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内后藏室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器物。器物大小相套，分类放置，大型器物多堆放在后藏室前部，中小型器物叠置于室内中后部，有的器物整齐地排放在木架之上。器物表面多用丝织品或草编织物包裹、捆扎。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盥洗器为主，130余件器物中约有30多件内装家禽、家畜和海产品。还发现不少“泰官”封泥，说明后藏室的随葬器物经过泰官令署（掌管南越王饮食的官署）的检封。此外，室内还出土有烧煮食物用的燃料——木炭。以上情况表明，后藏室是储藏食物，放置炊器与储容器的库藏，室内出土器物计有铜鼎、姜礤、勺、鍪、釜甑、煎炉、烤炉、提筒、香炉、蒜头瓶、鉴、锅、盆、灯、铎，铁鼎三足架、叉，陶瓮、罐、瓿、鼎、三足盒等。
如上所述，主棺室是墓葬的中心，用来安放墓主的棺椁；东侧室是墓主嫔妃的葬所；西侧室是墓主贴身待女的“居室”；后藏室是象征烹制食品的厨房和放置器具的储藏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与主棺室之间均设置有木门。木门并不是阻止人内的障碍，实际上它们与主棺室是相互通连的（木门可以开启），这从墓葬的平面图上看得很清楚（木门均朽）。
前室与主棺室之间的石门，与各室之间设置的木门含义不同。木门可以开启，以木门相隔的各墓室实际上是相通的；而石门的后边安装有自动顶门器，不能够开启。所以，石门的内外分属两个天地。如果说石门内象征王宫的生活区，那么，石门外象征的是王宫生活区的附属建筑，也就是墓的外藏椁部分。
前室与墓道之间也设置了一道石门，此门是整座墓的总人口，既象征南越王宫的大门，又担负着防盗的重任，所以，门后也安装有自动顶门器。墓门外的木椁室内也放有一辆漆木车模型，殉人可能就是车夫；另外还有一些仪仗饰，说明此车是供墓主出行用的。木椁室以南的那具殉人，可能象征王宫门前的守卫。很明显，墓门外的木椁室以及它南边的殉人都属于外藏椁。
千年奇异珍宝出世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异常丰富，共有金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等十几类千余件，其中不少是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制品计有玺印、带钩、座足、杏形金叶、金花泡形饰等，其中以三枚金印最珍贵。银制品有盒、卮、匝洗、带钩等，以银盒的历史价值最高。
金器
（1）“文帝行玺”金印。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上胸偏右处。因“行玺”不是佩戴用玺，随葬时放置自由，非系佩于墓主身上÷印方形，蟠龙钮，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强。印面呈四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四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欲腾跃疾走。这枚金印系由南越国自铸，铸后局部又经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漕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用印才能称玺，其他臣属的印不能称玺。皇帝用玺非只一种，如有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书（多佩戴），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后两种玺印收存在符节台，非随身佩玺），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召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帝、后玺皆白玉质，螭虎钮。
在传世以及发掘出土的大量秦汉印章中，皇帝玺尚未见一例，不知是什么面目。《封泥考略》一书中著录有“皇帝信玺”封泥，可知当时确有皇帝信玺，与文献记载相符。1968年，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发现一枚玉印，印面方正，宽、高2.8厘米，螭虎钮，通体色白晶润，四侧刻云纹，文日“皇后之玺”，其形制、印文正与文献所载帝玺相合。这枚玉玺小篆体，印文布局疏密得当，结构严谨，字体笔划平直又富于变化，显得既庄严、大度，又略带几分秀美，为皇后所用，正符合其身份，是秦汉印章中的绝妙精品。据考古工作者推测，玉玺的出土地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的长陵不远。西汉末年，长陵被盗掘，玉印可能遗落土中，后又被雨水冲移至沟里，幸存至今。
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是西汉初割据岭南、独霸一方的地方政权。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僭号为“南越武帝”，第二代南越王赵睐（胡）僭号为“南越文帝”，到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时才诚心归顺汉朝，不再僭号称帝。“文帝行玺”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史书所载第二代南越王僭号称帝的事实。
“文帝行玺”金印，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这枚帝印与文献记载的帝印质地、形制和印文都不相同。文献中的帝印为白玉质、螭虎钮，印文有作“皇帝（或天子）行玺”的；而赵昧这枚帝印却是金质、蟠龙钮，印文为“文帝行玺”。可见这枚金印确有独特之处。
“文帝行玺”金印与文献中的帝印不同，与诸侯王相比，有什么异同呢？西汉诸侯王国的地位很高，王国宫室百官的建制与京师长安几乎相同。诸侯王死后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着金缕玉衣，都是皇帝之制。诸侯王用印也有称玺的，这也反映出诸侯王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考古发掘出土的几枚诸侯王印都是金质，与赵眜帝印质地相同，但前者钮作龟、蛇形，与赵昧帝印的蟠龙钮不同。如1981年江苏扬州甘泉山2号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质龟钮；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都是金质蛇钮（后两枚是汉朝颁赐给外藩首领的印）。
“文帝行玺”金印的大小尺寸与帝印和诸侯王印也不一样。前述“皇帝信玺”封泥和“皇后之玺”玉印，边长都是2.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二”，“诸侯王、外藩首领印边长2.2～2.4厘米，约合汉制“方寸”，而“文帝行玺”金印边长3.1厘米×3厘米，比帝印和诸侯王印要大得多。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3厘米，与南越王印基本相同。据研究，此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隗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王同是地方割政权，在用印上都有意逾越汉朝制度。
综上所述，“文帝行玺”金印是南越国自铸的实用官印，它既不同于文献记载中的帝印，又不同于发掘出土的诸侯王、外藩首领印。它是迄今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也是西汉最大的一枚金印。独一无二的“文帝行玺”金印，放射着异样的光辉。
（2）“泰子”金印。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腰部。方形、龟钮，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含金量98％强，重74.7克。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框和竖界。印系铸制，又经局部凿刻而成。印面光平如镜，铸制工艺比“文帝行玺”印更为精致。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此次出土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昧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眜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眜。眜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3）“右夫人玺”金印。
出于东侧室。印面方形，边长2.15厘米，通高1.5厘米，重65克。龟钮，腹中空用于系绶。铸制。阴刻篆文“右夫人玺”，有边栏和十字界格。字体较“文帝行玺”与“泰子”自由，刻工仍不失为古代印章中的精品。
东侧室除出有“右夫人玺”金印外，还出土了其他三枚龟钮鎏金铜印，印文分别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部]夫人印”。四印分属四位为南越王殉葬的女人。
（4）金带钩。
出于西耳室。通高1.9厘米，重29.3克。钩体为一长喙雁形，作回头顾盼状，长喙突出体外，双翅合敛，眼睛以细线刻划，十分逼真。圆柱形钮柱的末端作成四槽，圆形薄饼状的钮扣有凸榫套入钮柱中，榫头分又，使钮扣可随意转动而不致脱落，设计颇具匠心。
（5）金花泡。
西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都有出土。半圆球形，直径仅1.1厘米，泡壁极薄。由金箔片压制成形。球正面正中饰一圆圈纹，外绕心形和点珠纹相间各3个，每个点珠纹由下面3个小珠上焊接一个小珠组成。球背面中空，焊接有一根横梁便于连缀。球正面上的纹饰都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在20倍显微镜下可看到焊接点。如此精细人微的金细工艺，在金银加工技术尚不发达的西汉（金银工艺不是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金属加工工艺）是难以想像的，加之金花泡造型奇特，故推测它们可能是通过贸易由海外输入南越国的“洋货”。金花泡原来可能缝缀在丝织物上，起装饰的作用。
（6）杏形金叶。
出于主棺室，共8件，高4.6厘米、宽4.4厘米，重2.22～2.87克。呈杏形，纹饰为两个绵羊头的侧面，螺旋状的大弯羊角十分突出醒目。纹样是锤打成的，十分精细。杏形金叶边缘凿有小孔，原来系缝缀在丝织物上，盖于墓主脸部（古称“瞑目”），丝织物腐朽后，金叶散落开来。
银器
（1）银盒。
出于主棺室。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由器身和器盖组成，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身上均饰以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纹饰经锤割而成。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般凸起，系錾刻而出，并鎏金。盒盖顶部焊接有三个银锭形小凸榫，身底附加铜质鎏金圈足座。小凸榫和圈足座都是后来补加上的。盒盖与底部还刻有草隶体铭文。根据对铭文的研究，原来这件银盒是南越国王后宫中所用之器，由私官掌管。出土时，盒内尚遗留有半盒药丸，应是王后生前所服用，说明王后生前患有某种疾病。
（2）银洗。
出于后藏室。直口、平沿、折腹、圜底。口径20.4厘米、高4.5厘米，用锤工艺制成。由银洗口沿上的铭刻文字得知，银洗是南越王室专用的器具。
（3）银卮。
出于西耳室，出土时装在一个漆卮内。通高9.8厘米，简径6.2厘米，含银量97％强，重216.7克。铸制而成，圆筒形带盖，平底，附有2个小铺首衔环。盖面内区微鼓起，鎏金；外区分立3个“S”形鎏金立钮，是焊接上去的。
（4）银带钩。
墓内共出土7件，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数种。其中东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出土的3件非常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