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由于封建正统思想在旧中国一直占居统治地位，“汉族即中国，中国即汉族”的传统观点在封建史家中几乎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后，虽然批判了封建正统观，但大汉族主义的影响犹存，总是有人抱着“汉族即中国，中国即汉族”的观点不放。如在研究中国民族史时，或把汉族以外的一些少数民族视为“外族”，或把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视为“外国”，在中国史与汉民族史之间划等号。有人撰文说：“我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汉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即从甲骨文、金文到二十四史，乃至中国近代史，其主要内容是以汉民族为中心来记载的。在我国历史上北齐的史馆、唐代的太史局、元代的太史院、明清的翰林院，以至今天的社会科学院中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研究所，都是研究汉民族的研究机构。……就此而论，另设置一个‘汉民族研究所’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把汉民族与中国历史、文学、艺术、宗教之间全方位地划了等号。这种观点对学术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乃至文化的各个方面绝不是汉民族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一部中国史，就是历史上包括汉族和许许多多其他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如果在中国史与汉族史之间划上等号，那么置其他民族于何地？尤其是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元代和满族占统治地位的清代还是不是中国史的范围？显然，中国史与汉民族史之间是绝对不能划等号的。这是我与别人的观点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之所以不同意在汉民族史与中国史之间划等号是因为这种观点完全混淆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与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与此相类，在中国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中国艺术与汉民族艺术、中国宗教与汉族宗教，以及中国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之间划等号的看法都是失之偏颇的。正是由于汉民族研究与中国研究之间有划等号的误区存在，才使得人们长期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熟视无睹，几乎使之成为一个学术空白。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1985年4月22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汉民族研究刍议》，第一次公开向学术界发出了“汉民族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呼唤。1987年，在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支持下，联合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发起召开了全国首次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揭开了新时期汉民族研究的序幕。从此，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也逐步加深了对汉民族研究的认识。1996年12月26日在广西民族学院召开《’96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时，我在提交给大会的《汉民族研究纵横谈》一文中对汉民族研究作了界定。我认为所谓汉民族研究，就是以汉民族为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和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构成、特征、文化，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系统研究，探讨规律的一门学科。简言之，汉民族研究就是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一门学科。
1996年初，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作了题为《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的发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讲座教授、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乔健教授作评议时说：“您现在提倡汉民族研究，是汉民族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创始人，在方法论上是不是要有创新？”与此同时，他还就汉民族研究与汉学研究与汉人社区研究在方法论上之不同提出了问题。乔先生一向是我敬佩的人类学家，这次他中肯而又明确地提出开展汉民族研究首先要解决好方法论的问题，对我启发很大。当时，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事后，仔细想来这个汉民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汉民族研究与汉学的区别是什么？与汉人社区的研究上有什么不一样？关于汉民族研究与汉学的区别，大家知道，所谓汉学是外国人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称之为“Sniolowy”，传统翻译为“汉学”。汉学与汉民族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前者以中国文化（包括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后者以汉民族为研究对象。1990年3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汉民族研究与中国文化》为题讲学时，曾与到会的学者讨论过汉民族研究与汉学的关系。本来“汉民族研究”可以称之为“汉学”，但是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汉学”一词雷同，虽然国际上通用的“汉学”实际上应为“中国学”，《辞海》也称“今译为‘中国学’”，但人们已经习惯称中国学问的研究为“汉学”，称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为“汉学家”。所以为了避免混淆两者的区别，大家还是主张用“汉民族研究”来区别于“汉学”。关于汉民族研究与汉人社区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们所提倡的汉民族研究最早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切入的，主张对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规律及其特征和文化进行民族学的研究，而汉人社区研究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对社会学所表述的特定空间社会关系的概念--社区，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揭示汉人社会的一般规律，同时与宏观的社会分析相得益彰，以指导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博士将此称之为“汉学人类学”。依我之见，若称之为“汉人社会人类学”可能更准确一点。这就很清楚地显示出汉民族研究注重宏观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而汉人社区研究则注重微观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研究，可见两者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目的都是不同的。
二是汉民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大家知道，宏观地来说，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而汉民族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自身的研究方法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我最初开始进行汉民族研究，确定的课题是“汉民族史”，所以研究方法基本上主要运用民族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以及史学的方法，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出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后为了具体勾勒汉民族的形象，又运用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献资料以及本人对主位文化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探讨了汉民族特征、民族性格和文化，使人们阅读了《汉民族发展史》后，不但能了解和认识世界上最大的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对其文化和文化特征以及对民族性格也有一个形象的、轮廓式的了解。而当我转向研究当代汉民族的时候，就感到仅仅运用文献资料的分析综合以及凭个人对主位文化的感受和体验的方法就远远不够了，所以需要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对当代汉民族进行研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动态的研究对象，必须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如参与观察法、问卷法，考察族谱资料、语言等进行研究，如现在不少学者对客家人的研究、对闽台惠东人的研究等。总之，回忆民族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从史学方法入门，逐步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到最近强调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从而体现出我的汉民族研究方法论有累加性和综合性两个特点。在我进行汉民族的研究中，在综合运用各不同学科的方法时，它们之间虽有差异但并不矛盾，而互动互补，相得益彰。正因为对汉民族方法论有了这个认识，所以我在对汉民族研究进行界定时才明确汉民族研究是“运用人类学和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构成、特征、文化，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系统研究，探讨规律的一门学科。”
具体到《汉民族发展史》，我的创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1．提出了汉民族多元的起源、要区分主源和支源的观点。长期以来学术界曾流行过汉民族起源于黄帝，或起源于黄帝与炎帝的一元论，这个观点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黄帝子孙”之说、“炎黄世胄”之说仍流布于市。后汉民族起源多元说兴起，但却过于笼统。我在《汉民族发展史》中主张汉民族起源多元说，并将多元的起源又分为主源和支源两大类，认为炎黄和东夷是主源，百越、苗蛮、戎狄是支源。其区别在于前者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全部融于其中，而后者只是部分融于其中，还有一部分分别先后分化、融合而形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
2．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三阶段说。汉民族的形成，人们或认为汉民族是“一蹴而就”的，或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是分两步完成的，我则从汉民族形成过程的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三阶段说，即夏商周三代之时黄河和长江流域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为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春秋战国到秦之时夏、商、周、楚、越，以及部分蛮、夷、戎、狄在大溶合中育成华夏民族为汉民族形成的第二阶段；两汉之时为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为汉民族为汉民族形成的第三阶段，我称之为“汉民族形成三部曲”。
3．提出了汉民族滚雪球发展说。汉民族如何逐步发展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学术界多用“民族融合”来进行诠释。但“民族融合”的概念指的是民族消亡的过程，而中国历史所出现的汉族不断壮大、少数民族则不断“汉化”的历史现象，用“民族融合”来诠释极不准确。熟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同志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实际是一个民族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这种民族互动的历史现象，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民族同化”。当然民族同化又分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我们当然赞成前者，反对后者。但历史是复杂的，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入主中原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实行“汉化政策”，强迫自己的民族同化于汉族的历史现象存在，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是一个典型，对此有利少数民族社会进步的强迫“汉化”政策，我们又小能一概加以反对。所以，我就在《汉民族发展史》中提出了汉民族滚雪球发展说，既论述了北方民族同化的风起云涌，又探讨了南方民族同化的如火如荼。
此外，就汉字对汉民族的内聚作用，提出了“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的观点；“编户齐民”对汉民族的纽带作用，主要是“在汉民族的共同心理中沿袭下特别浓重的乡土观念”的观点；汉民族“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和中央集权制下的经济联系性，铸造了封建商品经济发达的民族市场的观点；汉民族心理之根是儒、道、佛，以及宗法思想积淀而成的观点；琴、棋、书、画是汉民族文化代表的观点；泰山、长城、大运河是汉民族文化象征的观点等，都是我研究汉民族发展史的心得结晶。
在进行汉民族研究中，我最钦佩的学者是旅日台湾学者吴主惠先生。他于1948年用日文写成《汉民族的研究》在日本出版，1968年在台湾出中文版，1982年出第2版。《汉民族的研究》一书是最早对汉民族进行整体民族学审视的一本专着，全书体例新颖，观点鲜明，论述精辟，行文流畅，可以说是加世纪中国汉民族研究的奠基之作，吴主惠先生则是对汉民族进行民族学研究的中国第一人，所有在西方学习民族学并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中，他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因此，我十分敬佩他的学术勇气和创新精神。我们今天谈汉民族研究，不能忘记他！
孟：您的汉民族研究为人们打开了一座内涵丰富的学术宝库。在理论上，您认为汉民族研究最主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徐：1986年我曾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一文，认为在历史学、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学科中，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去看，汉民族研究的地位和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无以取代的。1998年初，我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就《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做了专题演讲，1998年7月我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4届世界大会上做了《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价值和方法论》的发言，从不同角度探讨过汉民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汉民族研究最主要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1．进行汉民族研究是汉民族认识自我的需要。众所周知，民族学是以民族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民族学以谁为研究对象呢？早在1956年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但是，事物的发展有时会给人开一个玩笑。1956年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少数民族身上，竟然形成了“民族”就是指少数民族的片面观点，最突出的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有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任务，也有研究世界民族的任务，惟独没有研究汉民族的任务，似乎汉民族超然于民族之外，汉民族研究几乎被排除在民族学研究范围之外。
中国的民族学差不多成了“少数民族学”的代称，于是我国“民族”这一概念往往只限于指少数民族，而不包括汉族在内，这是非常片面和有害的，不利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利于学术发展。1989年在汕头开第二次国际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市政府招待我们去看演出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市民看到我们是参加国际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就很吃惊地问：“汉民族出什么问题了也要进行研究？”当时我就感到非常的悲哀，这么大的汉族，中国有12亿人口，有11亿是汉族，是世界最大的民族，可是大家对它却是熟视无睹，甚至不认为他是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