）不仅向中国数学界介绍了西方符号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基本内容，而且在中国数学中创立起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符号。这些新东西虽然引自于西方原本，但以中文名词的形式出现却离不开李善兰的创造，其中的代数学、系数、根、多项式、方程式、函数、微分、积分、级数、切线、法线、渐近线……都沿用至今。这些汉译数学名词可以做到顾名思义。李善兰在解释“函数”一词时说，“凡此变数中函彼变数，则此为彼之函数。”这里，“函”是含有的意思，它与函数概念着重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意思是十分相近的。许多译名后来也为日本所采用，并沿用至今。
在《代微积拾级》中附有第一张英汉数学名词对照表，其中收词330个，有相当一部分名词已为现代数学所接受，有些则略有改变，也有些已被淘汰。
除了译名外，在算式和符号方面李善兰也做了许多创造和转引工作。他从西文书中引用了×，÷，（），=，＜，＞等符号，为了避免加减号与中国数学十、一相混另取篆文的上、下二字，作为加、减号。用甲、乙、丙、丁等十干，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天、地、人、物四元依次代替原文的26个英文字母，并且各加口旁，如呷、等字代替大写字母。希腊字母一般用角，亢、氐、房等二十八宿名替代。又用微字的偏旁彳作为微分符号，积字的偏旁禾作为积分符号，例如
禾甲⊥天彳天=（甲⊥天）对⊥
即∫dxa x=ln（a x） C
其中“对”字表示对数。
李善兰除了与伟烈亚力合译了《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外，还与艾约瑟合译了《圆锥曲线论》3卷，四部译著虽说与当时欧洲数学已有很大差距，但作为高等数学在中国引入还是第一次，它标志着近代数学已经在中国出现。就具体数学内容来说，它们包括了虚数概念、多项式理论、方程论、解析几何、圆锥曲线论、微分学、积分学、级数论等等，所有的内容都是基本的和初步的，然而，它对中国数学来说却是崭新的。有了这个起点，中国数学也就可以逐步走向世界数学之林。
1858年，李善兰又向墨海书馆提议翻译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舍尔的《天文学纲要》和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此外又与英国人韦廉臣合译了林耐的《植物学》8卷。在1852—1859年的七八年间，李善兰译成著作七八种，共约七八十万字。其中不仅有他擅长的数学和天文学，还有他所生疏的力学和植物学。为了使先进的西方近代科学能在中国早日传播，李善兰不遗余力，克服了重重因难，作出了很大贡献。
华蘅芳的翻译工作
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无锡人，出身世宦之家。7岁开始读书，华蘅芳14岁通程大位《算法统宗》，后来又钻研《九章算术》、《益古演段》、《测圆海镜》、《数理精蕴》等古代名著，与徐寿、徐建寅、李善兰等晚清科学家关系密切。
1861年，华蘅芳与徐寿（1818～1884）同在曾国藩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兵工厂——金陵军械所工作，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事后一直受到曾国藩的重用，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他参与筹建了江南制造局。1868年江南制造局内添设了翻译馆，华蘅芳任职从事翻译工作，为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不遗余力。
华蘅芳先与美国玛高温（1814～1897）合译了《金石识别》、《地学浅释》、《防海新论》和《御风要术》等矿物学、地学、气象学方面的书共5种；又与英国人傅兰雅（1839～1928）合译了《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三角数理》、《三角难题解法》、《算式解法》等6种，另有未刊行的译著4种，进一步介绍西方的代数学、三角学、微积分学和概率论。华蘅芳的译著比李善兰的译著在内容上要丰富，译文也明白流畅。这些译著都成为中国学者了解和学习西方数学的主要来源。
1875年，上海格致书院建立。次年，43岁的华蘅芳应邀任教。当时，实科学校在中国还刚刚闻世，华蘅芳一面参与学校管理，一面认真教书。他知识广博，对理科和工科都有研究，又亲自为学生编写讲义，积极介绍西方数学，如《学算笔谈》、《算法须知》和《西算初阶》等。这些讲义大都融中西数学于一统，适合处于数学发展转折时期中国学生的状况。例如《学算笔谈》不仅包括了西方的代数，也包括了中国的天元术，全书由算术、天元术、代数、微积分逐步加深，自简至繁。1887年和1892年，华蘅芳先后转任天津武备学堂教习和湖北武昌两湖书院教习。1896年又任常州龙城书院院长兼江阴南菁书院院长。华蘅芳一生的后20余年，积极从事教育和人才培养，成为推进近代数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上，华蘅芳则可称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不慕虚荣，敝衣粗食，孜孜不倦，辛劳终生，把全部的精力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就如他自己所说，“吾果如春蚕，死而足愿矣！”
华蘅芳的译著是在李善兰等译的《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之后的新译。之所以要新译，华蘅芳说是因为“李氏所译之二种殊非易于入手之书。”，“所以又译此书著，盖欲补其所略也。”事实上，《代数学》中的方程论、对数、指数、不定方程等内容和《微积溯源》中的微分方程等内容，是分别比《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有所充实的。华蘅芳的译著还十分注意数学史的介绍，这在当时具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扩大了中国数学家们的眼界，加速了对西方数学界的认识和了解，有利于中国数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在华蘅芳的数学译著中，《决疑数学》具有突出地位，这是第一部在中国编译的概率论专著。在这本书之前，华蘅芳曾在《代数难题解法》中介绍过概率知识，当时把概率译为“决疑数”，自然，《决疑数学》也就更为专门和完整了。
《决疑数学》共10卷160款，卷首“总引”除了讲述概率论的意义和作用外，还较详细地介绍了概率论的历史，涉及到的数学家达30余人。卷一至卷五的内容为古典概率，通过大量的名题，介绍古典概率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卷六卷七为人寿概率和定案准确率等应用，卷八为大数问题。卷九论正态分布和正态曲线，列出的密度函数公式是
函=（室÷周）戊T室=
用现代符号表示，应是
f（Δ）=λπe-λΔ2
由于中国传统数学一直没有形成符号系统，国家又长期处于关闭自守状态，因此李善兰、华蘅芳等人煞费苦心地设想出“中西结合”的“准符号”形式，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些过渡性的符号形式，把中国数学逐步引向了符号化。
《决疑数学》的卷十介绍了最小二乘法及其应用。《决疑数学》的译出给中国数学又增添了一门新的学科，其中如大数、指望（期望）、排列、相关、母函数、循环级数等，是华蘅芳等人为概率论所创设的名词。
其他译著
李善兰和华蘅芳的翻译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国人向西方科技学习的潮流。在他们的影响下，翻译工作持续不断，译著日趋增多。为了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1862年，清政府决定成立同文馆。1866年又在馆内增设了天文算学馆，专门从事数学著作的翻译、学习和研究。1863年继墨海书馆之后，上海又开设了广方言馆。1868年，江南制造局也开设译馆，以适应翻译事业的需要。与此同时，广州也成立了同文馆。据不完全统计，自1853年到1911年的近60年间约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数学著作最多，计168部，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其余的有理化98部，博物92部，天文气象12部，地理58部，总论及杂著44部。西方数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加快了中国数学走向近代的进程。
继李、华两人译著之后出版的早期数学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属几何学方面的有：《算式集要》4卷，傅兰雅口述，元和江衡笔录，此书主要讲图形的面积体积计算；《周幂知裁》1卷，傅兰雅口述，徐寿笔录，此书为实用几何学，板金工所用；《运规约指》3卷，傅兰雅口译，徐建寅删述，此书专讲几何作图问题；《器象显真》4卷，也是傅兰雅与徐建寅合译，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著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颇有价值；《代形合参》3卷，美国潘慎文（1850～1924）和中国谢洪贲（1850～1924）合译，内容是解析几何；《形学备旨》10卷，美国狄考文（1836～1908）和中国的邹立文合译，为初等几何著作；1919年，还出版了武崇经编译的《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一书，内容不深但较全面，包括双曲几何和椭圆几何两种非欧几何。
属算术和代数学方面的有：《笔算数学》3册的《代数备旨》13卷，两书均由狄考文和邹立文合译；《数学理》9卷，傅兰雅、赵元益（1840～19022）合译；《弦切对数表》贾步纬翻译。1909年，顾澄根据美国哈地的一部有关四元数的通俗读物，译成《四元原理》一书，从此向量和四元数理论在中国出现。
不少译著是作为兴起不久的学校的教科书使用的，因此内容大都仍局限于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基础部分。但也有一些高深的数学内容，如非欧几何、四元数理论等，它们为中国近代数学增添了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