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不仅武略过人，而且又有一定的文采。据说他一有空闲就“博览史籍”，领会其中的精华，而不象当时的一般书生那样进行“寻章摘记”。他给曹操写的短信中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说“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字数虽少，却含意很深。
曹操对他也特别看重；不敢轻易进攻江东。孙权还有一位善于书画的夫人赵氏，据说她能够绘制大幅的表现全国“江湖九州山岳之势”的地图供孙权参考。又能在白绸上用针绣成“五岳列国”的地形，所以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画家。孙权在晚年时，对人猜忌过甚，皇族和大臣被杀者很多，并且一再废立太子，以致后继无人，被西晋轻而易举地消灭了。
东吴的后主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穷奢极欲、凶顽残暴的末代皇帝。他喜爱豪华的宫室，公元267年时在太初宫的东面建造了一座更为宏伟的“昭明宫”。为了建造这座新宫，孙皓命令中级以下官吏全部进山，督促民工采伐上等的木料。还缩小了皇室卫队的营地，以扩大新宫面积。昭明宫包括大小殿堂几十处，正殿叫作“赤乌殿”。
每座殿堂都是雕梁画栋，壁面上绘有以神仙和云气为内容的大幅壁画。在殿堂之间垒土作山，在山上盖起高耸的楼阁。这些楼阁均用珠玉作装饰，四周点缀着许多奇山异石。为了使殿堂之间终年都有碧波绿水，孙皓下令在昭明宫后面开凿一条“城北渠”，以引进后湖的激流。这座昭明宫的位置，大约在今成贤街的南段一带，它的东界是珍珠河，西界是进香河，南面是珠江路浮桥下的水道。
太初宫，昭明宫和苑城组成了东吴的“宫城”。它位于建业都城的中间偏北部分，几乎占据都城四分之一的面积。当时都城的城周为二十里十九步，每边长约五里左右，都是土墙“篱门”（用竹篱做成的门）。都城的正门叫“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又名“大航门”），正好是五里路。那里有一座浮桥，叫作“朱雀航”（又名“大航”），位置约在今中华门内镇淮桥稍东。从宣阳门到朱雀门的五里长街被称为“苑路”，也就是东吴的“御街”。苑路的中央部分是皇帝专用的驰道，路面平整，道旁植槐，路侧有宽深的御沟，清澈的流水终年不绝。驰道两旁是一般人员通行的大道，靠近驰道的一侧都筑有高墙，以免皇帝的行止被人窥知。在大道的两边分布有大小官署和驻军的营房，它们星罗棋布地拱卫着苑路。从苑路的南端开始，就进入了秦淮河两岸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并且沿着秦淮河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著名的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
“横塘”大概是指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水西门段的秦淮河两岸，这里是建业最繁华的商业区。当时最大的商业区——“大市”，就位于这个区域。“长干”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高级官僚的住宅区。如东吴文官中的首领张昭就住在今长干桥南的偏西巷中，当时的地名叫“张侯桥”。
据说，当张昭晚年的时候，孙权对他已经不大信任，他就负气托病不出。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下令将张昭的宅门用土封掉，并放火焚烧。张昭的儿子们害怕起来，急忙扶着张昭上朝去谢罪，事情才算了结。东吴大将陆逊的两个孙子——著名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住在长千里的越城附近。陆机于吴亡后到了洛阳，曾著《怀旧赋》来怀念他的旧居。陆氏兄弟在建业时有一个出名的学生叫周处，他是吴郡阳羡豪族周鲂的儿子。周处少年时为害乡里，无恶不作，阳羡人民把他与蛟河里的蛟龙和南山上的白额虎并称为“三害”。后来周处幡然醒悟，改恶从善，先为乡里除去蛟、虎两害，然后跑到建业来拜陆氏兄弟为师，刻苦读书。他的读书处就在今城南雨花门附近的赤石矶，被后人称为“周处读书台”。
在建业的外围，还有一系列的城堡拱卫着都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石头城。东吴在石头城内设有“石头仓”和“石头库”，用以储存军用的器械、粮食和其他物资。在石头城西南的最高处设有烽火台，这是东吴境内的烽火总台。
并由此沿上下游方向，在江岸险隘之地遍设烽火台。据说，只要石头城一举起烽火，半天之内就可以传遍长江沿线，直抵东吴西界的“西陵”（今湖北宜昌附近）。如果在傍晚时分从西陵举起烽火，那么在次日天亮以前也可以传到吴郡（今苏州地区）。
由于东吴水军的主力都在长江，因此石头城很自然地成为水军的总部。它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经常停泊有上千艘船只。当时，中等载重量的船可以运马八十匹，大船可载军士达三千人，有的船仓高达五层。这些船大部分都是福建的建安郡（今福州市和闽侯县一带）制造的。东吴时的航海规模已很可观，能够经常派出万人以上的大舰队航行于沿海岛屿和邻国之间。海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从闽、广地区挑选来的。如公元230年时，孙权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领兵士万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湾省），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密切往来的最早的正式记录。公元242年，孙权又派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三万人航行到海南岛，密切了这个岛屿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东吴还经常派使者远航辽东半岛，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又曾派康泰和朱应出使海南诸国，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岛等地，先后经历了一百多国。海南诸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等，从此不断地运到建业来。
康泰、朱应回国后，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这两部书是描写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东吴使者出访以后，有些国家也遣使回访。如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曾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造了一座“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教给东吴的宫女。这时，大秦国（即东罗马）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来到东吴，在建业住了七、八年后才回国。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会曾在建业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孙权于公元247年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点就在最繁华的大市之后，所以也叫“大市寺”，这是江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佛寺。
孙权又曾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观”，这是江东最早的道教寺观。
建业都城外围的城堡除石头城外，还有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城等。金城大约在今江边宝塔桥附近的金陵村一带，相传那里就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东吴后主孙皓在该处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亲故太子孙和的灵榇，后来金城就成为北郊的一处军事要塞。白马城是东吴时建业江边的另一处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冶城在东吴时仍作为官营的冶炼作坊，丹阳郡城也继续使用，这两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东南方的卫城。此外，为了加强南线的防御，东吴时沿秦淮河的两岸都树有栅栏，称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国时代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东吴的屯田规模很大，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决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建业都城的内外，军屯十分密集，孙权曾把为他拉车的八头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东吴经常派出大将率领数以万计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屯田，有船只六百多艘，开垦稻田40多万亩。当时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也常从建业派出劳动力去扩大毗陵屯区的规模，屯田人数达数万口之多。另外，建业附近秦汉以来的一部分旧县，如江乘县、湖熟县和溧阳县等，这时都撤销县级行政机构，改由典农都尉管理，对农民实行军事编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产粮食。这些民屯中的农民称为“屯田客”，虽然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但对他们的人身强制，却比汉朝时更加重了。
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东吴时江南的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与建业密切有关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扩大，并开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兵三万修治秦淮河。为了沟通建业与太湖地区的内河交通，陈勋带领这三万人在宁镇丘岭地区开凿了一条名叫“破岗渎”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
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业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十四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修成后，从建业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业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业，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
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业，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炼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相当于汉代“五铢钱”五百个或一千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钢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六十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汉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六十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四十三个郡（相当于今专区一级），三百十三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一倍多。户数有五十二万三千，男女人口二百三十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都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僮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僮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四十年，掠夺人口达一、二十万，逼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业郊区时已有一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浚和唐彬等八名。前六名大将分别进攻建业的外围六合、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今汉口）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则率领灭蜀后所得的水军，由四川顺流东下。
这时，东吴政权已经上下离心，无人再为末代皇帝效力。而孙皓所设计的江中铁锁，也阻挡不了西晋军队的前进。公元280年的农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师首先抵达石头城下，孙皓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绑了自己的双手，抬着棺材到西晋军门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一首名诗——《西塞山怀古》中所描写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东吴亡国以后，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曾经在他的名著——《三都赋》中，对吴都建业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为了收集魏、蜀、吴三国都城状况的素材，不仅博览了群书，考核各种图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谣故事，积十年之久才完成此赋。
他在描写建业的“苑路”（御道）时说：“朱阙双立，驰道如砥。
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清流（同娓）。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据说这部《三都赋》刚刚写成，西晋首都洛阳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传抄，以致市场上的纸价突然上涨数倍。这就是“洛阳纸贵”这一成语的由来。
三、人物传记
朱务平
朱务平（1898～1932）化名朱大生、焕明、人和、大春等，安徽省宿县人。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中学时，领导徐州培心中学学生进行反对美国传教士的斗争。
大革命时期，在宿县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是宿县中共组织的创建者之一。1928年春，领导临涣集1500名农民反对大恶霸袁三的斗争，并取得胜利。8月，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筹建徐海蚌特委。不久，任特委委员兼凤阳县委书记。1929年，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31年，任中共长淮特委书记。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在蚌埠被捕，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关押。1932年11月25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钟天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