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吹嘘：“大天津堡垒化”，并配备有重兵把守，“可获得绝对之保证”。并对其部属说：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总司令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多少倍。
“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绩，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要坚持胜利。”
攻津部署与准备
1949年1月7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攻击天津的作战方针。报告首先对天津地理形势、防御工事和守军兵力部署等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天津北部防守兵力强，南部工事强，整个的弱点在中部，中部守兵与建筑物均不强。据此，决定将主攻方向置于天津市中部，“主力争取东西两方对进突击，首先歼灭中部的敌人，将敌南北切断，待我军已在敌之中部地区贯通以后，即以主力转向南面，歼灾南面的敌人。如战斗发展容易，则在第二步同时进攻南北阵地内的敌人。”
同日，刘亚楼参谋长发出《天津攻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攻津各部高度发扬猛烈穿插分割的战术。“先头部队遇到坚固房屋和据点时，暂时不必进攻，只以少数部队看守起来，主力继续向前猛烈穿插。后续部队当着先头部队停止不进时，应另找道路从侧面往前穿插。要做到突破前沿后，无数小部队穿墙越顶，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先将敌人的防御打乱，然后再一个一个地攻占强固据点，”概括起来说，天津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担任天津作战的部队，计有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12个团，共34万人，参战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刘亚楼统一指挥。其具体部署是：
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统一指挥第1、第2纵队，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89门、高射炮15门、坦克20辆和2个工兵团，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273门，组成西集团，为第1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从和平门附近南运河西岸地区突破。第1步指向金汤桥，求得迅速与东集团会师；第2步会同南集团先歼南半城守军，尔后视情况向北半城发展。另以第1纵队1个师在侯家屯方向担任助攻。
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7、第8纵队，配属火炮67门、高射炮8门、坦克10辆和2个工兵营，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169门，组成东集团，为第2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从天津以东之王串场、民族门地区突破。
第1步在金汤桥与西集团会师；第2步以第7纵队向南半城发展，第8纵队向北半城进攻。另以第7纵队1个师又1个团于张达庄附近担任助攻。
第9纵队及第12纵队第34师，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24门、装甲车16辆，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96门，组成南集团，由第9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统一指挥，为助攻方向，由南向北攻击，从天津以南之尖山子地区突破，配合东、西两集团，围歼南半城守军。
第8纵队独立第4师主力、第2纵队独立第7师一部及野战军总部警卫团2个营，在城北民生门、丁字沽等处实施佯攻，迷惑牵制守军，以配合主要方向上的作战。
第6纵队第17师为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西加入第1主攻方向上作战。
第12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守军向塘沽突围。
从1948年12月30日起，东北野战军参加攻津作战各部队奉命向天津集结，1949年1月上旬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
第1纵队集结于天津以西之杨柳青及其以东、以南地区；第2纵队集结于杨柳青西北之王庆坨、义沽港、韩家墅地区；第7纵队集结于天津以东之李明庄、程林庄、贯儿庄地区；第8纵队集结于天津东北之刘快庄、欢坨、范家庄地区；第9纵队附第12纵队第34师集结于天津以南泊唐口、寺口和大小南河地区；特种兵部队集结于杨柳青一带；第6纵队第17师集结于石各庄地区；天津前线指挥所位于杨柳青。同时，第12纵队主力进驻军粮城。
天津是工商业大都市，经济、文化发达，中央军委、毛泽东要求攻津部队，最大限度地保护天津的工商业和文化基础。1949年1月3日，电告林彪；“请令刘亚楼研究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1月6日又2次致电林彪：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和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工厂、学校顽抗，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和学校的敌军，“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天津又是一个有较多外国侨民的城市。1月5日，林彪、谭政向中央军委转报刘亚楼针对天津守军有的据守在外国人的房子内，外国人均在自己房门口插有外国国旗的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3条意见：
“（一）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他是否过去租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他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
（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
（三）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6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以上原则，不仅对天津作战，而且对人民解放军以后攻击其他大城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确保攻津作战的胜利，参加天津作战的各部队，全力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
（1）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纪律教育。在“攻下天津城，打好入关第一仗”的口号鼓舞下，各部队又通过天津郊区群众控诉陈长捷派兵焚烧房屋、夷毁村庄的种种罪行以激发阶级仇恨，广大指战员群情振奋，斗志高昂，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破坏，夺取天津城，活捉陈长捷。在深入政治思想动员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广泛开展“打仗好，团结好，纪律好”的三好战士与三好连队活动，力争“军政双胜”。在执行城市政策方面，“强调原封不动，缴获归公”。
（2）开展近迫作业。所有攻津部队，除担任尖刀突击任务部（分）队外，均利用夜暗，不顾天寒地冻，迅速挖成了蜿蜒纵横的交通壕、单人掩体和营以上指挥所、观察所等。第1梯队各师均挖有三四条深1．5米、宽1．2米的交通壕，仅西集团和南集团的3个纵队就挖交通壕达3．6万余米。既利于保存自己，又利于突然发起攻城战斗。
（3）抓紧兵种战术协同演练。攻津之战是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协同攻坚作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工兵又是首次参加攻坚，许多部队缺乏兵种间协同方面的经验。因此，搞好特种兵与步兵的协同动作，是能否充分发挥特种兵的作用、顺利完成任务的关键。1月8日，天津前线指挥所下达了“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根据炮兵射击时间区分，拟定了“破坏射击”、“压制射击”、“克服护城河时”、“向纵深发展时”4个步骤中的步、炮、坦、工的动作次序。同时，还召开了主攻步兵师和特种兵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协同会议。刘亚楼在会议上强调，参战部队特别是指挥员要充分认识到搞好突破前沿阶段中兵种协同动作的至关重要；特种兵要把为步兵服务作为最高职责。要求参战部队抓紧战前时间，按照协同计划反复组织演练。按照统一部署，各部进行了一周时间的协同演练。坦克兵演练引导和火力掩护步兵进攻；炮兵演练火力摧毁守军前沿障碍和工事，保证步坦顺利突破和向纵深发展；工兵模拟演练对守军火力点、明碉、暗堡等的爆破；步兵和坦克兵、工兵合练了在炮兵火力掩护下突破前沿、纵深战斗的协同动作。
（4）发动群众，研究克服护城河障碍的办法。天津守军引运河水入护城河后，护城河水猛涨并日夜向地势低洼的西南地区倾泻，向天津四郊漫延，极大地妨碍了攻津作战。攻津部队在当地人民群众帮助下，打开南运河上游唐宫屯附近的水闸，切断了护城河水源，使水位迅速下降。同时发动群众，就地取材，大量制造轻便结实，浮力大，不怕枪弹的苇子桥、活叶桥、双梯、翻梯、船桥等渡河工具。工兵部队准备了架设铁轨桥、舟桥的各种器材。为顺利渡过护城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5）选定突破口和实施佯动。经过周密侦察，东、西、南3个方向的突击集团，共选定了10个主要突破口，确定了突破口的位置和冲击出发地、冲击道路等。为隐蔽主要进攻方向，造成陈长捷的错觉，利用天津市参议会组成的代表团出城谈判的机会，刘亚楼有意安排在天津西北之北仓附近接见该代表团，佯示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同时，在北郊组织重炮试射，以警卫团从城北进行火力侦察。这些佯动措施，使陈长捷确信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就在城北，不仅将战力较强的第62军第151师始终置于城北，还将其第86军的2个师调至城东北。
（6）加紧攻津作战的后勤保障工作。为全力保障攻津作战，由东北野战军后勤部（设于唐山）统一调度东北、华北两区力量。在天津周围储存了442个车皮计4373吨弹药；在秦皇岛集中了700余万公斤粮食、14万余公斤食油、百余万公斤鱼和肉；紧急动员33个野战医院，按6～8万伤员部署抢救和收治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指示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天津工委，积极发动群众，做好配合，迎接城外部队解放天津的工作。天津市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在中共天津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护厂、护店、护校斗争，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天津市工商业和文化基础，作出了积极贡献。天津工委还通过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将通过地下关系获取的天津城防工事图等重要情报，通过华北城工部送给了攻津部队，使天津前线指挥所对城防碉堡位置、形状、守备兵力等有了更确切的了解，为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依据。
1948年天津电车工人罢工后，交通瘫痪、电车停驶的情景1948年底天津电话局职工进行“饿工”斗争，图为停止工作的交换台为迎接解放，保护工厂企业和机关学校不遭破坏，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护厂、护校和反南迁斗争。图为天津钢厂护厂队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师生在护校斗争中，将贵重仪器等集中起来，加强保护。
第一枪定天津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全歼，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
至此，平绥线全部为解放军控制。而东线只剩下北平、天津、塘沽三个互不相连的孤立据点。按照计划，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塘沽了。
攻克塘沽，是为了控制出海口，彻底斩断敌人海上退路。同时也因为北平、天津都是几百万人的大城市，为使古都名城和几百万人民免遭战争灾难，先打下塘沽，控制出海口，歼灭小的，孤立大的，作出个样子，从而使平津守敌放下武器。
塘沽，位于渤海湾海河入海口北侧，西距天津45公里，是华北地区重要港口，也是平津敌人由海上撤离的唯一通道。
12月21日林、罗、刘决心“先攻塘沽，后攻天津”。
当日24时，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指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23日林、罗、刘决定，以七纵四个师、二纵三个师、九纵三个师，共10个师的兵力夺取塘沽，其中以七纵、二纵攻塘沽，以九纵攻大沽，先夺两沽海口。战役由七纵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攻击时间在12月27日以后。
从12月19日开始，东北野战军攻塘各纵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并进行战斗准备。
邓华和吴富善一到塘沽便立即开始勘察地形，拟订作战方案。实地勘察时他们发现，塘沽东面临海，南面和西面直到海边都是草地和盐田，沟渠纵横，冬不结冰。这样的地形不便徒涉，难以接敌，更不便大兵团运动，而且敌人以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有陆上和海上炮火掩护。进攻部队虽然可以利用盐堤作冲击出发地，但发起冲击后就立刻进入盐滩开阔地，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伤亡必然很大。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邓华、吴富善一面命令部队继续侦察，一面组织少量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试攻结果，虽然占领了少数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部队付出伤亡很大。各部队战况都不能令人乐观。19日，二十师攻占海滩车站，歼敌700余人，自己伤亡600余人；21日，二十一师配合友邻部队攻占新河镇，歼敌140余人，自己伤亡400余人。
邓华、吴富善心头逐渐明朗：“从全局出发，我们应建议‘前总’不打塘沽，改打天津。”
21日，二纵由芦台到达塘沽外围集结。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吴信泉，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主任李雪三。
部队刚刚到达塘沽外围，刘震和吴信泉即带领各师指挥员到预定地区勘察地形。
他们两个带领各师指挥员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到预定作战区域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
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无遮无挡的平坦开阔地，纵横交错的沟渠与未结冰的大片盐田，指战员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这里既不便构筑交通壕隐蔽接敌，也不便于展开兵力，必然造成我方大量伤亡。据悉，塘沽之敌第十七兵团侯镜如已把指挥部迁到军舰上，随时准备从海上逃跑。而我军当时无力封锁海面和切断敌人海口退路，难以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得出的结论是：不打塘沽，先打天津。
九纵的任务是攻打大沽。他们也遇到同样的困难。
大沽位于海河入海口南侧，寸草不生的盐滩与茫茫大海连成一片，海水一日两潮，涨潮时水深及胸，落潮后一片泥泞。退潮时战士们修筑的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还不时遭到敌人海军舰炮的袭击。24日，九纵一部向大沽发起攻击，敌人舰炮以密集炮火从海上拦截我攻击部队，因没有任何工事屏障，部队两次突击均未成功，而且伤亡较大。所有的战地勘察和试攻都证明，打塘沽并非容易。他们想到的不只是部队可能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战斗结果对全局的影响。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大部队不断向塘沽外围集结。
箭在弦上，不能引而不发。
日益紧迫的战争形势，逼着指挥员们必须迅速作出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