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在对传统的文化系统同质性的质疑之后，如何研究“一个文化”以及如何研究中国文化是一个亦破亦立的问题。首先，人类看待自身文化以及人类学百年探索的一系列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个观察的不同角度，是人类绝对综观与认识的组成部分，假如这种综观存在的话。因此，我并不一定把文化研究进程中较早的理论简单看成是“过时的”，反而是看重那些曾经流行一时的理论发生的缘由及其过程，并为新的发展奠基；同理，我也希望谨慎地看待新的流行一时的理论，因为它也会成为过去，成为人类文化认识的一份财富而被封存，有朝一日再行启用（旧瓶装新酒），除非一些理论中蕴涵的智慧长久被人喜爱。
其次，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出色质疑后，一个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还来自于对古今文化关联性的认识。“人类不可能在他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地点，人类只能在既存的脉络中直接面对社会与空间的结构。”（Charles Tilly）运动是社会的特征。社会不只依生态和变化了的自然力量而调整自己，还会因人类的工艺革新而变化。不仅如此，社会还必定受文化传统的内在动力而整合。所以我们着眼的不只是事件的历史性重构，还有那些意义的、记忆的、观念的、价值的、情感的历史遗产会在适宜的当下条件下得以延续。所以，“人类学的历史”和“历史的人类学”应是建设性文化观察的重要新知。
第三，在一个历史的切面从边缘看中心，首先为我们提供了反省族群／文化中心主义的机会。然而，边缘族群的集体记忆、地方观念及其“历史建构”虽然可以成为族群认同的依据，但也可能仅仅是中心与边缘文化互动的一种反映而已。一个边缘与地方社会的田野调查有益于显示各类族群关系及其认同的某些个性（如福建人重礼俗亦重商），但不构成解构一个关联性文化的根据。我们在大文化与地方文化调研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古今文化关联的旅程图景：一个崇化导民、以国统族的历史一地理的时空范畴（关联的、印象派画似的）；精英哲学与大众思维的贯通性，以及行为方式的传承（如直觉思维、风水实践等）；统一文字的文化认同意义（方言和汉字的文化意义不在一个水平上，前者被后者所涵摄）；宗族主义与人伦关系的持续性；儒学要义与道佛民间信仰的必然互补性；地方性与小传统的民俗认同、个性及自主性之相对存在，以及历史关联与文化建构的微妙关系。显然，这幅文化图景仍处在一个不能脱离过去的、正在描绘和把握的文化旅程之中（Stuart Hall）。
徐：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今日关系是什么？
庄：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曾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至少到20世纪中叶仍如此。但实际上，这两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或研究的主题上并非各自截然独立。人类学家伊文斯·普里查德关注文化变迁和历史，克娄伯则描述濡化与文化变迁的过程，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者对制度和社会的兴趣比他的同时代同行--那些热衷于政治事件或传记描写的史学家其撰写更接近人类学。现在，“人类学转向”成了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其主要特点是促使历史研究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项，这是指历史研究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之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普通人的态度与信仰。托马斯写《宗教与巫术的消亡》就是用人类学理论与例证进行比较。以说明人们对巫术的信念是怎样丧失的。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例如明清史的学者下移至民国史料扒梳乃至参与当代的田野工作以寻求新的见解的根据，而人类学家则反观古史以寻求思维与制度的古今关联性与变异性。伊文斯－普里查德在40年前就指出“人类学须在历史学或什么都不是之间做出选择”，是预估了两个学科相结合的必然走向。
徐：人类学怎样看历史文献与撰述呢？
庄：对历史学家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考证，人类学家的兴趣是他们对过去的陈述和说明。人类学家可以同时是历史学家，但历史人类学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学家的考证过程并依次连接人类学的写作。当历史学家提供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以及提供其在社会机制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时，人类学家则是透过文化的镜头阅读他们的报告，并在头脑中提出（在田野工作时）引起该答案的一系列问题。一个涉及过去的群体社会首先不是将其看做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链环，而是以某种方式造就的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学家对被说明过了的证据再加以思考，那是由概括的和比较的知识导引出的，而最终归结到这个动态系统和人类学的理论架构中去。
徐：传统人类学研究大多是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族群的历史。那历史人类学的意义何在呢？
庄：对那些没有文字编年史的族群来说，通过田野工作思考和体会他们的口头传说是非常重要的。口述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可能是“究竟是什么重构的过去”？或者是“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和虚假的记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怎样一致，以至什么是合理的解释过程”？然而口述史对人类学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历史的叙述有时是当代话语的一部分，其处理的则是现在的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与陈述者居住世界有关的不同主张转换成历史的语言，陈述者由此获得一种新的力量。人类学发现的事实是：历史无可挽回，但历史的陈述不会被垄断。例如，一个社区的当代政治通常以历史的外观出现，在田野工作中听到的很多陈述和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导源于遥远的过去。人类学家一贯的动机是从那些书面的和口传的陈述（包括那些远离重大事件的零乱、分散、模糊甚至矛盾的陈述）中寻求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
徐：人类学者使用最多的话语大概是“变迁”了，那么，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点究竟是什么呢？
庄：人类学家始终关注变迁的主题，时空的变迁包含了历史的线索。但变迁的因果关系不是我们特别注意的，变化变迁的速度等也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因果关系的模式描述，而更重要的是社会怎样转变和在什么方向上转变。当我们看到历史的证据、结果和编年顺序之时，常常发现结果与意图有很不清楚的关系。实际上，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于构拟的计划只有微小的类同之处，为此，人类学观察行动的过程及其特性，他们丰富的民族志知识、分类的和提升的理论刚好能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点做结构的、复合的解释。我们的意图是弄清历史资料的人类学意义，提供变迁的方向和轨迹。正是文化与社会的运动性带来了人类学看待历史和变迁的既是传统的、义是专有的观察。
徐：社会文化变迁带给人的思考是：如果是为了控制这种变迁的方向、速度和角度等，用现在的话说叫促进良性循环，那么，是不是需要强调这个学科的应用性，以及人们从良好的期待出发让人类学成为“显学”？
庄：什么是“显学”的意思实在是不清楚，到处这样说大抵是想让一门学问在社会上的作用大些。作为一门对人性、族群和文化充满兴趣的人类学，我想它可以是甘于寂寞的学问，也可以是表现热烈的学问；不同的情况下，人类学家采纳过价值中立的或价值介入的态度，亦采纳过协调的或辩护的态度。这是一门既在不长的一段时间，也可以在较长的时期中起作用的问题。不同性质的课题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是人们划出应用人类学的范围，也有最不“显”的教育人类学的人性研究或医学人类学对病痛态度的文化分析，也有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印第安人土地权辩护的利益问题。但无论偏于何种课题，首先要使学界保持一种学习、钻研、设问和质疑的常态。人类学像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在主要的方面它发挥着长期的提高国民文化观察素质和用文化的透镜认识社会的重要作用，正是持续多年的巨大社会变故助长了文化虚无主义，因此动辄以市场经济下的适者生存、自救或等待“宠幸”的思想对待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只能给21世纪提高国民文化精神的愿望扯后腿。因此在社会迅速转型之当下应谨防人类学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前提下的牺牲品，否则这个学界将只剩下在评职称时数字数，或在官本位制的标尺下确定权威以及接纳簇拥者了。
徐：我们已经谈了不少，但田野工作之后的撰述一直是学者依赖的主要表达形式，你想扩展这一表达形式从而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的背景是什么？
庄：这要分两步说。起初只是想开阔思路，琢磨如何更好地理解一种文化，即使以前把文化看成是同质的，进行单纯的论文写作也是不够的。而且传统上人文学科的论文也大受科学主义特别是实证的影响，包括写作材料的裁剪原则，这就是所谓裁减不当，出现了丢失和浪费的问题，故失之片面。例如建构中的模式化的东西保留了，情感的东西丢失了，如此等等。“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初始思想即在于此，而和所谓“后现代”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