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同胞携手举大义
1949年。
对在南京执政二十二年的国民党人来说，是命运攸关的一年！
在各地的战场上，国民党军屡战屡败，领兵起义归降的将校们举不胜举，那真是摁倒葫芦瓢起来。
方本壮的率部起义，使青岛的国民党军本来就不稳的军心，就如同那长期被江水浸泡的土堤，随时都有坍塌崩溃的可能。
南京政府闻听震怒不已。
刘安祺暗暗叫苦不迭。
让刘安祺始料不及的是，中共地下党在青岛国民党军中埋下的秘密起义种子，又何止是一个七五四团。
此刻，国民党驻青岛海军“黄安”舰也正在加速做着秘密起义的准备。
“黄安”舰是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7月26日接受的日本战后赔偿的一艘护航舰，初称“接字22号”，后命名为“黄安”号。
该舰1944年日本制造，1945年服役，排水量810吨，最高航速16．5节，舰员编制126人，（起义时实有人数64人，军官12人，士兵52人）隶属国民党海军第二军区，驻防青岛港。
正值过年，新闻传得比电报都快。
方本壮率部起义的消息如同长了翅一般，一夜之间把个青岛这座弹丸小城，搅腾得像一个惊炸开来的蚂蚁窝。刘安祺原本是封锁消息的，他怕面临土崩瓦解局面的部队军心动摇，这种消息靠捂能捂得住吗？恰巧又正好赶上这农历年，倒一下子成了各界人士拜年时争相传播的头号新闻。
这消息自然而然地也就传到了“黄安”舰上，令我党我军在“黄安”舰上的几名敌工人员大受鼓舞。同时，这几名敌工人员已获得消息，“黄安”舰将于2月12日之后起航南撤。很明显，一旦南撤，“黄安”舰将加入到与解放军为敌的行列，决不能让敌人将“黄安”舰南撤的阴谋得逞。
此刻，“黄安”舰还在造船厂码头紧张地大修保养之中。
一个策动“黄安”舰起义的计划，也开始秘密实施了。
2月9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二。
大修完毕的“黄安”舰奉命离开造船厂码头，驶向小青岛西侧的锚地抛锚待命。
南撤的风声越来越紧。
新春正月人们也处在惶惶不安的心态之中。
起义已迫在眉睫，到了该付诸行动的关键时刻了，若掌握不好时机，起义即有流产的可能。
舰只驶进锚地停泊的当晚，中共地下党员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和张杰秘密聚会，缜密研究，筹划起义的具体步骤。
南京以北的海域，蒋军只保留住一个青岛港了，而且也已是受着陆上包围。
南京国防部方面的打算是：维持住青岛至长江沿线的海运，从而保住长江以南；使解放军在全局上不再西进南下，进一步使国民党军在“面”上保存住更多的地区，在“点”上也松开束缚，以便于喘息养身，再图大举。
依仗海空优势，历来都是国民党政府自我吹嘘的一种资本。
早在1948年春，中共青岛市委就通过在青岛铁路中学从事地下工作的王志进了解到其胞兄王子良在国民党“黄安”舰上任副枪炮官的情况。据了解，王子良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可作为争取对象。
为此，市委书记宋子成、社会组组长衣吉民等领导研究后决定由王志进出面争取王子良反正。
缘于二人属同胞兄弟这层关系，争取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王志进的帮助教育下，王子良积极向党靠拢，于同年7月被发展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关系由中共青岛市委社会组具体掌握。
为加强对地下党的领导，青岛市委旋即派情报干部陈坤全进入市区，以上海商人及王子良同学的名义住在王子良父亲家（今杭州路93号）中，一方面组织建立青岛铁路地下党支部，一方面直接领导王子良开展工作，为后来的“黄安”舰起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起初，王子良的任务是负责掩护陈坤全的安全和获取敌海军情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坤全、王子良按照青岛市委的指示，将组织策动“黄安”舰起义当作首要任务，全力以赴开展工作。
鞠庆珍是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派出的地下工作者，也是“黄安”舰起义这出戏中的关键人物。
他是1948年9月由“汾阳”号炮艇调上“黄安”舰的。鞠庆珍和胞兄鞠庆玺都是在其胞弟鞠庆璞（化名曲永昌，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派入青岛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介绍下，于1946年参加革命的，并按照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的指示，打入国民党海军待机策反。
鞠庆珍先是被任命为“海澄号”炮艇中尉轮机长，后升任副艇长。1948年8月，胞兄鞠庆玺因开展工作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杀害。鞠庆珍亦因涉嫌被撤销了副艇长职务。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鞠庆珍辗转托人疏通关系，于同年9月调上“汾阳”号，后又调上了“黄安”舰任航务官。鞠庆珍是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战斗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怀疑他是共产党，但又拿不出证据来。试想，在这样的处境下从事地下工作，是何等的艰难。
刘增厚是属人民解放军胶东军区联络部派出的地下工作人员，他是1947年由其胞兄、中共牟平县委联络科地下工作人员刘培厚发展的。后来，牟平县联络科为便于工作，将刘增厚的关系转到胶东军区，军区联络部即派干部张庆颐进入青岛，与刘增厚建立了联系。按照张庆颐的指示，刘增厚于1948年春托人举荐，于是年10月打入国民党海军“泰安”舰，随后又调上“黄安”舰，任少尉枪炮官。
孙露山（又名孙启仁），则是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联络科于1947年3月派入青岛的，由同乡鞠庆珍保荐到“黄安”舰任上士枪炮班长。当时，鞠庆珍并不知道孙露山是自己同志，而仅把他当作争取对象。
我党我军的四位地下工作者，于1948年10月前陆续登上“黄安”舰。因为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都是单线联系，起初，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各自秘密地工作着，由于不能公开身份，有的还把对方当作争取对象。
转眼已到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北岸，青岛已成孤岛一座。虽然青岛的国民党军自恃有海军优势和美军庇护，扬言固守，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已不得不做好了撤逃的准备。青岛的许多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已开始悄悄地把眷属送往国外或台湾，与南京政府军政大员们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更何况物价在天天直线上升，人们对未来寄予什么希冀呢？实难预卜。
谁还不在为自己的后路做打算呢？
中共青岛市委、胶东区委统战部和胶东军区联络部审时度势，为加强对组织“黄安”舰起义的领导，指示所属敌工人员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一旦具备起义条件，就把军舰开出去。直到这时，四位地下工作人员彼此间才自动沟通了情况，互相明确了各自的身份，凝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一条国民党的军舰上有这么多的地下党员，保密工作又做得这样好，这在我党的地下工作史上也是少见的。
应该说，“黄安”舰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而卓有成效。
几名敌工人员在沟通前，各自已把工作做在了头里。
鞠庆珍刚上“黄安”舰时，即通过舰长刘广超将自己的知心朋友张杰从“海澄”号调上“黄安”舰，任航海班长；又于年底，借舰上需要充实技术力量之机，从青岛海军造船厂调来几名思想进步的技术工人。其中有周文竹、迟德贤、张金诺、王书恩等，都被安排在电工、轮机等要害部门。一旦起义需要，鞠庆珍一声令下，这些部门即刻会被我方掌握。
与此同时，鞠庆珍曾冒着极大风险，试图策反该舰中校舰长刘广超。刘广超这个人在国民党海军中有一定的影响，亲朋中不乏有权势的上层人物，如能将他策反成功，影响将是极大的。但刘广超受国民党教育深，又是既得利益者，想要他放弃一切倒向人民阵营，面临的不仅仅是危险和困难，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适当的时机。
鞠庆珍利用与刘广超之间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决定先试探他一次。一天，碰巧赶上刘广超找鞠庆珍有事，谈完事后，鞠庆珍佯作忧虑地说：“江北陆地几乎全被人家共产党占了，听说近来共产党要封锁小港。一旦我们被封锁成了瓮中之鳖，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过去算了。”
刘广超听了把三角眼一瞪，脸一下于也拉长了，板着面孔对鞠庆珍说：“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你哥哥才掉了脑袋几天，你还敢说这种话。要不看平日里我俩的交情，我真送你进军法处，你不想要命不要紧，我他妈的还想多活几天呢。再说，效命疆场是军人的天职，作为党国军人，随时都应该准备为党国效忠，你难道连这点都不懂吗？”
鞠庆珍一看这阵势，意识到事情不妙，只好强装笑脸辩称说，他只是有口无心地随便一说，将真正意图搪塞了过去。鉴于刘广超的态度强硬思想反动，鞠庆珍才放弃了策反他的打算。
王子良为争取轮机长刘彦纯也在积极工作着，为增进友情，他还将自己三弟的妻妹潘素娟介绍给刘彦纯作未婚妻，利用这一层关系来分化国民党官兵，为策反起义去打通一道道关节。
为应付突发事变，起义实施前首先要解决枪支问题。可在“黄安”舰上的所有起义骨干中，只有王子良和刘增厚两人各藏有一支手枪，其他人都还没有自卫的武器，行动时必备的武器明显不足。
时值1949年1月的下旬了，“黄安”舰修理工程已接近尾声，起义必备的武器来源仍无着落，没有武器，势必影响起义的成功，几名敌下工作人员都焦急万分。
1949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崂山的群峰仍被严寒捆缚着，大地依然一片冰封，寒流迟迟不肯退去。
港口，国民党哨兵在寒风中颤抖着。
一天深夜，青岛的国民党海军后勤部门将三百吨军用物资运抵码头，“黄安”舰停靠在码头上。舰长刘广超指派刘增厚负责理货装舱。
地球上自从人类出现以后，天上掉馅饼的事从来没有人见过，但天赐良机的机会确实有过。
理货期间，刘增厚无意之中发现货物中有一箱手枪，这真是天赐良机，他不露声色地和孙露山一起将这箱手枪搬到另一个小仓库藏起来，为起义解决了武器不足的大问题。
似乎冥冥之中预示了这次起义的成功，一切都在十分顺利地按预定的目标进行着。
但历史中又确实有些东西不可预测。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了机会。
面对着不可预测的历史，共产党人所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外加应付事变的能力。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日趋成熟时，王子良、刘增厚的行动引起了舰长刘广超的怀疑。
事情发生在1月9日晚上，“黄安”舰的军官在一起聚餐。
席间，碍于舰长在座，没有人节外生枝地去谈论时局，只是一味地说些不关痛痒的话，谈点趣闻增加点热闹气氛而已。刘广超却突然岔开了话题质问王子良：“你为什么经常发牢骚，宣传共产党言论？你经常带一名青年（指陈坤全，当然，刘广超并不知道陈坤全的真实身份）到舰上来，散布蒋委员长吃败仗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想当名党国的忠臣？”
刘广超问这话时一本正经一脸的严肃。
这一问，在坐的许多人都暗暗吃了一惊，为王子良捏着一把汗，谁都心里明白，这弄不好可是掉脑袋的事。
难道说刘广超察觉到了什么蛛丝马迹？几名地下党员也在快速地调整着思路，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王子良不慌不忙机智从容地回答说：“舰长，那个青年是我过去在上海军校的同学，现在是上海的大商人，大老板了，家里可有钱了。他怕共军过了江去搅了他的富裕生活，怕把他的家产共了而担忧，为蒋委员长屡吃败仗而抱怨的。”
他挟了一口菜继续说道：“我发牢骚是觉着冤得慌，跟随舰长东征西讨，一心效忠党国大业，到头来命运对我太不公平，至今才混了个小小准尉，这样一个放屁不响的兵头，连老婆都嫌我没出息，我也感觉窝囊。至于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的事，咱是党国军人，哪还能宣传他们的主张呢？舰长，你说对吧？”
这一说，刘广超也语塞了。
在场的几个军官也纷纷帮着王子良说好话，总算把此事给应付过去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上。
散席后，刘广超对鞠庆珍说：“王子良、刘增厚不称职，得把他俩调走。”
问题不在于称不称职，主要是刘广超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他明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者之多，就像是人的影子一样，有人的地方总是有他们，只是抓不着把柄就是了，调走他们，也是防患于未然。
鞠庆珍听后心头一震，他考虑，如果真的调走了王子良、刘增厚，起义力量势必削弱。他将这一情况及时地通知了其他几位同志。
几位起义骨干紧急商讨对策，决定鞠庆珍出面以舰上正当用人之际为理由，劝说刘广超慎为行事；王子良、刘增厚亦分别给刘广超送去了一份厚礼疏通，这样双管齐下，事情出现了转机。
刘广超暂时放弃了换人的打算，为日后的“黄安”舰起义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这种结局，当然是出乎刘广超意料之外的。
二、细安排黄安舰起义
太阳消失了。
海啸着，震响着。云疾走在黑色的巨浪的头上。
小青岛西侧的锚地一片死寂，聚集着一排国民党海军舰艇，让人感到了战争即将来临的气氛。
什么时候是起义的最佳时间？
在选择起义的时间上，多数同志认为2月12日的晚上为最佳起义的时间，因为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其理由有两点：
一、元宵节晚上，舰长刘广超肯定会下舰回家过节，家属在青岛的军官也会下去一些，这样，“黄安”舰就基本掌握在起义骨干的手中了。
二、节日是敌人最松散的时间，守备上的松懈，更有利于“黄安”舰的行动，估计对舰只出港不会出现大的麻烦。
但也有同志担心一艘舰只单独行动，战斗力比较弱，一旦出现意外，很难应付群舰齐攻的局面。主张在南撤途中相机举事为宜。
经过仔细论证权衡，认为在南撤途中贸然离队容易暴露，驶向解放区成功的把握不大。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决定：2月12日晚上举行起义。
确定起义的去向时，又费了一番斟酌。
最初的打算是舰只离开青岛港后，北行开到胶东沿海解放区的港口，包括烟台、威海、石岛、乳山、荣成任何一处都行。但经过仔细分析后，否决了原先的打算，认为南行比北行要隐蔽安全的多，不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最终确定南行开往解放区港口连云港。
起义前的分析都十分周密，同志们考虑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及补救措施。
敌人能否追击，这也是大家最为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