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吧，说‘饶饶我’吧，像那一天给日本人抓住一样，说出那样不要面孔的话来！”
“饶饶我！……饶饶我！……”
“你这个贱胚！”
“你放了我，你放……”
那小饭馆的老板放了手，于是拍拍周俊的肩膀，很抱歉似的对周俊解释着：
“同志，我就是要这样的来处罚她，是的，处罚她，我是每天都这样处罚她的。
“是的，每天。”他继着说：“我每天都要重重的打她一回。……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个贱胚，这个不要面孔的东西，前一次日本人到街上来，她给日本人抓住了，从此以后她就低下头来，就连我也跟着低下头来。”
说着，他挥着手，叫他的女人到别的看不见的地方去。他好像发了一个疯痫，此刻正复了原，随即很有礼貌地和周俊握了握手说：
“我这个人是很爽快的。我处罚了这个女人，并且有你先生在座，作我的见证（证明他已经从被污辱的情景中挽救出来了！）——这就是我最大的荣幸。”
于是头也不回的走他的去了。
周俊很激动地对黄荣新提议，最好叫他的哥哥去参加抗敌自卫队。
黄荣新衰疲地摇着头，淡漠地这样说：“随他去吧，这疯鬼，不要理他，在我们九里没有一个会相信他的。”
黄荣新把他哥哥的胡闹搁在一边，他报告周俊关于九里青抗会的工作情形，着重赞扬青抗会——他自己所领导的歌咏活动。他驼背，瘦长，镶一个金牙齿，一对窃贼一样的狡猾的眼睛装着商人的伪善，有时候垂头丧气，悲哀地叹息，像一条死蛇似的使人厌恶和怜悯。饭馆里潮湿而油腻的地上爬着无数的水虫，太阳光从盖满灰尘的窗纸透射过来，黯淡地照在屋子里的地上和黑的桌板上。黄荣新于是给周俊介绍了他的一位叔父。他的叔父名叫黄南青，在上海念过大学，而且当过了警察，现在是九里镇上谁都知道的一位有地位的绅士。
下午，天下着倾盆的大雨，粗大、密集的雨点猛击着屋顶和外墙，像河水似的发出吼叫。单薄、败坏的房子微微地发出颤抖，用一切的力气排除容积在屋顶的水量。天气骤然变冷了。间或一阵更大的密集的雨水像驰骤的马似的在屋顶上奔过，使屋顶的瓦片发出异样的响声，从瓦缝里落下来的潮湿的尘土，混着水沫，带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充塞着整个屋子。
黄南青先生穿着黑灰色的破烂的棉袍，尖头，小颈，不戴帽子，灰白的头发稀疏地直竖着，耳朵短而带三角形，面孔瘦黄。他每天要用三块钱以上的鸦片治疗疾病。
黄南青先生说：
“如果今天不提到在我们九里镇上做出一番大事业来，那么什么都用不着讲，否则的话，我们却不能忘掉一位杰出的人物。这是一个什么人呢？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就用不着去探究他的底蕴，在我们九里，要探究一个人的底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我们九里，随便什么人到来看看，都要觉得复杂、纷乱、茫无头绪，谁如果想要把它改造一下，谁就要觉得头痛，甚至说不定要碰破鼻子，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原因是简单得很的。在我们九里，什么事情都已经有人在做，并且都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但现在是这样，而且将来也是这样，脚底下踩着别的人，或者自己又被另一个人踩在脚底下，都是舒舒服服的过着的。就每天每人的收入来说，什么人应该拿五毛，什么人应该拿一块，或者什么人应该赔钱出去，都是用天平称好了的，谁也用不着论争，谁也不会怪谁。当然，人是不能没有好坏的，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在一件事情上发生纷争，结果谁得谁失，正像冥冥中的主宰，可以决定全九里的运命，……”
黄荣新坐在他叔父旁边的凳上，热心、诚恳而毫无成见，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尽可能帮助周俊。只要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题目，不管是一个人名、物名或者村落的名称，都要使周俊能够立即透切地加以了解，并且他是那样善于忍耐和等待，只要有一个适当的时候，他就对周俊作关于九里的某种问题的珍重的说明。
雨下得更大了，天色都变成昏暗。周俊疲乏地倾听着，在一种令人困倦的情调下继续着和那绅士的谈论。当周俊提出意见的时候，黄南青先生平静地半声不响，紧闭着嘴唇，合着双眼，用叱退一切骚乱、惊扰的庄严的沉默，在那破烂的黑而发亮的安乐椅上象一具死尸似的静静地躺着。周俊的发言显见琐碎、繁冗而缺乏宗旨，从那绅士的议论中他只得到关于九里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复杂的印象，这使他仿佛受了打击似的感到一阵阵的头昏。
周俊对黄南青先生提出了关于抗日的问题，黄南青先生仿佛已经厌烦了自己的说话，他像指点一个路人到河边去喝水似的冷冷地说：
“我介绍你去找李孝良吧！李孝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人。组织抗敌会，减租减息，破坏桥梁等等的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如果日本人来了，……晤，也可以去问他，他是有办法的。对付日本人比对付一个九里人容易得多，日本人有时还可以骗一骗他，可是九里人你就是要骗他也骗不了，所以我劝告你们新四军的同志，最要紧的是要和九里人说真话，比方就减租减息来说，种田的人得到了利益之后和抗日有什么关系？种田的人如果舒服了，九里会不会造成旺盛的赌风？田里是不是还有人去拔草？
……并且种田的人就是得到了利益，也不会就相信你们的，特别我们九里人不会这样轻易的去相信人，……”
周俊开始懂得对一个人抱着一种高傲和轻视，从这高傲和轻视中他感到一种新鲜无比的快乐。用光耀的傲慢的目光居高临下的去俯瞰一个人的灵魂，而对之加以透视，这使他发生出一种愉快的心理来。……然而从一个混蛋的身上去找出一点好处来是要得的，而且工作所需要的正是一点好处。在统一战线中周俊有这样的一种惊喜的灼见。
他相信，只要有这样的一个适当的，具有特殊条件的人物在眼前出现，就会在工作上取得许多便利，就可以在许多的道路中去找出那最短最便当的捷径来。
他驼着背，显得有点懒散和疲乏，和李孝良——那绅士所推荐的杰出人物——相欢相得，亲呢地、肩并肩地在那高高的河根上走着。他愉快地吹着口哨，……分析目前的政治形势，开始对李孝良作着鼓动。他热心地在自己的论述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同时解答了那些问题。遇到那潮湿泥泞的罅隙地，就耸着上身，跨着长脚，像小孩子似的作着快乐的一跃。李孝良，那稳重、有见识而且有礼貌的少年人，穿着大成蓝的袍子，长长的头发顺其自然的向两边披，显得聪慧、洒脱，带着三分的才子气，像小姐似的珍重着自己的一笑一颦。他告诉周俊，有一次从宝堰来的日本人占领了他们的村子，他能够很简单的对他们使用一些日本话，而且非常慎重地小心地注意日本人在谈话中的语意，发见他们中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和善、诚挚的友情，日本人曾经慎重地说明，如果他们杀人不遭受反抗，他们是会发出一种无限的原宥来的，他们已经原有了不少的中国人。周俊诚恳地然而不客气地指出他的说法的错误。他丝毫不作任何辩解，只承认自己对于一件事情看法的不同，而他对周俊所怀抱着的浓烈、亲切的友谊却始终不稍变改。末后他告诉周俊，他有一个哥哥是“共产党员”，在上海的巡捕房里当一个探目，他知道上海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情形，并且抓了很多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他个人之间曾经发生了很小的误会的缘故。
李孝良在九里买了猪肉和喂喂，把周俊带到九仙他们的家里，和他的母亲、妻子一道，诚恳地客气地招待周俊。要周俊到楼上去参观他的新婚的房间，那里有檀木的高大的衣橱、图画、风琴，灵巧的歌唱的百灵鸟、坐立不一的各种肖像和玻璃镜子，……又在母亲面前把周俊作了简单的介绍，示意给他的母亲，叫对着客人诉说当年他的父亲——一个廉洁而有盛德的县长如何被他的仇敌狙杀的故事，孝敬地侍立在母亲的侧边。母亲则在这时候尽情而悲切的哭泣，眼眶里簌簌地落下泪来。
周俊征求李孝良对于九里的抗敌工作的意见，李孝良带着怀念父亲的深沉的悲哀，凄然地这样说：
“没有一个人愿意过问九里的事情，他每天看到九里，每天想着九里，……怎样把九里变好一些，结果呢，只有我自己弄得心劳力拙。而九里街上的复杂、纷乱，竟是自然而然的造成一种生气勃勃的繁荣的气象，为日本人占领的城市所不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南京失陷以后，大陆公司和茅麓公司打起来了，把九里做他们的战场；从南京败退下来的广东人，他们在这里落籍，买田地，娶老婆，并且互相的残害；延陵给日本人放火烧了，倒了很多的房子。九里比延陵烧得还要早，在九里放火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自然，到延陵来的日本人是很凶的，可是有一次日本人也到九里来，到九仙来，在我们这里，日本人只是对人们说说笑笑。日本人走后，我们到处看看，的确，连一根木板都不曾拿走我们的，足见日本人虽然坏，可是在我们九里人眼中却有另外的看法，我们九里人的看法和延陵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晚上，周俊歇在黄荣新哥哥的饭馆里。黄荣新又请周俊吃了很好的饭菜，……周俊变得脾气很坏，他好几次想把黄荣新和其他的人们都痛骂一顿。而当他想到从今日起要和这些混蛋家伙一道去负担起抗战的大事业来的时候，就痛苦得不能入眠。
隔着一重芦苇做成的墙，小饭馆的老板伴着他的女人在那屋子里洗澡。他沉重地用拳头把她殴打，两个人一块儿哭泣着，饭馆老板的哭声很粗，像拉锯一般的抽搐着；有时候这哭声突然发出一种爱慕，仿佛对女的作着亲切备至的环户，至于使他的哭声也变了，……直到两个哭声都完全静止下来之后，就听见用手轻轻地在浴盆里拨水的声音。
过了一会，饭馆老板用一种滑稽的调子这样唱：
……到了明天的清早，我一个人走下茅山。
他压缩着嗓子，把声音弄得又尖又哑，有时候像遭受了猛力的一击的狗似的从鼻子里发出败破的二弦琴的声音来。
茅山的日本鬼子对我说，——请到顶公来呀，吃吃罐头，做做和尚，（这生活是多么好玩！）高兴的时候就把枪口对着九龙坞，砰——放他一枪……他边唱边踏出那屋子，欢欣地走来敲周俊的房门。
“那小鬼在这里吗？”他低着声音，完全变成了沙哑。
“他已经走了，”周俊回答，“他不睡在这里。”
周俊开了门，让饭馆老板走进来，并且拉着他的手表示欢迎。
“同志，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可是等了很久，都等不到和你说话的机会，你知道我的弟弟是一个什么人呢？那鬼东西——你这样信任他，是要吃亏的。”
“可是你为什么这样疯疯癫癫的样子？你是不是可以变冷静些，用正经的话告诉我？”
“喔，我疯么？我一点也不疯。我的弟弟告诉你些什么呢？”
“他总是在我的面前推崇你的叔父，……”
“不错，他依靠那老鬼过活的，他希望能够让他的叔父当理事长呢！那老鬼吃了我的东西不少了，又叫那小鬼来偷我的钱，还有呢，他有没有在你的面前骂我？”
“骂的，他骂你是疯鬼！”
“他骂，他怕我和你亲近，他知道我会倒他的台的。”
“他为什么和你弄不好呢？”
“这说来长呢，……他帮助那老鬼去勾结日本人，把日本人引到街上来，占据了我的饭馆，把我的锅都敲碎了，又奸淫了我的女人。”
“现在他们和日本人还有来往么？”
“他怕死，不敢到宝堰去，日本人有时认不清儿子，会向他开枪的。”
周俊很同意他的说法，笑了笑。分给他一支烟卷。饭馆老板亲热地把烟卷吸起来，他神采焕发，双眼晶亮。
“明天就要开会了，”周俊说，“抗敌自卫会要改选，要换掉那姓杜的家伙。我正为着这事情苦恼，在九里，除了那姓杜的坏蛋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人呢？”
“没有，简直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许多人都是半斤八两，……我们九里人不会比别处人傻，我们知道他们的底细，这些人都是恶鬼！”
“那么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起来呢？”
“我们自己？晤，这是不行的。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也不是英雄好汉，我们立不出章程来，我们只会胡搅，……”
“你错了，英雄好汉正是你们，在明天的大会上，你，还有别的人，都叫他们来吧，叫他们都起来说话，他们反对什么人都可以说的，这正是老百姓说话的时候呢！”
“不，这是不行的，如果是这样，老百姓会连那开会的地方都不会去的。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老实告诉你，我们要不然就当土匪去，当土匪，是的，当土匪是很好的，我们有什么要向他们说的呢？要不然，岂不是一样的每天进进澡堂，上上茶馆，马马虎虎的过日子算了，……”
那饭馆老板起初进来的时候表现得很好，可是在谈话中间慢慢的也就变得狡猾起来。他会怪异地嘻嘻的笑着，或者紧闭着红肿的双眼，默然地半声不响，像在弄什么鬼，他的冒冒失失的变幻莫测的表情起初给人一种空虚的感觉，可是慢慢的又会令人对他发生一种爱好。他好像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最后竟是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溜出了周俊的房门。
他边走边唱：
……请到顶公来呀，……高兴的时候就把枪口对着九龙坞，砰——放他一枪，……我笑着——回答那鬼子：
——多谢，多谢，你还是守你的顶公，我还是上我的茅山，我们两个眼对眼的望着，（哼，你不要太凶了呀！）我们还是讲和的好呵，……要不然——隔着那芦苇做成的墙，周俊清楚地听见。他叹息着，又开始对他的女人发出詈骂。直到很久之后，周俊在梦里仿佛还听见他的声音，他好像又在哭，并且怀着更大的仇恨。
改选开始了。这已经是周俊到九里来的第五天的早上。
在统一战线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期望着一次改选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把工作的前途寄托在改选上面，因而孜孜于在人群机械地去辨别善恶，幻想着从千百个坏蛋中去找出一个杰出的人物来，把革命的重任付托给他，……这一切都弄得很糟，就连改选这事情本身都是糟透了的……周俊以丹、句、金、镇四县抗敌总会的特派员的资格来出席这改选大会，这改选大会在九里的季子庙举行。
全九里的乡、保、甲长、村的抗敌会、学校的代表都到会了。季子庙拥满着九里的市民。李孝良、黄南青都到会了，还有九里的镇长，……只有抗敌会的主任理事杜荣秀先生不曾来，听说杜荣秀先生是病了，……在季子庙东边的一间茅蓬子的门口，黄荣新的哥哥，那饭馆老板把周俊拉住了，他秘密地严重地对周俊这样说：“今天九里的老百姓说不定会做出一件事情来的，……”
“什么事情呢？”
“……我们都说过了，我们必得给杜荣秀那混蛋吃一些亏。杜荣秀那混蛋带的自卫队都不是好家伙，在九里街上大摇大摆走着的人都不是好家伙。”
“你搅鬼？”
“是的，你明白我们九里人说的什么话，……九里人不是傻瓜，九里人是顶会搅鬼的，……”
他狡猾地嘻嘻地笑着，像一个奇怪的黑影似的隐身到茅蓬子对面的狭巷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