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虽然具有生物上的起因，但在文明社会中，却是法制的产物。婚姻受法律制约，而且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利也是有明确规定的。由于孩子是完全属于母亲的，如果没有婚姻，父亲就没有权利。虽然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要维护家庭，但是，现在它却开始逐渐干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违反法律制定者的意愿，愈来愈成为破坏家庭制度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相信那些道德败坏的父母，能够像社会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去照看孩子。其实，不仅那些道德败坏的父母，就是那些极为贫困的父母也应受到国家的制约，以保证他们的孩子免遭不幸。
在19世纪初，干涉工厂雇佣童工的建议遭到强烈的反对，理由是，这会减少父母的责任。英国的法律虽然不像古罗马的法律那样，允许父母迅速而无痛苦地杀死他们的孩子，但却允许父母用苦工般的折磨慢慢夺去孩子的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得到家长、雇主和经济学家的维护。但是，社会的道德观却对这种抽象的空谈感到反感，于是所谓的《工厂法令》被通过了。
接下去的措施更为重要，这一措施就是开始推行强制性教育。这无疑是对父母权利的一种严重的干涉。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中，除了节假日，孩子们必须离开家，去学习国家认为他们必须知道的事情，而父母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却得不到法律上的认可。通过学校，国家对于孩子生活的支配权逐渐扩大起来。国家要照看孩子的健康，即使他们的父母是不懂医学的。如果孩子在身体上有缺陷，他们会被送到专门的学校；如果他们吃不饱，他们会得到免费食物；如果父母没有能力替孩子购买鞋子，可以由国家负责供给；如果孩子在学校时表现出父母有虐待的迹象，父母很可能因此受到惩罚。过去，只要孩子尚未成年，父母就有权得到孩子挣来的钱。现在，虽然孩子实际上很难保留他们自己挣来的钱，但他们有权这样做，并且一旦情况需要他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实现这种权利。在雇佣劳动者中，那留存给父母的几项权利之一，是向他们的孩子传授同一居民区中大多数父母所共有的迷信。但是，在许多国家，即使是这种权利也被从父母的手中夺走了。
无法确定国家取代父亲能达到什么程度。国家所担负的是父亲的功能，而不是母亲的功能，因为国家要向孩子提供父亲在经济方面的帮助。在上层和中层社会中，几乎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因此，富裕的父亲要比贫穷的父亲重要些，并且富裕的家庭也要比贫穷的家庭稳固些。凡是重视社会主义的地方，如在苏联，取消或彻底改造以前为富家子弟而制定的教育制度，被视为是一件重要而且极须解决的事情。在英国很难想像这种事情会发生。我目睹过那些英国社会党人的领袖们，因有人建议所有的孩子都应上小学而大发雷霆的情形。他们高声叫道：“什么？难道让我的孩子与贫民窟的孩子来往吗？不行！”真是奇怪，他们竟然不知道阶级之间的分歧与教育制度有着何等紧密的联系。
目前欧洲各国的趋势是，国家对雇佣劳动阶级中父亲的权力和功能的干涉日趋严重，但是并没有相应地干涉其他阶级（苏联除外）。结果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方面，穷人家庭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富人家庭却毫无改变。
我认为。对孩子的人道主义的观念已经造成了国家的干涉，而且还将造成越来越多的干涉。例如，伦敦贫民区中的许多孩子，以及北方各工业城市中众多的孩子都在遭受佝偻病的折磨，这一事实应当引起广泛的注意。对于这种疾病，无论贫穷的父母如何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需要良好的饮食、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而这是贫穷的父母所无力提供的。如果听任孩子在他们年幼时受到身体上的摧残，那不但残酷。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因为，如果人类更多地掌握卫生和饮食方面的知识，孩子就不会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的确，所有这类建议都遭到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伦敦各城区的富人们联合起来，想压住这些事情的发展势头。这就是说，他们在极力阻止那种减少穷人疾病和痛苦的行为。例如，在坡普勒，若当地方官员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来降低婴儿死亡率，他们就会被投入监狱。但是，富人们的反对屡屡受挫，穷人们的健康在不断地得到改善。因此，我们完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国家在照顾雇佣劳动者的孩子方面的作用将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与此同时，父亲的作用也将相应地减弱。父亲的生物作用是在孩子们无力自助的时候保护他们，所以，当这种作用被国家所取代时，父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终究会看到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等级：一方面，保存旧式家庭制度的富人；另一方面，越来越希望国家起到过去属于父亲的经济作用的穷人。
在苏联，家庭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变化。由于80％的人民都是农民，在这些人当中，家庭依然和中世纪西欧的家庭一样稳固，所以共产主义的理论也许只能影响少数城市居民。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废除了家庭的上层社会和继续保存家庭的下层社会。
女人对于经济独立的愿望，是促使取消朝父亲的方向发展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到目前为止，经常发表政治见解的妇女都是未婚女子，但这种情形很可能是暂时的。当前，英国已婚妇女所受到的虐待比未婚女子要多得多。已婚女教师所得到的待遇和一个犯过错误的男教师所得到的相差无几。甚至连女人当一名妇产科医生也非得是未婚不可。至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已婚妇女不适合工作，也不是由于她们在就业方面有法律上的障碍，相反，几年前通过的一项法律明文规定，女人不应因结婚而降低工作能力。已婚妇女找不到工作的全部原因在于，男人希望保持他们对于女人的经济权力。女人大概不会甘愿永远屈从于这种专制。当然，女人要想找到某个政党去解决她们的问题，恐怕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保守党热爱家庭，而劳动党则热爱工人。然而，一旦妇女成为多数选民，她们是不会甘愿永远站在幕后的。如果她们的权利得到承认，这些权利很可能会对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已婚妇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一种方式是，继续从事她们婚前所做的工作，这需要她们把孩子送交他人照看，所以这将导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大量增加。而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是，不但父亲的重要性，而且母亲的重要性也会在孩子的心理中完全消失。另一种方式是，有孩子的妇女只要愿意自己照看孩子，就可以得到国家发给的工资。当然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还必须规定，当孩子长到一定年龄时，妇女可以重新回去工作。这种做法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使妇女自己照顾她们的孩子，而且不必奴颜婢膝地依赖男人。
我们应当承认，现在情况更是如此，说到孩子，最初他们不过是性满足的结果，后来才成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孩子不是父母的，而是属于国家的利益，他们的费用理应由国家支付，而不应让这沉重的担子落在父母身上。这后一种方式所主张的是家庭津贴，它正在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关于支付给孩子的这笔费用应仅交给母亲的主张，至今不能得到认可。然而，工人阶级争取女权的运动会使人们认可这一点，并且把它纳入法律规定。
假如这种法律肯定能通过，它对于家庭道德的影响将取决于法律起草时的情形。法律起草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女人的孩子是私生子，她就不能得到这笔费用。另外，也许还会作出这样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表明女人与他人通奸，即使只有一次，这笔费用也应该交给她的丈夫，而不是她本人。如果法律真的这样规定，查访每一位已婚妇女，弄清她们的道德状况，就将成为地方警察的一项重要的职责。这种结果也许很能净化人，但我怀疑是否每个被净化者都欣赏这一做法。我认为，最近我们应当提出一项制止警察干涉的要求，同时还应规定，即使是私生子的母亲也应得到政府津贴。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家庭也许就不再是属于父母双方共有的了，雇佣劳动者阶层中父亲的经济权力就会彻底丧失，并且父亲的身份也不会比猫狗更重要。
然而，当今时代，女人都把做家务看得极为恐怖。我感到大多数妇女宁可继续从事她们婚前的工作，也不愿意照看她们自己的孩子以得到补贴。有相当数量的妇女也许情愿离开自己的家庭，去照看幼儿园的孩子，因为那是一份专门的工作。而且我还认为，大多数劳动妇女如能获得选择的机会，她们也会自愿出去从事她们婚前的工作以获得工资，而不会把因在家中照看自己的孩子得到补贴视为愉快的事。当然，这纯粹是一种猜测而已，因为我不敢说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所说的多少有点道理，那么，已婚妇女中男女平等主义的发展也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导致雇佣劳动阶层的父亲除具有父亲身份之外，将失去照看孩子的所有权利。
妇女反抗男人统治的运动，从纯粹政治的意义上说，实际上已经完成，但是从它的广义上来说，运动还处于初级阶段。这运动是要逐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的。现在，所谓女人的情感。还只不过是男人的兴趣和情绪的反应而已。当你读男性小说家的作品时，你会以为女人在给孩子哺乳时会得到一种肉体上的快感。其实，假如你询问一下你所认识的任何生过孩子的女人，你就会感到，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女人获得选举权以前，没有一个男人曾想到要这样做。总而言之，长期以来母性的情感一直为男人所控制，因为男人不知不觉地感到对母性情感的控制，是他们统治女人的工具，因此，要想得到女人的真情实感还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直到不久前，人们还认为，所有正派的女人都应该是喜爱孩子而痛恨性的。如果哪个女人坦率地说她并不喜爱孩子，即使是现在，很多男人都会感到吃惊。的确，现代男人普遍把向女人灌输这种说教视为自己的责任。只要女人处于屈从地位，她们就一定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感，而只是根据男性的期望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我们不能把以前我们所想像的女人对于孩子的正常态度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因为我们会发现，一般而言，一旦妇女获得彻底的解放，她们的情感将会与我们以前所想像的截然不同。
我认为，文明，至少是迄今为止所存在的文明，会大大减少女人的母性的感觉。一种高度的文明大概将来是无法维持的，除非女人能够得到一大笔生孩子的补贴，以便使她们感到养育孩子是一种赚钱的行当。当然，即使做到了这一步，所有女人或者大多数女人也不应当以此为业。当然，这些只是一种推测。其中惟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男女平等主义的充分发展，对于打破父权家庭可能具有深刻的影响，而父权家庭一直代表着史前时代男人对于女人的胜利。
总的来说，目前西方实行的国家取代父亲的做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做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这种做法杜绝了人们对待孩子的残暴行为，使大卫·科波菲尔所遭受的痛苦成为往事；这种做法有望继续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准和智力水平，尤其是在根除源于不正常的家庭制度的罪恶方面。然而，国家取代父亲的做法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父母通常都是喜爱他们的孩子的，不愿意把他们仅仅看作是政治制度的附属物，而国家则绝不会有这种态度。在各个机构中与孩子有实际接触的个人，例如学校的老师，如果他们不是工作繁重和工资低下，也会保持父母所具有的个人情感。可是老师没有多少权力，权力是属于行政官员的。那些行政官员从未见过那些由他们支配其生活的孩子。所以作为一个管理型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他们所占有的位置），他们也许特别习惯于把人看成是某种建设材料，而不是目的。另外，那些行政官员往往喜欢统一，因为统一便于统计和分类，而且，一旦实现了所认定的正确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有一大批人成为他们所希望的那种人。因此，凡是受行政机构管教的儿童大概都是同_类型的人，而少数与众不同者必将遭到迫害。这种迫害不仅来自他们的伙伴，而且也来自行政当局。这意味着那些具有杰出能力的人，将会备受折磨和蹂躏，直到他们的精神彻底崩溃；这还意味着，那些有幸符合公认模式的人将会变得十分自负而且极具迫害之心，这些人完全不可能耐下心来听取任何新的建议。更重要的是，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分为许多相互竞争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教育上以公共团体取代父母就意味着强化所谓的爱国主义，这样一来，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相互残杀之中。毋庸置疑，所谓的爱国主义是目前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任何增加文明的毒素的事情都要比瘟疫和灾害更为可怕。
而今，青年人的忠诚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要忠实于父母；另一方面也要忠实于国家。如果将来他们只忠实于国家，世界就很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加残忍凶暴。因此，我认为，只要国际上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国家在教育和照看孩子方面不断过多地干涉，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很可能会损害国家的真正利益。
同时，假如能够成立一个国际性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民族纠纷中使用法律而不是武力，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这个政府可以规定，任何国家的教育课程都必须去除那种荒谬的民族主义。这个政府可以坚决要求任何地区都必须把对国际超级国家的忠诚作为教育的内容，而且必须把国际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反复灌输，以取代现在人们对于国家的忠诚之心。这样，虽然过于统一以及对于异己分子的迫害过于严重的危险依然存在，但造成民族之间战争的危险将会消除。的确，超级国家对于教育的控制将成为防止战争的积极手段。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是国际主义的国家，国家取代父亲将有助于文明的发展，但如果国家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这种做法将由于战争而增加对于文明的危害。现在，家庭制度正在迅速衰落，而国际主义的增长却十分缓慢。因此，这种情形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然，事态并没有发展到无望的程度，因为国际主义将来可能会比过去发展得迅速些。幸运的是，也许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因此，我们可以希望将来胜过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