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重求稳的林彪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视点，锁定在锦州后，毛泽东在看林彪的反应，林彪在揣摸毛泽东的心思。
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挥部的驻地——双城，林彪在一间陈设简朴、洁净的平房里用四方步来来回回丈量着脚下的青砖地，此时，他的那颗心就像个钟摆，一会儿摆向长春，一会儿摆向锦州。
1948年9月7日，林彪（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实际上还在于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7月，程子华同志（注：
当时任第二兵团司令员）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样具体问题，随后高岗同志（注：当时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黄克诚同志（注：当时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同时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只是由于今年东北是50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
1947年12月4日，林彪说：明年作战，将主要依托冀热辽根据地。因此，该处的一切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将有重大意义。
在南下北宁线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的见解是一致的。
凭林彪的才智，当时即便没看清这一点，或是没看透这一行动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一点拨，他也不能不明白。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林彪举棋不定呢？
原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冬季攻势后期，东北“剿总”上将总司令卫立煌虽然在沈阳集结了20万重兵，却宁愿眼睁睁看着辽阳、鞍山、营口、四平一个个丢掉，硬是咬牙横心，按兵不动。
不是卫立煌真心实意把这些战略要地拱手交给东北人民解放军，而是他后怕自己手中仅有的部队被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坨一坨地歼灭。
形势在东北战场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坨敌人，无仗可打。要打，就是攻坚，就是大仗，就是恶仗。
沈阳是重兵据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下手，只能在长春和锦州进行选择。
林彪先要打长春没咬定牙，后来南下也没横下心。
原因很简单，虽然林彪带着他的部队在东北横冲直撞了两年，在顺利攻取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大城市这门课题上，他还是个初学乍练的新兵。而且这个新兵在打四平第一仗就碰了个硬钉子。这一仗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又要打锦州，锦州未必比四平好打到哪里去。应该说，打四平，林彪是费了脑筋的。战前，他大讲攻坚战，打大据点，“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攻城军”，“爆炸军”。但仗打起来后，四平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打，更不是一攻就下，一推就塌的那么一座“纸城”。部队付出的代价，指战员捐献的血肉之躯，足可以说明四平是一座铁城、钢城，唯一的那次实践就像盏红灯，在他脑子里不停地闪着不祥的警号。
毛泽东批评林彪从双城动身晚了。大军作战，确实有个“四快一慢”中的“慢”的需要。但这次不是唯一的理由，最重要、最要害的是，林彪想打长春，而不想打锦州。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将军。但叫起真章来，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要做到“有把握”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南下北宁线，一举包围拿下锦州，不论是从当时或现在来看，都是向敌人意想不到的要害部位发起突然袭击的绝妙之举。面对一场更加威武壮丽的史剧，面对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大决战，作为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林彪，他显得举棋不定，优柔寡断。
当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锦州国民党守军的凶狠和强大，还是个人的荣辱和名声？现在和将来想探寻个究竟，那只能是猜测。
据说，林彪非常喜爱女儿林豆豆。平生唯一一次打女儿，就是在这个时候，把年仅四岁的女儿踢了一脚。
接着传出林彪“不打锦州打豆豆”这一敏感性的话题。
林彪为难下决心而痛苦，毛泽东为林彪举棋不定而焦灼。
那段时间，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有的回忆文章说是“90份”，有的说是“70多封”，有人说是“83封”。
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数字也大体相当。
焦点在于战役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
毛泽东瞩目北宁线。
林彪既有意攻锦州又想打长春。
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根据地支援。敌人增援和突围，在漫长的600公里范围内，也便于运动中歼敌。
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后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从战争全局分析，情形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撤退东北，10万大军被围困长春是个原因。打掉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为他打出退向关内的决心，从而保住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
当时，林彪没有看到这个或没有完全看清这个全局。
林彪的脑子仍在围绕怎样拿下长春在转。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军委，在谈了攻长春打援兵的决心和部署后，说：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兵力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比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四五个师兵团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
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军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沈锦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身在河北小山村西柏坡的毛泽东，手里拿着这封从东北发来的电报，面对站在自己对面的周恩来说：瞧，一个“均”字，把我的意见否了。
试打打出后悔药
见林彪的决心已定，4月22日，毛泽东作了以下复电：
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东北野战军主力由北宁线（今京沈铁路）南下，向锦州前进电文的字里行间，鲜明透出毛泽东对打锦州设想的坚持。
毛泽东知道，硬拧的瓜不甜，而且也没到需要硬拧的时候。
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重申：
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毛泽东显然在给林彪时间。
毛泽东显然在等待林彪的回心转意。
坚持己见的林彪没太在意毛泽东的提醒、暗示和希望，一门心思在东北战场忙活着。
秋季攻势刚刚结束，他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会议上，提出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军事指导思想。
各部队驻地，墙上刷着“练好兵，打长春”。会上讲着“练好兵，打长春”。官兵们的请战书和决心书上写着的还是“练好兵，打长春”。
基层连队主练爆破，土工作业，攻城和巷战。阵地和工事，都是按长春布防情况设置的，白天练射击、刺杀、投弹、冲锋，翻院墙，爬城，晚上练夜行军和村落、街道攻防战斗。村头到处挖的是掩体、交通壕，练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破土地庙、烂房子、坡坎什么的，都成了敌人的“地堡”，爆炸声白天晚上响。怎样穿墙打洞，土墙怎么炸，石墙怎么炸，反复研究、演练。怎样过外壕，壕那边有地堡，壕下有地雷，怎样把炸药包扔过去炸，绑在竿子上伸过去炸。
兵练得挺苦，兵也练得确实很有成效。
5月中旬，正当东北人民解放军准备发起长春战役时，长春守军以“搜购粮食”和保护大房身机场不受解放军炮火威胁为目的，出动两个半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出击，并占领小合隆地区。林彪抓住长春守军脱离坚固阵地的时机，命令三个纵队的部分部队和五个独立师，采取奔袭手段，硬碰硬地与前出长春的敌人干了一家伙。这一仗，解放军虽歼敌6000余人，占领了大房身机场和长春外围一些据点，但自身伤亡2100余人。试打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作战中也暴露了部队在战术、技术上存在的不少问题。这是林彪事先没想到的。
6月1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并转去李天佑和黄永胜等人的电报。
“林罗刘”的电报说：
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8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是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中逐个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太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
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得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
署名“李（天佑）梁（必业）曹（里怀）杨（尚儒）”的电报，在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守城敌军的兵力、工事和战斗力情况后，说：
经过我们仔细反复的考虑，认为目前作打长春除突破外要在纵深全歼长春守敌，占领该城的把握不大；如果打得不顺利，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其结果使我军有生力量遭受相当的削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全军中真能经受激烈巷战考验，战斗力较强的不很多。但若有较长的时间付出较大的代价，亦有全歼长春敌之可能。
署名“黄（永胜）赖（传珠）黄（一平）”的电报：
据俘虏供称：长春敌军虽有11万人，但持枪作战者不到7万人。今日各师首长会议初步研究，无论政治情况、敌之设防与敌我优缺点之比较、胜利把握，较大问题是打的方法问题。必须周到考虑并继续搜集材料再研究后详报。
从以上电报中不难看出，试打长春一下，林彪和李天佑都有点怯手。倒是黄永胜魄力不减，觉得“胜利把握较大”。而且，他谈到了“政治情况”。当然，无形的士气对比，无疑是敌情我情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毛泽东一封电报，林彪电报一封，敌我双方未交战，毛泽东与林彪的“电报大战”却达到了高潮。
各持己见，各抒己见。毛泽东旗帜鲜明，几乎每封电报都不离“南下”这个主题。林彪苦思冥想，一个“均”字，又一个“均”字。李天佑和黄永胜等人怎么想就怎么讲，谁也不迎合谁。
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绝无强迫命令：
“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林彪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明知不对毛泽东心思，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也有妥协，毛泽东同意打长春，是火候未到前的一种妥协。林彪的第二个“均”字，也不无妥协的成分。
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口述或起草这些电报时，脑幕上是否闪现过当初的“最后一战”和“保卫马德里”。谁也不知道林彪敢于违背毛泽东意志，执意坚持打长春时，是否想过那几封得意之笔的4A电报。但从“电报大战”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实在在的民主作风。
正是这样的“电报大战”，孕育着认识上的逐步统一，孕育着即将爆发的流血战争的胜利。
试打长春的结果似一副清醒剂，林彪此时开始认真琢磨，毛泽东“基本同意”打长春的“基本”二字的含义，他懊悔自己当时为什么对毛泽东“在打长春的同时，必须做好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理解得那样肤浅。
6月中旬，“东总”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
7月20日，“林罗刘”致电军委说：
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
面对林彪态度上的转变，毛泽东挺高兴，一面将电报给周恩来，一面用右手戳着电报纸，瞧，又一个“均”字。
周恩来一字一句轻声念完电文，如释重负地面向毛泽东：主席，这份电报说明，林司令员他们与中央终于想到一块了。
毛泽东微微点着头，表示赞同。
1948年9月10日，东北野战军根据毛主席制定的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了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初步部署：以第三、四、七、八、九、十一纵队和炮兵纵队及第二兵团指挥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炮兵旅、骑兵师，分别围歼义县和北宁线锦州至唐山段各孤立之据点，相机夺占锦州、锦西、山海关各点。以第一、二、十纵队位于新民附近，随时协同歼灭长春突围之国民党军，或歼灭由沈阳北上策应之国民党军，掩护北宁线作战，并随时增强北宁线作战力量。
位于长春附近的第六、十二纵队及开原附近的第五纵队及6个独立师，歼灭长春突围之国民党军，阻止沈阳国民党军出援或长春国民党军突围，如长春守军无突围迹象，可南下锦州附近准备打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