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舆论界，还准备实行“内部破坏”的阴谋，他们设法拉拢一部分与中外反革命势力有联系的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指示他们钻入革命阵营，组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有效的反对派”。1948年12月13日，霍夫曼在上海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如果自由分子和党派在联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国可能援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11月17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说：“由于某种新的反蒋联合政府不久即将在中国形成，国务院刻正寻求与任何蒋被迫下野后可能出现的新政权交朋友的方法。这种希望更多地集中于那些似乎一定会在任何新政府中显赫起来的军人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身上”。被公认为时常反映美国国务院政策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更露骨地说：
“中共统治中国，反对派必甚多，反共力量可以东山再起”。
12月17日，该报在题为“中国紧张局势的高潮”的评论中说：“美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资选择，只有让事情自然地发展，直到以形式合宜的政府去换掉共产党政府的机会出现为止。……美国应当寻找共产党政权中弱点的迹象，准备帮助中国共产主义的敌人。”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无可挽救，其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已无能为力，遂准备放弃援助蒋介石政府。其政策由阻止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调整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另一方面，它又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希望通过“有限的援助”，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尽量帮助国民党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以保持其侵华利益。同时，准备在国民党政府失败后，实施从内部破坏的阴谋，支持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反对中国革命。
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反扑。
1948年12月中旬，蒋介石曾两次找李宗仁，表示准备“即时引退”，希望李宗仁“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在遭李宗仁拒绝后，蒋介石又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人前去劝说。经再三会谈，李宗仁与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人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这项非正式协议由吴忠信带回给蒋介石，同时由程思远用长途电话告知桂系另一首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当即表示：“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他并说，对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为了抢先打起“和谈”的旗子并进一步逼蒋下台，白崇禧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说：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
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等，也先后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国共和平谈判。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元旦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还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李宗仁家，再次要求李宗仁出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
蒋直言不讳地对李说：“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这样下去不是事！
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这样，“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1月8日，蒋介石又派张群约黄绍蛇自南京飞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蒋引退之事。同时，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也做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姿态，电邀邵力子由上海到南京商谈。1月4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向文化新闻界谈了和谈的有关问题。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谋和。
1949年1月5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相继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以及《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提出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于1月8日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也先后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在上述形势下，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
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随后，蒋介石由南京回到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正式“引退”。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于22日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并表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商谈。同时，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他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全国政治犯；废止特刑庭；恢复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启封停刊报纸。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
与此同时，李宗仁积极筹划和谈事宜。1月23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29日，黄启汉等由北平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了与叶剑英等人谈话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31日，李宗仁在上海召开了内阁会议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经再三商谈，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4位七旬老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
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飞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又要黄启汉向叶剑英或中共其他领导人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
22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接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谈了对和谈的态度。
27日，颜惠庆等人回到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态度。李宗仁再次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3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蛇、章士钊、李蒸为代表团成员。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并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并非真的愿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蒋介石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以借此机会取得喘息的时间，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征集新兵，编组第二线兵团，伺机反扑。
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说，他的父亲当年所以决定引退，是因为考虑到下面3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引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在1949年新年文告中提出和谈的条件是：“神圣”的宪法不受侵犯，“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蒋介石在引退前，曾召集陈立夫、谷正纲、彭昭贤等10余人会商，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3个月时间，在江南练出50万军队。并决定由蒋介石保持对“和平”运动的统一领导，受领导者概予保护，不受领导者授权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予以“制裁”。
3月初，张治中、吴忠信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和谈问题时提出：“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
蒋介石表示完全同意，并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
3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战需在和谈开始前实现；国体不容变更；修改宪法须依法定手续等5条和谈的基本原则。4月2日，蒋介石命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指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虽然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
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谈判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曾说，他上台后要急待处理的要务是，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李宗仁还对刘斐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李宗仁在同唐生智谈话时也说：能战方能和，和时方能对等。白崇禧也多次对黄启汉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并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1月14日，白崇禧在武汉招待国民党政府立法、监察委员和地方绅士时说：“我们必须认清时局的严重性，更须深切了解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仍应各守岗位，各尽其责，提高警觉，不稍懈怠”。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3条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条件；政府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面提议划疆而治；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为了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李宗仁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或至少5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并要求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
总之，蒋介石、李宗仁所发动的“和平”攻势，都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但蒋介石希望在划江而治后，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新积蓄力量，伺机向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扑，在全中国恢复其反动统治。而李宗仁等人则希冀于在划江而治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巩固桂系的地位，完全取代蒋介石，在江南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准备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和平”攻势的同时，继续加紧进行战争宣传和战争准备。1948年12月25日，刚刚当选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吴铁城在招待美国合众社记者时称：新政府唯一目标为继续对共产党作战。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文告中，诬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并声称：“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别无他途。尤其京沪地区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党部各党报发布《特别宣传指示》，称“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国共两党决定进行和平谈判后，国民党宣传机构仍继续进行战争叫嚣。3月3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发出宣传指示，声称：“吾人不能承认今日之失败为中国反共斗争之最后失败，”必须继续奋斗。
蒋介石在下台前夕，为继续进行战争作了部署，指派其亲信嫡系担任各地的军政要职。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月18日至21日，蒋介石先后任命陈诚为台湾省警备司令；撤消衢州绥靖公署，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命朱绍良为主任，并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任命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王陵基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请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指定胡宗南负责筹划陕南及川北地区的军事作战，以此加强对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控制，阻止人民解放军向上述地区的进军。同时，蒋介石还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到上海间的长江防务，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