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博士生孙九霞女士
徐杰舜
徐：90年代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人类学硕士、博士已成为中国人类学专业研究人员中的学术骨干，请您谈谈您在国内攻读人类学的情况（包括简历、学历），以及最主要的学术收获。
孙：我接触人类学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5年时间，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初入门者我于199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在山东医科大学工作两年后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师从周大鸣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区域经济与文化。由于我国学科建设方面的原因，我在1997年获得的是法学硕士学位。现为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受到了良好的人类学专业训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具有较完备的学科架构，设有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我所学的文化人类学专业又分民俗学、民族区域经济与文化等研究方向。我师从周大鸣老师研究民族区域经济与文化方向。在此期间最主要的学术收获是加强了人类学的理论功底，基本上掌握了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把握了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进行田野调查、社会调查的统计与分析；并且文化论、文化相对论、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观念深入内心，这为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较为牢固的基础。1994年～1997年3年间，我参加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格勒博士和香港城市大学余振教授主持的“中国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参与周大鸣老师主持的澳门文化司署的研究项目“澳门族群与省澳文化关系”和“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课题。
我虽然从教育学转攻人类学，但我认为已有的学科背景也不会限制我们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相反，原有的教育学（山东师大教育系设教育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的学习经历使我在以后的研究和学习过程中，能够发挥跨学科应用性研究的优势。
徐：在学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是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并请您简要地介绍他的思想和着作。
孙：作为人类学事业的新生代，我是在吸收着许多人类学先辈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而成长的。其中对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当推我的导师周大鸣先生。正是周老师把我领进门，使我这个对人类学充满好奇心的门外汉，变成了一个立志以人类学为终身事业的工作者。周大鸣老师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访问教授。他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人类学博士，有着丰厚的中国人类学底蕴，但又广泛吸取了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他曾两度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其研究专长是都市人类学、乡村社会变迁、人口流动研究及区域经济与文化。他虽刚届不惑，但着述颇丰，迄今为止，出版着作5部：《共有制与现代化：改革开放后的一个中国村落》（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Farewell to Peasant China：Rural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Coedited，M．E．Sharpe．1997）。迄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代表作主要有：《乡村人口过密化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凤凰村为个案》（《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从农民工眼中看农民工的适应过程》（马戎、周星等主编《社会人类学讲演集》，群言出版社1908年），《澳门的族群》（《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乡村劳动力转移的人类学研究》（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07年版），《凤凰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庄英章主编《华南沿海社会与文化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07年）等等。另外，他还主持了不少项国内外重要课题的研究。近年来，周老师还深入到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地区、潮州地区及湖南、云南和福建、西藏、甘肃等地开展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其丰硕的科研成果正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
徐：对您影响量大的人类学着作是哪一部？请您简要地介绍这本着作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其在人类学史上的学术地位。
孙：是费孝通先生1989年用英文出版的《江村经济》（PeasantLife in China）。这本着作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是费老根据自身对中国东部沿海的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而写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当时大多数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这本着作反映了这个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问题。《江村经济》完成了从单纯的社会调查走向社会学调查的转折，它从中国江南的一个村落中农民的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和社会变迁的过程。
《江村经济》在国际国内影响较大，是人类学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第一本把中国农村的一些状况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出来的着作，这也是费老开辟了“一个民族研究自己的民族的人民”的新方向。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从世界人类学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这本着作三方面的意义：首先，在研究形式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是人类学“本土化”的重要尝试；其次，从研究对象来说，是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是人类学从研究野蛮民族到研究文明民族的转变；第三，这本着作标志着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正努力重建新的“中国学派”并走出“象牙之塔”。因此，这本着作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所预言的“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上的里程碑”。
徐：您从事人类学研究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哪些？有什么创新之处？目前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