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昆虫的研究
蚕随着养蚕业的发展，人们对家蚕的习性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宋代陈旉在《农书》中指出，蚕“最怕湿热及冷风，伤湿即黄肥，伤风即节高，沙蒸即脚肿，伤冷即亮头而白蜇，伤火即焦尾，又伤风亦黄肥，伤冷即黑白红僵。”这里正确地指出了过高或过低温、湿度对蚕儿正常生长发育的不利影响，它是诱发蚕儿罹、病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湿度对蚕儿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空气多湿时，蚕体水分散发比较困难，这时若再吃进含水率较高的桑叶，那么蚕儿的体温就会上升，体躯就会变得肥大和虚弱，病原微生物便滋生蔓延，疾病也就由此而发生。
陈旉《农书》对蚕种的选择和保护，都作过研究，他说：“养蚕之法，须自选种，夫蚕蛾有隔一、二日出者，有隔四、五日出者，蛾出不齐，则放子先后亦不齐……始摘不齐，则苗出不齐，蚕之眼起逐分数等，有正眼者，有起而欲食者，有未眠者，放食不齐，此所谓得失相半也。”认识到选种对使第二蚕儿生长发育时间种速度一致有重要意义。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蚕种的清洁和保护。但在宋代之前，蚕农们还只是用清水浴洗卵面。而陈旉《农书》已记载使用朱砂溶液浴种。“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间，细研朱砂调温水浴之。”这种临近蚕卵孵化之日，用具有消毒效果的朱砂溶液浴种，具有消毒卵面的作用。
蜜蜂蜜蜂的饲养，其历史应比养蚕更早，但缺乏记载。晋代皇甫谧著《高士传》，记有东汉人姜歧乡居养蜂的事；张华《博物志》记载有蜂蜜的收集方法；罗愿《尔雅翼》记述了蜂的种类、蜜的色味与蜜源植物的关系。（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中还绘有蜂房图。特别是王禹偁（字元之）在《小畜集》中写有“记蜂”，对蜜蜂的生活习性和蜂群组织，以与寺僧对话的形式作了如下记述：
《证类本草》中还
绘有的蜂房图“商于兔和寺多蜂。寺僧为余言之，事甚具。予因问：‘蜂之有王，其状若何？’曰：‘其色青苍。差大于常蜂耳。’问：‘胡以服其众？’曰：‘王无毒。不识其他。’问‘王之所处？’曰：‘窠之始营，必造一台，其大如粟，俗谓之王台。王居其上，且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数。王之子尽复为王矣，岁分其族而去。山甿患蜂之分也，以棘刺关于王台，则王之子尽死而蜂不拆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团如罂，或辅如扇，拥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则溃乱不可响迩。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堕而不作。’”
这里，对蜂巢内部组织、分群习性，尤其是控制分群方法作了详细的记述，很有价值。
著名文学家苏轼还写过《收蜂蜜》的诗：
空中蜂队如车轮，中有王子蜂中尊。
分房减口未有处，野老解与蜂语言。
前人传蜜延客住，后人秉艾催客奔。
布囊包裹闹如市，坌入竹屋新具完。
小窗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
相逢处处命俦侣，共入新屋长子孙。
前年活计知尚浅，蜜蜡未暇分上人。
明年少割助和药，惭愧野老知利源。
对野老趁蜜蜂分巢时收取蜂群的记述，历历如绘。
我国古代还对白蜡虫、紫胶虫和五倍子蚜等昆虫的生活习性进行了研究并加以饲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白蜡虫虫白蜡是雄性白蜡虫的分泌物，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家副产品。宋代周密《癸辛杂识》记有关于白蜡虫的饲养。说江浙过去不产白蜡，后来有人由淮北带来白蜡虫出售（已成商品），其种形状如小黄果，“每年芒种前以黄布作小囊贮虫十余枚，遍挂桎树间（叶类似茱萸叶），至五月，每一子出虫数百，遗白粪于枝梗，八月中剥取用沸汤剪之就成白蜡。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来春渐大，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这里已将放养白蜡虫、收取白蜡的时间和方法，基本上说明了。以后汪机《本草会编》、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徐光启《农政全书》对白蜡虫的寄生植物的种类、性状、产地和白蜡虫的习性以及采蜡方法等都有更详细的记述。直到17世纪，耶稣会教士才把关于中国饲养白蜡虫的消息传到欧洲，1853年由罗克哈特从上海把白蜡样品送到英国开始研究。
紫胶虫紫胶是紫胶虫的分泌物，在我国古书上称为紫铆、紫梗或赤胶，是由紫胶虫的雌虫分泌的，公元3世纪张勃在《吴录》中记载说：“九真移风县，有土赤色如胶，人视土知其有蚁，因垦发以木插枝其上，则蚁缘而上，生漆凝结，如螳螂螵蛸子之状。人折漆以染絮物，其色正赤，谓之蚁漆、赤胶。”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云南考察时，第一次指出云南是我国紫胶产地，同时记述了紫胶虫的寄生植物紫梗树的形态。在我国古代，紫胶作药用，也作染料。
五倍子蚜五倍子是染色、制革工业的重要原料，也是重要药物，它是五倍子蚜虫在盐肤木叶上所形成的虫瘿。五倍子蚜的生活史很复杂，不容易为人所知。五倍子是因为生于盐肤木而得名。宋代人虽然已知道五倍子（虫瘿）是生在盐肤木上，但并不虫白蜡、紫铆、五倍子知道里面有虫。直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才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此木（即盐肤木）生丛林处者，五、六月有小虫如蚁，食其叶，老则遗种，结小球于叶间，……起初很小，渐渐长坚，其大如拳，或小如菱。形状圆长不一。初时青绿，久则细黄。缀于枝叶，宛若结成。其壳坚脆。其中空处，有细虫如蠛蠓。山人霜降前采取，蒸杀，货之。否则虫必穿坏。”李时珍还认识到寄主不同，其虫毬（即虫瘿）也不一样。但是限于时代，他没有完全弄清五倍子蚜的生活史。
虫白蜡、紫胶、五倍子都是我国自古以来对昆虫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果，这些产品除了供应国内，还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对白蜡虫、紫胶虫、五倍子蚜的认识利用，是我国古代生物学的又一成就。
治蝗研究
对蝗虫的防治，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唐代宰相姚崇的功绩。汉代由于神学盛行，对治蝗主张德化。唐初亦相沿，朝野形成了对捕蝗的阻力。贞观二年（628）六月，京畿旱蝗，吓得唐太宗下诏罪已说：“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以为自己吞个蝗虫就可以除灾，这当然是十分可笑的。开元四年（716）山东蝗虫大起，当时任宰相的姚崇力排干扰，坚持人定胜天，蝗灾可治的思想，领导百姓采取开沟陷杀蝗蝻和火烧成虫等积极办法，战胜了蝗灾。仅汴州一地就“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者，不可胜记。”这一壮举不仅当时取得了灭蝗的重大胜利，也为以后灭蝗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
宋代认识到蝗虫生活史中有卵的阶段，开始生意掘卵灭蝗，防患于未然，以争取主动。如景元年（1034）六月开封诸路就募民掘蝗种万余石；淳熙九年（1182）还规定了对掘虫子而取不尽因致次年发生者，杖一百的处罚手段。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答宋寀捕蝗诗》中写有：
大凡万事悉如此，祸当早绝防其微。
蝇头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难施。
只惊群飞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
官书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罚反自欺。
诗中，既说明了防早、防小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当时捕蝗斗争的情况，强调不能光靠立法，还要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采取科学的方法，很有见地。
我国是全世界制定治蝗法规的先行者。第一道治蝗法规是1075年的《熙宁诏》，第二道是1182年的《淳熙敕》，1193年还编制了最早的治蝗手册——《捕蝗法》，以后历代都把捕蝗列为国家要政，与农业大害的蝗虫展开了持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