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硕士期间，我又选修了民族学。当时教授民族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就是杨堃。他很喜欢我，我们成了好朋友。那时他刚从云南调到民族所，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但他非常用功，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的特点就是每天坚持阅读书刊杂志，凡是看过的都要做目录。光是目录他就有好几大本，给我们讲课时他就提供这些资料。但杨老师有一个遗憾就是讲课时表述能力较差。他属于法国人类学结构学派，文章写得特别出色。虽然表达能力不是很强，但他提供的资料使我受益不浅。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联想到家乡的历史，光靠文献解决不了问题。我逐渐对民族学、人类学发生了兴趣。
我之所以对民族学感兴趣，是因为通过民族学的调查，可以复原大量的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历史。我开始接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接受他的研究方法。摩尔根研究印地安人的历史，其研究对象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的部落，基本上没有外界干扰，他们的生活方式大概和一万年前相比改变不大，因为他们受外界影响极小。西藏以前变化也很慢，可是现在变化就快多了，因为西藏对外开放了。
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所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更早的、甚至上万年以前的文化。那时的生活方式是否像今天这样呢？摩尔根对复原古代社会（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的贡献确实不简单。他通过研究印地安社会，认为古代社会无论是母系社会也好，氏族时代也好，这些都是根据现代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来推断的。摩尔根的研究方法固然现在有争论，但不管怎样，的确是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
我的导师李有义先生为我们请了一个很好的民族学老师，这就是杨堃先生，是民族学家。我通过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民族学产生了兴趣。
萧：您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由游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吧？
格：对。读硕士时我的专业是民族史。我从老家出来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甘孜”、“色达”究竟是什么意思？谁取的这些地名？当时我的家乡没有人给我讲这些。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希望我写本我们家乡的历史，所以我才选择了民族史。当时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同导师有点矛盾，我坚持一定要写一部家乡史。其实读硕士期间人家没要求写书。导师说不反对写书，但那是今后的事。现在学的既然是民族学，就一定要下乡考察。可我说不要学位也罢，还是固执己见，头一次没听导师的话。在中央民族学院找了间地震棚，在那儿呆了八个月。到社科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去找书，凡是能借着的有关藏族史方面的书都想办法弄来，其中大部分是民国以前写的，我共借阅了一百多本，边读边写。
等写了七八万字以后，请老师过目。老师说，你看，你连什么是史话都没搞清楚呢！我只好说您从没有讲过嘛。就是这样，我促使老师专门给我们三个学生上了一节史话课，给我们讲中国史、讲历史该如何去写，史话又该怎样写。老师还给我们讲解藏族历史，侃侃而谈，他上课从不用教材。
萧：您说的是李有义老师吧？
格：对。李有义老师上课从来都是最多只拿个小本子，上面提纲挈领地写几句话，然后他就可以洋洋洒洒地讲上两个小时，课程内容他已经烂熟于心了。至于甘孜的历史，李老师说这是个空白点，希望我们去攻关。他不仅给我们讲藏族历史，还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
这样一来我就知道了历史就是按照年代顺序发生的、由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串珠子，把它们串起来就是历史。可是，有些串得起来，有些就不行。为什么呢？找不到资料又没有做调查，留下了空白。我在那一段时间文字工夫提高得很快，拼命写了8个月，共有20万字，取名为《甘孜藏族州史话》。这是我的第一部专着。我倒不在乎能否出版，反正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当时我认为自己写得蛮不错啦，应该算是硕士论文了吧？可老师说这本业余搞的不算数，你的专业是民族学，要赶快去色达县研究游牧社会。我自由惯了，有时往往就不听话，后来我答应了。于是把史话书稿交给出版社后，就返回了家乡。
可是一到家乡我又发现了新“大陆”，我根本就没心思去色达草原。回到甘孜我发现当地有许多鬼神故事传说，小时候听妈妈讲过。我们家乡的村落里有一家女儿多，长得很美，但就是结不了婚，因为大家都说她们是鬼。好多都是听来的传说，我并没有亲眼见过。至于忌讳就更多啦。我发现一个人由生到死这一过程中有许多风俗习惯，询问当地喇嘛其中的原由，他们说与苯教有关。苯教又是什么呢？我当时并不清楚，于是写信向老师同学求教，凡是有关苯教的书籍资料，中文外文的都给我寄到甘孜。我这才知道苯教是藏族的一个教派，是最古老的宗教，佛教传入以前的宗教。藏传佛教是外来的，而苯教则是本地的。
后来我带了几个人骑马走了两三天，在一户人家发现了苯教经典。我想出两三千块买下来，可人家就是不卖。他说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拿去看看可以，就是不能卖。因为他们求雨全靠它了，干旱时就得求雨嘛。
那就是苯教的根本经典之一《花白黑十才龙经》，很难找到。后来我才知道国外专家曾研究过这部经典，而且人家已经翻译成外文了。称之为苯教的根本经典，十万龙经。在我们家乡，这部经典用来求雨，里面介绍了大量的神灵，最有名的有龙神、年神、土地神等。我用了三个月时间在老家钻研这部经典，打开窗子，屋里点着火炉，把门反锁上闭门攻读。这样过了三个月以后又闹了笑话，我刚一开门，门外进来几个老乡，一见我就扑通一下跪下磕头。我吓了一大跳，忙问缘由。他们说听说你读了三个月的经，你就是喇嘛啦。我赶紧向他们解释，读经不是为了信教，是为了搞研究。
我还有一个活佛朋友，是小学同学，他从来不出门，那天他跑来跟我聊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我姐姐一家人都煞有介事地说凡是活佛睡过的床、碰过的东西都不能动。他们是从宗教的角度考虑，但我是搞研究的。这部经典我边看边记，记录了有两三个笔记本，花了两个月写了一篇论文《论藏族苯教的神》。自我感觉不错，写好后就寄给老师，觉得硕士论文已经完成了任务。
可准知道老师来信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他说第一，你年幼无知，根本就没有涉足世界藏学之列，国外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苯教，至少目前你无法超越他们。第二，将来你要写书可以，但现在必须到色达去，你的特长就是研究游牧社会。这样我白辛苦了一遭，只好放弃已经写好的稿子，赶赴色达。在色达做社会调查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我在那里大概考察两个月左右，回来后开始写作。
我写东西不喜欢干扰，我们当时十几个人住一屋，我就找亲戚借了间小屋，用了三个月时间终于把硕士论文写出来了，边写边刻印，写完一章交给老师一章，结果老师很满意，他说这回写得不错。这就是《由游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一文。
我们中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共有18个同学，包括现在的着名作家张承志，他现在很有名气，写的小说又拍成电影。我们俩是同班，经常在一起，他跟我一样也是不爱开会。我们开毕业鉴定会时，他躲到我背后不参加发言讨论。后来他对我说，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又游历了一趟色达--也就是读了我的硕士论文。其实他以前陆续也看过一些我写的东西，在硕士论文收集资料阶段，他居然傻乎乎地跟老师提出要与我一起去色达草原考察，也要写藏族游牧社会。他的导师是着名的蒙古史专家翁独健，老先生结果就把他训了一顿，说招你就是为了研究蒙古史，你怎么却异想天开地要去研究藏族呢？！
像张承志这些搞文学的想法经常在变，一会儿一个主意。读硕士的三年期间，老师不准他搞文学，他就学习各种语言，非常勤奋，什么蒙古语、维吾尔语、日语、英语他都在学，可惜样样不精。
这样，我的硕士论文获得了专家的好评，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也登载了。因为当时我是第一个藏族硕士生，我自己还蒙在鼓里。还有一个鄂伦春硕士生姓王，现在香港，当时我俩同班，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那时许多硕士生年纪较大，不少人已经是大学讲师了。恢复高考制度后首次招考硕士生，集结了不少社会精英，所以年龄也就大一些。
我自己的硕士论文不是历史作品，是民族学的着作，其中少量章节分开发表后，感兴趣的人不少，尤其在国外。非常遗憾的是国内外很多人想看自己的论文又没有机会，所以我现在正在编写论文集。美国有家杂志要求这一期由我来编，我为他们取名为“Nomads of Tibef”，过几天回北京我就得把文章给人家寄过去，我准备用英文将色达的调查报告重新整理一遍。但用英文写与汉语不同，进度很慢，估计这个月该完成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呢？后来我到美国讲学一年，到牛津大学三个月，讲学过程中我就提到了色达，因为我比较熟悉色达。来听课的人很多，我给他们剖析传统游牧社会的社会结构，他们很感兴趣。但他们说你讲的同功能学派、结构学派不一样，自己又设计了一套分析考察藏族社会的方法。
我读硕士的时候，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本科毕业的，他们已经学过外语、中国历史等课程，所以非常轻松。而我需要选修的课最多，要补的课实在太多了，许多课我多没学过，像中国通史啦、世界通史啦，外语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课我都得选，花费的精力也比同学们多。原来我只是自学的，不正规。我1977年考入大学本科后，只念了一学期便破格考上了研究生。一般只有本科毕业才有资格报考，但当时学校觉得没有办法，我经常找老师提问，他们无法解答我的问题，就说干脆你去考研究生吧，考上学校也光荣，考不上再回来念书。
后来我发表文章批评那些权威人士，那时候年轻气盛嘛。我发现顾颉刚等着名史学家有一个通病，总是围绕着史料做文章，他们对历史文献了如指掌，还有一些藏史专家也如此。专家学者们对那些藏文文献可谓如数家珍，但就是缺少实地考察，他们总是引经据典同别人辩论。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文献往往也会有谬误。比如像顾颉刚等人经常用汉文文献推断，藏族学者则用藏文文献来推断，但是这样往往会产生错误。所以为什么要有考据学呢？就是因为文献容易出错，往往带有作者的倾向性。比如说二十四史的作者就不可能公开反对皇帝，他必须维护皇权统治。又如，藏族僧人写史不得不附会佛教传说或神话，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必然带有主观性，不是很客观。
藏族也是一样。佛教传入以后什么都要跟印度扯在一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信教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去鉴别呢？考据学的方法是把各种不同的文献加以对照甄别，别无他法。所以我就感到必须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不然就无法正确把握历史。而且思路不宽。比如说藏族历史一千三四百年内的可以掌握，那几万年前的历史又该怎样去理解呢？我感到甚至有必要学习地质学和地理学，为此日后我就考入了中山大学。但在这以前还有个过渡。
我这一生中不幸又有幸的是自己的愿望很难实现。我硕士毕业后本来说好留在民族研究所，没想到后来成了全国人大民委的干部。我还在色达搞调查尚未毕业的时候，我的去向就已经定了，被分到民委。当时我的导师是系主任。我很生气。导师诚恳地告诉我，留在民族所好是好，但我们无法调你爱人到北京，而民委则可以优先考虑。
我当即表示调不来也无所谓，我爱人在家乡工作挺好。结果老师说这事由我拍板，我就好像你父亲一样。导师安慰我在民委调研处也是搞科研，如果将来想回民族所可以再调回来，家人团聚以后就可以专心搞研究了。
就这样硕士毕业后我分到人大民委。我们主任是阿沛阿旺晋美，还有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他们都是我们的头儿。到民委一看，周围全是当官的，不少人过去曾是中央首长的秘书，上了年纪后分到民委。这些笔杆子出口成章，起草个报告、简报等从来不打草稿，顶多修改几个字就交稿，而且人家使的是毛笔。而我根本就不会写简报，也很不习惯那个陌生的环境。
民委为每人在红都缝纫社置一套工作服，上班西装革履。人民大会堂里天天接待中外来客，高朋满座。我们单位的办公室就设在人民大会堂，生活待遇相当优越，每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但民委有许多死规定，上班时间不准看外语和专业书，只能看文件，那些红头文件很重要，一般局级以上才能看到。
民委的研究课题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自治法对我以后的研究帮助很大，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在民委的日子里，每天翻阅民族区域自制法方面的文件和法律条文。在民委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调查研究民族区域自制法和民族区域自制条例。当时民族区域自制法尚未出台，我们是首创。为此我因公出差走访了全国很多民族自治地区，广西也是那时候去的。那时下乡不像现在，当地都派人负责接待，一到机场就有人来接，住高级宾馆，生活条件很好。但是我不习惯，我想看专业书，为此苦恼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在人大常委图书馆找资料，图书馆设在地下，规模很大。本来我打算查找区域自治法方面的书籍，结果没想到发现一些民族志，其中就有凌纯声先生编写的鄂伦春民族志，一共三大本，书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后来又发现林惠祥先生的《文化人类学》，书都被虫蛀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很旧了。当时我高兴坏了，我发现惟有这门专业最适合自己。从这时起我开始接触文化人类学，渐渐知道应当如何收集资料。但当时社会还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教材。我把图书馆里国外有关文化人类学的译文剪下来自己编了本教材。那时复印机还没普及，我就以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为主线，加上自己找来的资料自学人类学。这样在民委干了三年，觉得再也呆不下去了。
这时领导找我谈话说要培养提拔我们年轻人。我很为难，怎么处处遇到这种局面呢？当初在色达也是这样。民委说眼看有些老同志要退休了，准备培养我们三个，除我以外，有王天玺和敖俊德。王天玺原来是云南省委副书记，现在调到《求实》杂志当主编，我们三个都是少数民族。当时我一看那阵势，不由心里一凉，完啦！只要一提干，肯定得搞行政工作，又要走到老路上去了。于是我就天天注意报刊上有无招生广告，看哪儿在招博士生。我考博士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