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深冬时节，就在这不见柳絮，也没有杨花的年画之乡，刘亚楼建起了他的前线司令部。他被任命为天津前线司令员。他将率领34万人马，用他们的力量和智谋，用他们的忠诚和牺牲，绘出一幅更大更美的画卷，一幅天津解放的画卷。
一场恶战在即，要稳操这场恶战的胜券，容不得丝毫怠慢和疏忽，更容不得出现丝毫差错和闪失。刘亚楼日以继夜地忙碌着，他勘察地形，汇聚情报，研究方案……所有的情况都必须在他的脑子里理出头绪。他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都投入到了这场战役中。
刘亚楼心里明白，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员来说，只有勇敢顽强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解放战争以来，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机智果敢，周密细致是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而科学的思考和现代军事知识更是不可缺少的。红军时期刘亚楼曾指挥过一个团、一个师，那时只有枪和几门小炮，而现在他指挥六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不仅有枪，有炮，还有重炮群、坦克群和工兵。
能力和素质将刘亚楼推上了天津前线司令员的位置。东北战场三年转战，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为这支大军的每一次胜利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刘亚楼以他“坚强的组织纪律性，严格、周密、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以及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为首长确立决心，顺畅指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残酷频繁的战争实践，毛泽东等天才军事指挥员的培养，锻造了刘亚楼统领大军、驾驭战争的能力。
刘亚楼完全能够独自指挥一场大战役了。林彪和罗荣桓信任他，党中央信任他，任命他为天津前线司令员的决定是中央军委批准的，是毛泽东批准的。
不辱使命，不辱重任。随着天津大战的帷幕即将拉开，迫使刘亚楼必须迅速制定出一个完整、周密、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
对于这座有200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攻城作战必须速战速决；必须保证城市少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失；必须把这个华北最大的工业重镇基本完好地交到人民手中。许多因素必须考虑到，许多困难必须事先估计到，许多意外情况必须事先预料到。战役部署和战术动作必须加以规定。敌人的部署和防御工事要了如指掌。敌人的兵力和战斗力要精确计算。刘亚楼和他的战友们凑到一起，对敌人逐一分析。一个军一个军地掂量，一个师一个师地掂量，一个团一个团地掂量。
刘亚楼的司令部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报话机、电话机响个不停。指挥员、参谋进进出出。各种战前准备会开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作战地图挂在墙上，那上面画满了各种标号。刘亚楼常在地图前久立，或独自思考或与指挥员讨论。
思维在高速运转，思维在迸溅火花，思维在凝结聚焦。参谋长的机动灵活与司令员的当机立断同集于刘亚楼一身而不矛盾。谨慎小心不意味着桎梏想象，周密细致不意味着缩手缩脚。战争是艺术，是钢铁与意志较量的艺术，是智慧与才干凝结的艺术，是理想与牺牲浇铸的艺术，是毁灭与新生交替的艺术。千百年来，战争造就了旷世英雄，战争创造了崭新世界。
夜深了，室外寒星闪烁，屋里油灯昏暗。
刘亚楼撵走了身边的参谋、警卫员和通讯员，他要一个人静下心来，对敌情作最后一次系统完整的梳理：
天津河流纵横，地形复杂，并且有敌人连年增修的坚固防御工事和许多高大建筑物，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即将打响的天津战役是一个在水网地区大规模的攻坚战。
天津周围是广阔绵亘的沿海洼地，是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对于大兵团多兵种的战斗行动来说有不少困难。
天津市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和运河切成许多块。
天津敌军防守司令陈长捷从1947年秋就大力增修城防，环绕全市挖了一道宽10米、深4～5米的护城河，并放进运河河水和海河潮水，水深经常保持3米左右。
天津护城河内侧连接一道土墙，河底到墙顶高6～7米，墙上附有电网，每隔20～30米有一座碉堡，护城河外有碉堡群，有几道铁丝网、电网和鹿砦，周围埋设有数以万计的地雷，并且将城周围五里以内的村庄焚毁，造成一片无人区。
天津城外的护城河有大型碉堡380多个，连同市内和纵深的碉堡共约1000多个，纵深的地堡群直达核心工事区。
陈长捷自夸天津的防卫坚如堡垒，固若金汤。他以为凭借着这样复杂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13万兵力，完全可以固守。所以被围以后他仍然拒绝投降，继续顽抗。
陈长捷对他的“大天津堡垒化”确实非常得意，天津的城防工事图上写着“固若金汤”四个大字。蒋介石在辽沈战役期间路过天津时，也对天津的城防工事赞不绝口。
这个“大天津堡垒化”是否无懈可击呢？刘亚楼展开了自己广阔的思维空间：天津地区约有70平方公里，陈长捷以总兵力两个军10个师约13万人守备。这10个师中，除一五一师没有受过大的打击外，其余的六十七师、四十三师、二十六师、二八四师、二九三师、一八四师均在以往作战中被我重创或歼灭过，其中一八四师曾四次被歼灭后重建。另有三个师是在天津被围前后临时编成的，其中三○五师是由地方保安队改编成的，三二六师、三三三师是由东北逃回关内的散兵游勇组成。这些部队据守孤城，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且战线长达90华里，兵力不足，捉襟见肘。而我攻津部队是22个师34万人。兵力对比是34万对13万，即2．6∶1。
嗯！刘亚楼微微点着头，随即漫步到窗前，用双手使劲推开两扇破旧的窗门，直目眺望暗夜中的天津城：
天津城的形状是南北长，东西窄。南北25华里，东西10华里。高大建筑多在南部，一般平房在中部，北部开阔，南部多为水网区。因陈长捷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北部，所以他把战斗力较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六十二军放在了中部和北部，弱的部队放在南部。总体说，敌人的兵力部署和防御工事的特点是，北面兵力、战斗力均较强；南面兵力、战斗力不强，但工事较坚固；中部兵力少、战斗力弱，而且防御工事也不强。
敌人的弱点一个一个在刘亚楼眸子里暴露，我军的优势一点一滴在刘亚楼脑海里明晰，周密的作战计划完整地在刘亚楼胸中形成。
这天正值元旦，中国传统习俗被称为辞旧迎新的日子。刘亚楼在他的司令部，要召开一次决定天津战役命运的作战会议。
会议室是临时布置的，很简朴。屋子中间摆着一张长桌，上面放着一把茶壶和几只茶杯，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各纵队领导和各师领导都来了，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刘亚楼和每一个到会的指挥员寒喧握手。
在东北野战军，指战员都共认一个勿须争论的事实，刘亚楼讲话很少用稿子，边讲边想，讲完了，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的文章。
没有客套，没有议程。刘亚楼开门见山地挑开了作战会议的主题：“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华北兵团已经解放新保安、张家口，歼灭了傅作义起家的王牌三十五军，卡住了傅作义集团西窜归绥之路。我野战军先后解放南口、丰台、唐山、军粮城，包围北平并切断平津联系。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对天津的包围。只要我们拿下天津，傅作义则陷入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绝境地步。天津之战在平津战役的全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光荣和艰巨。”
各纵队和师的领导相互用交换眼神在释放自己内心的激动，会场依然平静如水。
刘亚楼健步走到作战图前，顺手拿起立在墙根的一支木棍：“遵照毛主席‘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原则，根据敌人守备特点和天津市区地形特点，以及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战斗并尽量使城市少遭受破坏的要求，我们决定将主攻方向置于天津市区中部。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说到这里，刘亚楼突然收住话匣，扫视了一圈会场，然后提高声调：“这个方针的要点是，首先求得东西贯通，以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由于天津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加强东西两面的攻击力量，就能迅速可靠地求得贯通。把敌人拦腰斩断，就能打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又能自由地将兵力向两翼扩展。这样既不感到正面狭窄，兵力摆不开，也不致形成兵力分散。除了东西两个主攻方向以外，以部分兵力由南向北助攻和以小部兵力由北向南佯攻。
对自己参谋长清晰的作战意图，简明的作战方针，准确的作战要求，各纵队和师的领导情不自禁地发出叹服声。
刘亚楼紧接着宣布具体作战部署：“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并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二炮兵和20辆坦克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天津西北和平门南北地区突破，由西向东攻击；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指挥第七、第八纵队配属三分之一炮兵和10辆坦克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从天津东王串场、民族门突破，由东向西攻击。东西两集团在金汤桥会师，然后分向南北半城围歼守敌。西集团向南，东集团七纵向南，八纵向北。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指挥第九、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四师，组成南集团，为助攻方向，从天津南面尖山子地区突破，由南向北；另以西集团及东集团一部及野司警卫团在城北佯动，迷惑敌人。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为预备队。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隔断天津塘沽联系，截击天津向塘沽突围之敌。”
会场沸腾了，各纵队和师的领导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
会议用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
刘亚楼把目光转向二纵司令员刘震，“刘震，你们的对手是六十二军，是块难啃的骨头！”
刘亚楼在前线指挥所下达攻城命令“他牙口好，没问题。”邓华插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啃骨头更有味道！”刘震也幽默地回答说。
各纵队都受领了任务，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铺开。
枕戈待旦两只虎
天津战役打响前，东北野战军有一句流行的说法：
刘参谋长把两只老虎放在了第一主攻方向。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两只老虎指的就是一纵和二纵。一位研究军史的资深专家说，一纵、二纵总是并肩战斗，都是敢打硬仗从不服输的部队。这支部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有了生龙活虎、敢打敢拼的作风。
翻开全军最高研究机关——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你就会了解一纵和二纵原来都是英雄的部队，是有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
第一纵队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一纵有两个红军团。一团前身为1928年7月彭德怀、膝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成功后组成的红五军一部。
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五团前身为1932年11月吴焕先、王平章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之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1937年8月，这两个团分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一营、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一营。一纵二团和一纵四团的前身是以红军干部、骨干组成的八路军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新二营和三四三旅补充团。抗战初期，这些部队在晋冀豫地区艰苦转战，1939年起先后进入山东和苏北地区。尔后长期战斗在苏北、鲁南、滨海战场，发展为山东军区第四、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三团。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第六、第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三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一师；第四、第二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一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二师。这两个师成为一纵两个师的前身。同一时期，由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与部分地方武装组成的东北挺进纵队主力成为一纵另一师的前身。1945年9月，山东解放军第一、第二师和东北挺进纵队分别从陆地和海上开赴东北。第一、第二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第二师；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第二师和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一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番号不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一纵队改称第三十八军。
第二纵队也是由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其前身是红十五军团一部。1937年8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三原县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三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1940年2月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左权（后为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年6月底，第二纵队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淮北地区会师，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年7月又与地方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1月改称新四军第三师，1946年8月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番号不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命令，第二纵队改称第三十九军。
这两支英雄部队在建国前长达20余年的艰苦斗争中，以善打硬仗、恶仗而著称，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考验，涌现了无数的英雄模范连队和英雄模范人物，为人民军队创造了辉煌。它们是第四野战军的光荣，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