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明
2008年3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海南三亚市召开了“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香港海外交通史学会、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海南琼州学院承办。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分议题是：1．中国历代睦邻政策影响下的中外文明交流与和谐社会的形成；2．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明；3．中外交通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4．中日关系史研究；5．推动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研究。
在这个知识创新的时代，今天我们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仁约70多人与会，聚于一堂进行学术交流，提交会议论文60余篇。大家都很珍惜这次交流机会，那就是：以新视野来开拓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境界，使研究得到提升。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多彩纷呈的繁荣发展的局面。作为一个学科，也是一个生命体，要想谋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从讨论交流的情况来看，本届会议的学术讨论是很成功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突出就在一个“新”字上。所谓“新”，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新资料，二是新角度，三是新探讨，四是新方法。下面就以提交会议论文为例试对本次会议的学术成果进行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准备时间仓促，谈得不够全面以及直接称呼大名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原谅。
一、新资料
创新之所以被描述为是一个创造性过程，本身需要有新资源的滋养。对于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说，首先就要发掘新史料，更新史料，以推动研究向前发展。
本次会议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陈佳荣《清浚“疆图”今何在》一文，探讨了作者新发现的元明之际天台僧人清浚所绘《广轮疆理图》。作为明洪武年间《大明混一图》及稍后朝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底图之一，是清浚所绘《混一疆理图》，此图久已佚失。此次陈先生发现明叶盛《水东日记》的嘉靖本和四库全书本各有一清浚所绘之图，根据推断，他认为清浚的《广轮疆理图》不是《混一疆理图》，清浚入明以后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信用，成为《大明混一图》的主要绘制者，而《大明混一图》的原名可能是《混一疆理图》，到建文后才易今名。清浚地图的发现，使得《大明混一图》的讨论有了可喜的新推进。耿昇《从方济各·沙勿略客死上川到耶稣会士大举入华》，利用沙勿略书简集等第一手资料重新探讨了沙勿略的思想与活动，指出沙勿略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那样是西班牙人，他应该说是卡斯蒂里亚王国人；在利用大量外文资料对耶稣会士的出身作出具体统计分析以后，提出来华耶稣会士的文化传教与传教士几乎全部出身上层社会有关，并进一步探讨了葡法冲突是耶稣会取消的重要原因。针对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至今相对薄弱的状况，束锡红《伯希和与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论》一文，对于伯希和与现藏于法国的一批珍贵的敦煌西夏文文献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研究。杨铭《唐代吐蕃与粟特经济文化联系》主要从汉藏资料的发掘人手，对于唐代吐蕃与粟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作了具体研究，提出金银器作为等价交换物，有学者将其归为从粟特来的，值得商榷。郭方平《来宋日僧成寻与宋都开封》，从宋神宗熙宁年间来华日僧成寻的旅华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人手，探讨了宋代开封的面貌。由于成寻生活于开封达近十年时间，并且最终逝世于开封的开宝寺，故其日记对于开封的记载，完全可以补充中国史料之阙，反映了当时外国人对于宋都开封独特视角的认识。在宋元与日本没有官方往来的情况下，我们由此也可了解到民间往来的兴盛。江静《日藏元人序、跋、赞研究》对于日本现藏于国立研究机构、图书馆、寺院以及个人处的百余篇元人所写序跋、赞语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序跋、赞语多是因来元日僧所请，为诗文集或高僧语录而作。那些诗文集及语录的作者，有东传求法、终老他乡的宋元高僧，也有名扬五山的日本僧人。赞语则大多是日本高僧的画赞等。这些序跋和赞语是元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龚缨晏《李之藻生平考》一文，引用《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履历便览》及其他新史料，对于李之藻的生平作出新证，说明李之藻出生于1571年，而不是1565年或1566年，他的曾祖父名李荣，其祖父名李子堂，而其父名李师锡。李之藻至少有二子：李长桥与李次（彪字将几改为林），他的孙子李禧熊是清初顺治九年的进士等。万明《明代诏敕的种类略考：以明初外交诏敕为例》指出，研究中外关系史，诏敕文书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史料。但是，在以往的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学界主要利用的史料是《明实录》。实际上，《明实录》只是第二手资料，而对于第一手资料——诏敕文书的收集整理和专门研究，迄今尚有待于开展。整理与研究这些资料，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论文以收集的大量明初外交诏敕为例，对明代诏敕的种类进行了初步考察。郭声波、鲁延召《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经过考证指出，最早标出澳门地名Macao的葡萄牙人所绘地图，是1560年左右的《从暹罗湾到日本的远东海图》，而最早的澳门专题地图是1615-1633年葡萄牙人所绘的《澳门平面图》，刷新了以往关于澳门地图的认识。邹振环《上海图书馆藏（泰西人身说概）两钞本初探》一文，对作者在上图发现的17世纪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解剖学书籍《泰西人身说概》两个钞本进行了对照研究，探讨了该书的成书经过、内容、结构和影响，以及二钞本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该书可能参考和利用了比利时现代解剖学奠基人维萨里的《人体之构造》一书的内容。
二、新角度
这方面的会议论文是显现研究推进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有了新角度，就有了研究多彩纷呈的新面貌。主要论文有：侯甬坚《长安城——人类史和自然史研究之胜地》一文，对于古都长安由人类史与自然史两种角度展开对应式的研究，颇有新意。古永继《明代滇西地区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一文利用宗祠、家谱资料，探讨了明代滇西移民的不同类型及其对于中缅关系的多种影响，指出中缅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除了双方各自社会发展及国内外局势的因素外，内地移民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值得思考和研究。郭卫东《由西到东：京师大学堂聘请外籍教习的转变》探讨了京师大学堂成立由西方传教士担任总教习，在庚子事变以后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籍教习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
李理《杖鼓——跨国界的多民族福音象征》与韩国釜山大学崔德卿《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温突（Ondol）文化和其特征》两文，均以跨国界的多民族的文化现象为考察对象，视角新颖。李翎《朝鲜李朝王座之“日月五峰屏”图像与五台山信仰初探》认为，韩国宫廷传统的日月五峰屏，可能与中韩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有关，五台山信仰可能是这种装饰图案形成的来源。赵联赏通过现存文献中明代皇帝赐服给琉球诸王的记载，考察了明朝与琉球之间的稳定关系（《从明代皇帝的赐服看与琉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