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关于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我1989年从贵州调到云南省社科院时就曾提出过，在社科院工作时，我有一个感觉，许多文章引用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资料，缺乏新意，实际上是在“炒冷饭”，这就萌发了开展新时期民族调查的想法。后来，我到昆明市委、省委宣传部工作也没有打消这个念头。到云南大学工作后，机会终于到了，我建议开展民族调查，并列入了“211工程”建设项目。当时，主要想法有三点：一是建国几十年来，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根据新的材料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时为党和政府完善民族政策、进一步解决好民族问题提供参考资料；二是211工程建设需要有标志性的成果，我想这样的民族调查肯定能成为标志性的成果。三是从学科上考虑，要建立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群，必须通过大课题来带动、来发展学科群体。对这一点的考虑相对多一些。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基本方法，离开田野，谈民族学只能是空谈。我也想通过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对民族学的理论作一些新的探讨。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酝酿的时间将近两年，真正调查、整理、拿出成果出版才一年的时间。前面两年搞思路、选点、筹集资金、组合人才，开了很多的座谈会，老专家、年轻学者各类座谈会，然后我们才开始进入调查。高校有教学任务，较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只能利用假期，我们利用寒假一个多月的时间，春节也在调查地点过。参加的人员为多学科的整合，共一百四十多人，其中七十多人是我们的博士和硕士，相当一部分是教授和副教授，本科生以人类学系为主共三十多人。构成人员是多方面的，涉及与民族有关的文科的许多学科和专业，有的人搞过民族调查，但大部分是新手，让年轻人参加，目的是培养锻炼学术队伍。调查对象为云南5000人口以上的25个民族，每个民族选一个点，每个点有的是一个行政村，有的是一个乡（镇）。调查的内容有12个方面，许多内容是50年代调查时所没有的；调查的手段和方法也多种多样，包括问卷、访谈、录音、摄像等，不仅做到了入村还做到了入户，调查相当深入。这次调查不仅有文科多学科的参与，也有理科如生态学和遗传学学科的参与。遗传学的专家和师生在民族调查中，克服种种困难，采集了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1200个血样。调查回来后，我们就成立了编委会，25个调查组的负责人在一个地方，按规定的时间（20天），各组把调查资料整理出来；接着选出近20位有编辑出版经验的人员按编辑要求在规定的时间（20天）内进行编辑；然后，20台电脑、20个人员进行录入，录入后进行装订，并请专家组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将稿子分别返回各调查点的县民委审改；返回后，编委再次修改审定，最后送出版社。出版实行倒计时，在一个月内全部出齐。现在形成的成果有资料25本。另外还有一本是13个专题的调查研究报告，还有一本调查纪实，一共是27本书，全套书约有600万字；第二个成果是出了一本《云南民族村寨文化》的画册，这本画册不是宣传性的，是学术性的；第三个成果是办了一个民族调查成果展；第四个成果是照了四千多幅照片，一百多盒录像资料；第五个成果是采集了血样后建立了云南大学的少数民族基因库。
通过这次民族调查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大概有以下几点：
1．作为民族学，要重视田野调查。民族调查有深有浅，时间有长有短，作为民族学最基本的方法，田野调查不能没有。我国民族学建设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传统的民族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二是对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有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倾向。立足我国实际，并借鉴西方人类学的某些先进理论和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是我国民族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历史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是进行广泛的、系统的、深入的田野调查，根据新的材料，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
2．要把关心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民族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只有这样，民族学才会充满活力，才会得到社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民族学就会成为少数人的“象牙之塔”，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有人会问，你这样做是不是要为政治服务？把学术政治化？我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民族学不可能与政治无关，关键在于你的理论和观点是否正确。当前，我国有的民族地区贫困面还比较大，教育滞后，生态恶化，地方病突出，我们的民族学和民族学家要不要关注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冷漠、无视这些问题，这样的民族学有何用？这次民族调查得到相关地（市）、县、乡（镇）、村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调查，这决不是偶然的。秘密在于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调查的内容与他们的利益休戚相关。持这种观点也许与我长期当领导有关，我认为应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3．民族学应该提倡多学科的交叉，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要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传统民族学不能解决的某些难题。比如说民族识别，我们云南还有几种人尚未进行民族识别，他们说：“我们是‘人’，而不是民族”。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并不要求认定为单一的什么民族，他们希望在确定他们的民族归属上能科学一些。他们希望我们能通过基因的鉴定来确定他们的民族归属，把传统的民族学与自然科学的手段结合起来进行民族识别会比较科学。所以我主张民族学应多学科的交叉，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我们应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通过多学科的交叉来创新理论、创新方法。时代发展到这一步，信息为大多数人所共享，我们的研究手段已大大地提高。几十年前，我们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单打独斗、师傅带徒弟，那时，资料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学者凤毛麟角，竞争对手很少。现在不同啦，现在是信息时代，资料共享，搞研究的人相当的多，竞争的对手就更多。对科研成果不仅要求质量，还要求效率，要求有时效性。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出大的成果就要更多地依靠群体，依靠集体攻关。科学研究的群体意识非常重要，我们这一次的云南民族调查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参加调查的人员就达一百四十多人，从调查到资料整理出版仅一年时间，整个参与人数达到三百多人次。依靠群体做课题，出大成果，十多年前，我曾尝试过。比如我在社科院的时候组织过云南回族乡情调查，调查了云南省的10个回族乡镇，参与的人大约三十多位。当时在云南的民族问题中，回族问题比较突出，这次调查得到了国家民委、云南省政府、社科院的支持。一共调查了10个回族乡，出了一本书，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和建议。到省委宣传部。我主持编写了《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参与者37人，酝酿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我把思路完全搞清楚后，从去调查、筹集资金到出版发行仅用了一年时间，包括汉族在内一共26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同时出版，不仅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获中国第十届图书奖。参加者大部分是女性。接着我又主持编写了《跨世纪中国各民族家庭实录》，全国56个民族各选一个家庭作为实录对象，共56本。这样做，不仅出了成果，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许多人因此评上了教授、副教授。
徐：通过对云南跨世纪民族调查，高教授对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还有什么新的想法？
高：大学的影响力和活力在于其特色。云南大学与全国许多名牌高校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从整体实力讲，不可能拿“全能冠军”，但我们可以突出自己的特色，发挥优势，去争取“单项冠军”。民族学是云南大学的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之一，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它建设成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居一流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为此，我们民族学学科建设在今后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规范“民族学学科群”，丰富民族学学科理论。（2）申报并争取获得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3）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引进高水平人才，建一流队伍，出一流成果，培养懂得民族语言的单一民族研究专家，有计划选派学术骨干到国外学习进修。（4）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建设民族学调查实习基地。（5）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在云南大学每两年召开一次民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争取创办《民族学学刊》。
徐：高教授。我想问您的几个问题您刚才大体上都已讲了，您讲得很好。我体会您讲的精神和主题，是否可以用“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概括？
高：我同意这个看法。刚才我也提了一下，因为在21世纪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将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国的民族问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还是要重视，这是一个前提，做任何事情要考虑世界上的关注程度。第二个是我们预测，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与国际接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随着我们开放力度的加大，国际合作、国际接轨的进程会加快。最终都得归于以人为本，还得注重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解决好了，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就解决了。
徐：谢谢高教授给我们作了内容如此精彩的访谈。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以“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题发表对您的访谈。可以吗？
高：可以，我十分高兴在贵刊上发表我的文章。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