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缅甸与百夷（今缅甸北部）发生冲突，当时缅甸国王“遣使来，言百夷屡以兵侵夺其境”，并希望得到明朝军事援助。当时缅甸与百夷都是受到明朝册封的“藩属国”，明朝自然不愿看到南方两邻国发生战争，以影响到边境安全，于是明太祖派行人李思聪、钱古训二人出使缅甸与百夷，调解双方争端。李、钱二人先到缅甸，告知明朝意见，认为“两国之民居处虽分，惟存关市之讥，是其私也，其或纷争不已，天将昭鉴福善祸淫”。让其与邻国“彼此各罢兵，守乐黎民于市野”。经过两位使节劝说，缅甸接受明朝建议，决定罢兵休战。其后二位使节又到百夷，先将朱元璋的信件交给百夷统治者思伦发。在信中，朱元璋批评了思伦发轻率挑起与缅甸的战争，劝告他要“戒而守全，没或不守全，而动者不全亏，是为全已然；莫如守全，以图绵长，不亦美乎”。让其了解对外用兵侵犯邻国必自食其果，与己与人均不利。在朱元璋信件和两位明朝使节的劝说下，思伦发也有所悟，“俯伏谢罪，愿罢兵”。两国在明朝劝和下终于避免了一场大战，两国统治者均感激明朝劝和，对来劝和的两位明朝使节的才干也大加赞赏。思伦发甚至要留二位使节为己服务，并送二人金银财宝，但为谢绝。
二是对挑起冲突的国家，明朝既给予批评，劝其撤兵休战，但又尽量不伤害其统治者颜面，给予适当台阶下，以保持明朝对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如永乐年间，暹罗国势发展较快，但与周边邻国满剌加、占城、苏门答腊等争端不断，这些国家纷纷到明朝告状，希望明朝能够制止暹罗对周边邻国的侵扰。占城状告暹罗截留其国使节，苏门达腊及满剌加则向明朝状告暹罗发兵夺走明朝给他们的印诰等物。明成祖得知三国交恶后，随即派使节到暹罗，劝说暹罗国王“即返占城使者，苏门答腊、满剌加印诰，自今奉天循理，保境睦邻”。在明朝劝说下，暹罗表示与三国和好，几方冲突得以平息。但到了永乐十七年（1419年）暹罗又凭借军事优势，攻人满剌加，企图压迫满剌加屈服，满剌加又向明朝告急，明成祖随即派使节随郑和船队到暹罗，向暹罗国王转交了明成祖的信件。明成祖劝告暹罗国王“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者非仁者之心，况满剌加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辙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异兵以逞私念。王宜深思，勿为所惑，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明成祖这番劝告言简意深，既提醒暹罗与满剌加都曾接受明朝册封，是纳入明朝朝贡体系中的友好国家，理应和平相处，即使发生纷争，完全可以由明朝加以调停，不能随意兵戈相向，又认为暹罗此次对满剌加用兵并非国王心意，而是“左右假王之名异兵以逞私念”。这种批评既没有伤害暹罗感情，又给了暹罗国王罢兵息战一个合适的台阶下，果然暹罗国王听从了明成祖的意见，主动从满剌加撤军，两国罢兵和好。
除了东南亚地区外，在南亚的诸多国家中也时常发生冲突与战争，明朝也力尽所能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榜葛剌（孟加拉）与沼油朴尔国（今印度中部）发生军事冲突，榜葛剌国王言称沼油朴尔国王亦不剌金“数以兵扰其境，希望明朝加以援助。明成祖派侯显出使两国，先将携带的锦帛等礼物送给两国国王，表达明朝与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意愿，然后调解两国争端，既批评了发动战争的一方，又说服两国统治者“俾相揖睦，各保境土”。这次调解也取得了成功，两国均到明朝朝贡，并感谢明朝帮助。
三是对周边极少数称王称霸，不断使用武力对外扩张，对周边地区带来严重动荡甚至危及明朝安全的统治者，去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有时也采用强硬措施加以警告，并迫使其放弃武力扩张的立场。
明初，由于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实力及威望，在对周边国家冲突的劝和中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仍有极少数政权，恃借武力，不断威胁别国。如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凭着有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称霸印度洋，拦截往来的外国商船，造成局势动荡，在阿拉伯和印度洋沿岸一些国家及商人要求下，明廷多先加以劝告，亚烈苦奈尔不仅置如罔闻，反而当郑和下西洋船队抵锡兰时，公然企图劫夺郑和船队，被郑和擒获带回明朝，经明成祖严加谴责后，亚烈苦奈尔认罪，并被释放回国。此后锡兰与明朝关系相当友好，海上航路也畅通无阻。
永乐三年，当安南黎季犁政权大举入犯邻国，造成东南亚地区紧张之际，明朝也积极支持屡遭安南入犯的占城，打破惯例，积极救助占城，“占城求援于明，明人驾海舟九艘援救”。第二年，成祖果断出兵，令“广东都指挥司选精锐兵六百人，以能千千、百户领之，具器甲糗粮，由海道往占城，会兵伐安南”。在安南各阶层的支持协助下，最终推翻了黎季犁政权，显示出明朝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坚定决心。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以德睦邻是明朝外交政策的出发点，而劝和息争是以德睦邻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以德睦邻政策的一种体现。明初之所以对外国劝和息争得以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是明朝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对周边国家形成了重要影响。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从政治、经济上看，对周边国家有较大影响力。周边国家多需求于明朝，都希望通过与明朝朝贡贸易来增强实力。因此，明朝强大的实力是劝和息争成功的重要基础。
其次是明朝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始终坚持以德睦邻，与邻为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明朝虽然作为大国，但始终与周边国家和平友好，政治上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军事上不侵占别国土地和掠夺别国财富，经济文化上与各国互通有无，因此赢得了周边国家的高度信任。
再次是在劝和冲突双方时，明朝没有任何私利，而是对双方循之于理，诱之于情，既不偏袒任何一方，又对主动挑起争端者加以批评，无论是劝说还是批评均能够以理服人，以情感召人，真正让冲突双方了解发生战争对双方均有弊而无利，让双方能愉快接受建议罢兵和好。对于称王称霸，危害邻国而又屡不听劝者，则果断加以处置，也让周边国家看到了明朝作为朝贡宗主国的力量与承诺，因此对明朝更加信服。
三
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政策成功与否，对整个国家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和边疆安全都有着至关紧要的作用。明初外交政策无论从当时看还是后世看，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其一，由于明朝采取以德睦邻，广交邻国、以邻为善，化解矛盾，和谐周边的外交政策，很快赢得了周边国家信任，迅速改变了元朝时期对外征伐而对周边国家统治者和人民所形成的那种恐惧心理。正是因为有这些恐惧心理，才导致明朝建国之初，所派到一些周边国家的外交使节或被杀，或被拒，或被扣；出现了“信不好通”的不利局面。给新生的明王朝外交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是经过二三十年持之不断的努力，周边国家不仅深刻了解了明朝以德睦邻外交政策，而且从实践上得到了这种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因此，周边小国均争先恐后与明朝建立官方关系，以明朝为中心，周边诸多国家参与的“朝贡制度”开始建立。从明初外交“信不好通”到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诸番振服”，形成空前绝后的外交盛况，明朝作为泱泱大国的地位得到了周边国家的承认和尊重。
其二，明初以德睦邻外交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峻的周边形势，为明朝建国以后尽快稳定国内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契机。明建国之初，由于经历元末数十年战乱，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燕赵齐楚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恶劣的经济形势严重影响着政权的稳定。只有在以德睦邻，以邻为善的外交政策下，才能有效减少与外国的军事冲突，明朝因此避免了大规模对外用兵，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并且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到洪武末至永乐年间，已是“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江腐不可食”，正是基于经济的全面恢复发展，明朝开始国力强盛起来，无论是在国内建设或对外交往中，都有了充足的资金和物资储备，因此能够有“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巨万于计，皆取给户曹——国用不绌”，由于国库储藏丰富，其物资为朝贡贸易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其三，明初以德睦邻外交政策的成功，更有利于明朝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力反击蒙古军队的入犯和击退东南沿海倭寇的骚扰。
自明朝建国后，就面临着元亡以后退到漠北去的蒙古部落的强大威胁。谷应泰说：“元亡而实未之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蹄林祭纛，大举报仇，田单一举而下齐，申胥七日而救楚，岂得云堕归之气，没世也不复哉。”为了对付蒙元的威胁，明初不得不在北部边境陈兵百万，除了派遣开国元勋率兵防御之外，朱元璋甚至将自己几个年长儿子派到北部前线指挥防御。
明初除了面临强大的蒙元势力威胁以外，还要对付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掳掠，给沿海人民群众造成的重大危害。倭乱严重时，曾出现“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的紧张局面，朱元璋不得不启用已退休多年的名将汤和主持东南沿海的防御，建立起数千碉堡、烽火台以御敌。
在北部边境军事吃紧，东南沿海倭乱严重的局面下，明朝更要千方百计稳定住南邻与两邻的局势，由于以德睦邻和劝和息争方针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好评，明朝成功地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诸国中树起了威望。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及南区诸国，宣传了明朝的强盛，极大地安定了南部和西部边境的局势，也让明朝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蒙古和倭寇。永乐年间，明朝兴兵大规模反击蒙古入犯，明成祖率军深入大漠数千里，解除了自明初以来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同时，由于东南沿海海防力量的加强和郑和船队在南方的活动，以及沿海守边将领对入犯倭寇的穷追猛打，迫使倭寇活动大为收敛。永乐十九年（1421年）辽东望海埚一役，更将倭寇主力大部歼灭，以致倭寇百余年不再为乱。对蒙古和倭寇作战的胜利，是与明朝成功推行以德睦邻外交政策，争取周边大多数国家支持是分不开的。
其四，以德睦邻外交政策的成功，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稳定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使明朝统治得到进一步稳固。
明朝建立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朱元璋时代，先后兴起胡惟庸案、蓝玉案等重大案件，造成数万官员及亲属被杀，继而又大兴文字狱，出现许多冤假错案。明成祖朱棣靠“靖难之役”上台，遭到许多拥护建文帝官员的抵制，为此他采用“瓜蔓抄”这样严酷的镇压手段，打击了反对派势力，但同时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朱元璋和朱棣两朝都面临着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稳定和巩固统治的问题。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除了大力恢复发展经济，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乱以外，再就是尽快树立起自己在国内外人心目中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让自己成为“天下君主”并达到“万国来朝”的盛况，无疑是提高皇帝在国内各阶层中威望的重要一环。朱元璋时代，恢复了与周边大多数邻国的友好往来，同时全面强化了君权，发展了经济，稳定了周边局势。因此虽然大量清除了官员队伍中的反对派，但没有引起社会动乱。朱棣时代，郑和七下西洋，周边国家使节纷纷来明朝贡，更是极大提高了明成祖的威望，再加上北征蒙古，平定倭寇的成功，在短时间内就消除了由于靖难之役所带来之消极后果，尽快稳定了统治，并保持了国家机器平稳正常运作。
因此可以说，明初外交成功对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使大明王朝统治体制得以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下去，为明王朝日后数百年统治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今天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与周边邻国保持睦邻友好交往是十分必要的；只有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德睦邻才能更好地争取周边和平环境，瓦解敌对势力的围堵和攻击，创造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作为一个在国际上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也有义务调解邻国冲突，化解矛盾，争取朋友，赢得威望。从这个意义来说，明初的以德睦邻外交政策与劝和息争之举。虽然以过去600多年，但至今仍不失有启迪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