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周大鸣说，你是到目前为止，在客家研究中充分利用田野资料研究比较好的大陆学者。你对此有何感想？听说你的新着《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出版后，上了广州市学而优图书文化有限公司的书架，在销售评比中，获得学术类畅销书第二名，因特网登了这条消息。这本书是你的博士论文的版本吗？
何：为了研究广东客家农民的生计模式，7年间我对省内4个不同方位、相距遥远的村落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调查，离开调查点返回广州的时间不算，住在农村的时间累计为1年零半个月。周大鸣说的不假，我的书里是运用了亲自收集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广东客家人的生计问题，这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之上继续深入研究的成果，不是博士论文的版本，博士论文只有15万字，这本书有27万字。1998年通过答辩后，我申请到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两年的资助。课题组成员连我共三人，我把任务分配到个人，经费也分配到个人，我的任务是完成一本书稿和发表一篇论文。当年立刻进行研究，吸取论文答辩时专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对原内容加以充实提高。书稿完成后，取了一个书名，再将博士论文的正标题作为该书名的副标题。出版时经费不够，幸好2002年我又申请到该基金会两年的资助，才解决了出版问题。
关于本书的评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曾昭璇先生说：从“生计”去考察一个民系的着作不多，何国强的研究是很好的开端。他借题发挥说：人类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从改造人类社会看来，人类学是很有用的：它全面考察一个社区的文化结构与形式，因而提出的意见显然是比从政治或者经济提出的意见有更广阔的基础；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其成果对当地社会的改造，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山大学地理学系司徒尚纪教授说：客家作为一个汉民系，近几十年日益受到重视，已发展为一门学问，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加大，时下更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在民族区域文化上取得一定成果。这些以客家整体或单因素为目标的研究，由于忽视了客家内部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影响了对客家群体文化特质的深入认识，研究水平也难有新的突破。恰恰在这方面，作者选择了广东省不同地理区域客家群体生计模式为对象，开展以客家群体内部文化差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可谓填补了以往形成的空白，探索了一个新方向，而且对不同类型的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提供了决策参考，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他在综合与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分布在广东省山区、半山区和海岸山地客家样本或者板块作了历史、环境感知、聚落布局、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婚姻与家庭、宗法关系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剖析，概括了这些样本的文化总体特征，并提供了客家各个文化景观的时空剖面，穿插了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福佬民系和山区瑶等少数民族在生计模式上的比较，有助于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各文化要素上反映客家民系特点与分布规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星教授说：生计方式、生存策略以及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乃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在族群或村落的历史变迁中，对客家农民与环境的互动中，理解不同类型生计的特征及其彼此关联，是作者论述的特点。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第二次革命”浪潮的洗礼，在这场从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变革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按许多人甚至一些权威学者的说法，传统文化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的发展而消失，或者与现代化和工业化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极为新鲜的观点，即“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破坏传统，反而用物质手段巩固了传统。”“社会变迁不是要消灭宗族，因为宗族同社会变迁不是对立关系，它是变迁的条件，而不是障碍。”“宗族是广东客家应付环境的有效组织形式，这个形式并没有完结”。这些看法对当前我们中国人类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探讨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参考价值的。
徐：除了政治人类学和客家研究之外，你长期研究的问题还有什么？
何：我对一妻多夫制度特别感兴趣，它是一种稀有而特殊的异文化现象。我曾三度只身到雅鲁藏布江流域、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脉之间的江雄河谷从事田野调查，每次一个多月，在当地约呆20余天。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要继续。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有2篇是论述一妻多夫制度的，1篇是论述江雄河谷的亲属称谓制度的，1篇是汉藏文化比较的。翻译发表了2篇关于一妻多夫的论文。我在论文中追溯了以往的研究，对江雄河谷地理与共妻家庭的联系、兄弟共妻制与生产方式的联系、结婚过程、家庭组织、夫妻生活安排、孩子对父亲的称谓、社会调节多余妇女的机制、妇女生育曲线与人口控制的关系进行了叙述和透视，对西藏一妻多夫制的前景作了预测。
任何真正的人类学都是田野研究的精华。即使科学昌明、技术先进的今天，只能减轻野外工作的困难，而不能取代它。从这个意义讲，杨成志先生形象的概括“民族学是用双脚在田野中走出来的”确实是个真理。讲到西藏，人尽说那里充满着神秘。我则认为，只要不是把自己看作游人，局限于拉萨、日喀则等日益现代化的城市走马观花，或者留连于哲蚌寺、色拉寺、甘当寺、扎什伦布寺、桑鸢寺、白马寺等无数宏伟的寺庙，而是走近农牧民中间去观察和体验他们的文化，经过一段时间，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神秘性可言。我是一个汉人，在沿海城市生活得很舒适，去到青藏高原，孤身一人在一个高海拔地区，跟日日吃糌粑、土豆，吃牛、羊肉，喝青稞酒、酥油茶，笃信佛教的群体相伴。没有电，晚上点油灯；没有沐浴设施，一年到头不洗澡，卫生条件极差，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为着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必须适应环境，忘掉自己的语言，学习使用藏语，学会和当地人一道生活。
江雄河谷长50公里，最宽处6公里，最窄处200米，河谷口海拔3500米，河谷底海拔5000米，各村庄距离甚远。每天我徒步行走不下10公里，逐村寻访。为了把情况摸得更透，我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到河谷底部大山背后的羊卓雍湖边，跟着向导翻越5700米的芝拉山口，徒步走了一个来回。
在西藏时，我专门拜见了84岁的格鲁派大师坚赞夏加，他小时候从家乡迪庆步行到拉萨学经，学成后通过辩经，获得最高的佛学学位--格西。他真是一位高僧，头脑里装满高深莫测的经典，身边只有一个吃饭的木碗，一床毛毡陪伴着他，再无一物。我见到他时，他还担任着色拉寺寺庙管理委员会主任一职。在他的卧处，其他佛学弟子站在旁边，我五体投地给他行礼，跪着接受他赐的藏名，藏名叫“坚赞才旦”。“坚赞”是寺庙的金顶的意思，“才旦”是大地丰产的意思。在楚布寺，我幸运地得到掌门人嘎玛巴活佛（他现在住在印度）的摸顶，这是藏传佛教所给予的最高礼遇。通常是具有神性的活佛才能这么做。我写的关于藏文化的文章，发表时一律采用我的藏名，因为坚赞夏加已于2000年圆寂，我想用这种方式纪念他。
徐：能不能说一下你在美国访问讲学的情况？
何：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出国的人太多了，而且有的人出去过几次，呆的时间长，了解的情况比我多。不过我有自己的体验，如果要谈，不是不可以。
本人得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受中山大学派遣，于2001年至2002年到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和做学术交流。
西密西根大学在密西根州西部的卡拉马祖（Kalamazoo）市，该市位于芝加哥和底特律之间，原来是一所州立师范学院。1903年，州议会通过立法决定建校。1904年正式开班授课。1905年，在俯瞰全卡拉马祖市的小山上建成首座校舍。到1920年，它已经成为美国最好的师范学院之一。1034年，该院开始获得普通学位授予权。1944年，学校增加了新的教学项目。1940年至1959年的20年间，西密西根师范学院通过设立新系和新专业，扩大招生，集多种教学目的于一身。1067年，遵照州议会的一项立法，西密西根师范学院正式成为综合大学。1900年以来，西密西根大学发展迅速，从美国3600所大学和学院中脱颖而出，进入前100名行列（排名第67位）。目前在校学生2．9万人。教师952人，研究人员和职员3000多人。
西密西根大学拥有一流的教学设备和图书馆，还拥有建筑风格各异的体育馆、影剧院、音乐厅等文化设施。校园优雅美丽，到处树木参天，绿草茵茵，并树立着姿态各异的雕塑。西密西根大学资源丰富，开支庞大（近来每年达4亿美元），设立有名目繁多的奖学金，吸引着各国学生前来西密西根大学就读。
人类学系建立于1975年，隶属于艺术与科学学院。这是西密西根大学规模最大的一个学院，下辖25个系和研究所，共有402名教师，占全校教师总量的42％。人类学系是个小系，只有15个教师，主持着民族学、考古学、生物或体质人类学三个分支，该系没有语言人类学分支。教师中只有2人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亚洲（菲律宾和日本），其余教师的研究领域分别与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非洲的某些国家和地区有关。人类学系没有博士点，学生只有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两个层次，人数不到100人。
本人决定去西密西根大学之前，曾联系了美国8所大学，除了西密西根大学以外，还有4所大学的人类学系（加州伯克利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欢迎，它们又都担心我获得的资助有限，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希望我申请新的基金加以补充。惟独西密西根大学的态度与众不同，他们见我的经费确实不多，便主动承诺由学院帮助在校园内解决住宿，还提出单独给我一间办公室，配备一台电脑，于是，我原本不多的经费便有了较为宽广的用途，这成为我选择西密西根大学的重要原因。我去到卡拉马祖市以后，感到我的选择是对的。不仅因为西密西根大学信守了他们的诺言，而且这个大学有许多优点：
首先，西密西根大学图书馆有99年的历史，藏书异常丰富，并且与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联网，馆际互借机制发达，凡是本校没有的书和杂志，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从校外借回来无偿使用，这对于收集前沿学科的资料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西密西根大学有关部门对访问教授非常重视。我一到校，艺术与科学学院就给下属各系对中国感兴趣的教师发出通知，告诉他们我的到来、我的办公室和电子邮件地址，使他们便于同我联系。人类学系还专门给我安排了每周同学生讨论问题的时间（Office time）。每逢节日或者重大活动之前，外事处就给我送来请贴，这不仅利于我认识新的朋友、交流学术，而且使我了解到与教学有关的一些行政活动的内容。
在美国期间，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跟美国学生、教工交流，参加他们举行的Party。只有两次离开卡拉马祖市，驱车到芝加哥，一次是去参观了设立在市中心的福瑞德博物馆，在那里听一场学术报告；另一次是去芝加哥的欧海奥国际机场办事。整个访问时间，我基本上是在图书馆、办公室、自己的公寓、教室、美国同事的家里或者校内的会议厅里度过的。
我的访问自始至终按照我向美国岭南基金会和西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提交的计划而进行。我所做的工作大致有以下几项：（1）选听了几节专业课，以了解美国同行授课的一般特征和技巧；（2）参加了14个专题讲座，一定程度上了解了美国知识界所关心的问题；（3）举办了3次讲座，介绍中国人类学的概况，以及本人近期的研究成果。一次是用普通话向西密西根大学的华人教师，以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且略懂中文的美国学者讲，另外两次是用英语向人类学系的师生讲；（4）充分利用西密西根大学的图书馆和其联网系统，收集与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有关的英文资料。上述4项工作将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本人的教研，带动人类学系的发展。
徐：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
何：坎坷通坦途，曲径系追求。我觉得目前在国内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环境已经相当不错了。回想艰苦年月中，老一辈人类学家最大的愿望就是社会安定后，有机会做田野调查，并由公帑支持。罗香林、梁钊韬等都有这样的希望。现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有各种基金支持人类学，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最想的就是教好书，带好研究生，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和扎实的基本功，自己尽可能多做田野调查，挤时间翻译一些英文资料，完成所承担的课题。
徐：谢谢你的回答。
何：谢谢你的提问。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