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和何应钦约在上午9点离开国防部大楼。动身前，代理外交部长叶乔治（即叶公超）打电话给法国大使兼外交使团首席使节杰奎斯？迈利尔，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马上就要撤走，希望各国外交使节随同前往广州。迈利尔回复，大使们都想留在南京，但苏联大使除外，他早已去了广州。西方各国正在观望，看时局将怎样发展，以便将来有机会通过他们驻南京大使与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
我和法新社中文助理比尔？关去找治安委员会负责人马将军。当我们驶过中山路时，突然被一排八个士兵拦住，枪口直冲着我们。他们是南京江防前线最后八个哨兵，天黑后才离开哨位，要搭车。车开到孙逸仙环形交叉路口时，关解释说我们不得不左拐了。士兵们从车上跳了下来。关问他们去哪儿，那领头儿的说：“南门外。”我们目送着国民党驻南京最后一批士兵消失在夜幕中。
我们在开罗饭店一间卧房找到了马。4月22日午夜，身为前国民党陆军师长的马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电话叫醒。张告诉他，卫戍部队马上要撤离，请他在过渡期间全权负责。此时，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天亮前将堆放在明孝陵机场的油料和炸弹运走，他们估计天亮时国民党轰炸机会再来空袭。下午7点，我和关曾去过的军用机场已在爆炸声中飞上天。马说他已与共产党联系，告知他们随时准备投降。
共产党部队预计在黎明时分进城。
离开开罗饭店，我和关直奔中央电报局发稿。走出电报大楼，我们发现中山路一带火光冲天。庄严的立法院黄色大楼着火了。我驱车沿中山路慢慢向西北门开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我们正沿着主干道行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喝令道：“站住！”
从大路两旁梧桐树下的灌木丛中跳出两名士兵，端着枪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过来。“什么人？干什么的？”一名士兵拿电筒照着我们。关回答说：“我是法国新闻通讯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美国人！美国人！”那位士兵惊呼，并用电筒照我的脸，仔细打量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陈毅部队开进南京城先遣队的尖兵。
我们被带到一位共产党指挥员跟前。他正在冲士兵们喊叫，催他们快速向市区进发。这并不是按计划要在上午进城的大队人马，而是因市内大火，强行军从西北门入城的先头部队。指挥员匆匆问了几个问题，便命我们回到车里掉头开回市区。领路的是一辆民用吉普车，车上坐着六个人，有的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有的是南京治安委员会成员。我们加大油门，向电报大楼奔去。
在电报局楼里，我和关掷币决定谁先发稿。他赢了。他发了一封三个字快电——Redstake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紧随其后，我发出了66字电讯稿。不想，电文刚发完，共产党军队就切断了南京和上海间的通信。关的三字快电很快便摆到巴黎法新社办公桌上，可编辑们翘首以待的详细内容却在第二天上午南京启动无线电传输后才发出。这使关与南京失陷的头条新闻失之交臂。我的电文倒立即通过美联社电信系统向全世界播发。当太阳照耀在紫金山时，共产党已经完全占领南京。
黎明时分，我赶到南京城西北门。共产党大队人马个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平舌帽，准备入城。他们沿人行道整齐地坐在背包上，步枪斜靠在肩，一会儿聆听政治委员讲话，一会儿高唱革命歌曲。围观人群好奇地看着他们。附近居民端来热水热茶，热情地倒进他们从皮带上解下的碗和杯子。而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国民党掉队士兵从旁边路过时，却没人理睬。
大学生们涌上街头，有些还在大卡车上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然而，士兵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静静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共产党部队井然有序，人人称道，然而发生在司徒雷登住所的小插曲却使整个事件略显美中不足。早上6点，12个农村长大的士兵到处转悠看风景时，碰巧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要门房打开铁门，其中几个稀里糊涂闯进大使的卧室，把72岁的大使惊醒了。“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大使大声喝问。带着枪的几个士兵边嘀咕边退出房门，一会儿又和另外一些人回来，其中一位解释道，他们只是随便转转，没有恶意。使馆专员安德伯格和司徒的私人助手傅泾波到来后。他们便离开大使卧室。出门时，一位士兵回过头来对傅说：“这儿的一切很快就会属于我们。”
使馆将此事向华盛顿汇报后，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武官索尔准将向共产党军事当局抗议。但索尔却找不到人来接受抗议书。
惟一仍在出版的报纸是基督教的《义士报》，报上满载欢迎共产党的文章。新华社开始运转，采编人员多是两天前还在为“中央通讯社”工作。
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接着被任命为市长。
自4月28日起，台湾起飞的国民党轰炸机每隔几天就要光顾一次，飞行高度相当低，因为共产党只有射程有限的50口径机枪。
5月，南京的文化生活没有太大变化。学生以极大热情欢迎共产党政权。他们组成演讲队到全市宣传讲解“新民主”，在大街上高唱共产主义歌曲，扭秧歌，一对一对地在手臂搭成的“拱桥”下钻进钻出。士兵则教学生们跳革命舞。
23日上午，我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下午，第三十五军在浦口车站开会，研究迅速渡江，抢占南京的作战方案。为了克服缺乏船只困难，军党委号召全军指战员积极找船。于是，各个战斗部队，一面派人在江北找船；一面派侦察人员到南岸敌人手里夺船。23日晚7时，三十五军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找来了两只小船，军部命令先由18名侦察兵分乘两艘小船，从浦口出发，越过四里宽的滔滔江面，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到达南京下关登岸。这时，敌人早就卷着金银细软逃得无影无踪。下关发电厂的工人们听到解放军进南京的消息后，派六名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小火轮，将35军从江北运到了南京城。半夜时分，35军大队人马以整齐的队列，迈着坚定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挹江门开进了南京市区。104师控制了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103师占领了清凉山、水佐岗、五台山等制高点，105师从下关沿中山北路到鼓楼、新街口。104师312团的指战员们如潮水般涌向总统府大门，冲开红漆大门，高声呐喊着，冲进了总统府内，对前后大殿、各条通道、各办公室进行搜索后，登上门楼，扯下了门楼上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将鲜红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南京解放了！总统府上空，欢呼声如春雷滚动。
第35军是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与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合编而成的，他们占领总统府，对蒋介石是个绝妙的讽刺。
4月27日晚8时，陈毅、邓小平带着总前委机关成员王德、庄杰等，从合肥坐着吉普车赶到中山码头。这时，码头找不到车，侦察参谋李伏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匆匆将陈毅、邓小平送到了总统府。当陈毅、邓小平来到蒋介石、李宗仁的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翻在4月X日。当晚，他俩在总统府的西花园留宿，第二天移居中山北路萨家湾。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从此定南京为首都。抗战期间，国民党曾迁都武汉和重庆达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又迂回南京。南京作为国民党首都前后有14年，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垮台，标志着蒋家王朝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陈毅拿起电话，给北平的新华社范长江打电话，他自豪而又兴奋地告诉范长江：“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正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
南京解放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欣喜万分，浮想联翩。30年前，蔡元培、李石曾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了勤工俭学。1919年4月，毛泽东送蔡和森、萧子升到上海，去法国留学。他俩走后，毛泽东经南京浦口转车时，游览了南京。他坐在高高的古城墙上，尽情地欣赏南京的大好景致，石头城给他留下了永远磨灭不掉的美好印象。
194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号外发表了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的消息，毛泽东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了历史的篇章：《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遭是沧桑。
4月29日晚9时，刘伯承风尘仆仆从安徽赶到南京总统府，陈毅听说刘伯承到了，从萨家湾赶到长江路上的总统府。两位老战友相见，相互问候，相互拥抱。他俩谈起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不由心潮起伏，感慨万分，说不尽的喜悦荡漾在他俩那历经战风霜的脸上，阵阵欢声笑语从他们口中飞出5月1日，“南京长江路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军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邓小平、陈毅分别代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发表了讲话，勉励第二、三野战军的干部和南京共同奋斗。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作了即席讲话，他说：“同志们，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来到了，然而，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南京，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三位领导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欢呼声和掌声。与会的同志们亲眼目睹了仰慕已久的三位领导人那和蔼可亲的形象，激动得泪水挡住视线，喊哑了嗓门，拍痛了双手。会场上高潮迭起，他们感到从末有过的痛快。
附件
解放南京时哪支部队占领总统府
1948年9月，吴化文率领国民党整编84师之155旅、161旅及96军独立旅等共约两万余人，在济南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及步兵第103师、第104师、第105师。吴化文任35军军长。
1949年1月中旬，35军与鲁中南纵队合编。4月，35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其任务是攻占浦口、浦镇、江浦，钳制南京，掩护东路大军渡江作战，并趁机攻占南京。
4月21日，103师全歼江浦之敌，104师扫清浦镇敌前沿阵地。
24日，104师312团特务连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105师从浦口渡江后直插南京中心，315团进入总统府，在总统府门楼上升起鲜艳的红旗。
至此。35军和兄弟部队一起胜利完成解放南京的光荣任务。
八、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城时，在上海路一座白色楼房内，一位美国老人在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他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L. Stuart），1876年出生于一个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家庭，1905年又被美国教会派往中国传教。1919年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长期担任校长，培养了许多中国学生，并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由于他在中国的资历，马歇尔推荐他于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尽管司徒雷登表面上是一个“民主派”，但在政治上是支持蒋介石，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他一方面劝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方面又积极为蒋介石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1948年底，国民党的腐败已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司徒雷登终于对蒋介石失望了，他暗中支持李宗仁，积极推动“和谈”，希望能保持“划江而治”的局面。1949年3月，我军渡江的形势已经明朗，司徒雷登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认为自己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有一定的影响，希望能通过个人的努力，保护美国在华利益。3月10日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与共产党接触，以“建立新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要他注意保密，以免引起美国右派人士的反对。4月22日我军渡江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到司徒雷登住处劝他南下广州，遭到司徒雷登的婉言谢绝。当天在南京的外国使团开会讨论去留问题，大家都看美国人的态度，司徒雷登表示不走，英、法、印度等国大使也都留在了南京。具有特殊意味的是，苏联驻南京政府的大使罗申反而随李宗仁政府南下广州了。主持南京接管工作的柯庆施在南京解放后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上不无幽默地说：“一向支持我们的苏联驻华大使在我军渡江前，随着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去了；而一向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
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毛泽东长时间思考的重大问题。1946年马歇尔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对美国是存有一些希望的。但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事实，迫使毛泽东与美国划清了界线。在建国前夕中共中央确定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毛泽东概括地比喻说，这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1949年1月，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在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详细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这次会谈对今后中苏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毛泽东确定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