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敦煌学家孟列夫在《俄藏敦煌艺术品序言》中说：“在挖掘沙质地面时，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写卷和碎片、钱币、日常生活用品等。考察队中的人以他们发现的古代回鹘文木活字为特别重要。奥登堡院士编的考察队工作报告初稿未完稿上也有130件回鹘文木字的句子。这种活字和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有根本的区别，而奥登堡考察队发现的古物是活字印刷的最早的例证。可惜，我们不能知道这些木活字现在保存在什么地方。此类活字照片可见于着名的卡特T．F．Carter撰的《中国印刷发明史》，也可见于俄文《中华》论集KHTAH（1940年）中布那可夫HO．B．ByHaKOBa的文章”。而奥登堡的《千佛洞笔记》则详细记载了他们在伯希和发掘西夏文文献的P．181号窟即敦煌研究院编号D．464发掘的情形：“回鹘窟D．464：此窟填满了砖块、垃圾和砂土，为回鹘匠人由另一具有汉一吐蕃风格的窟改造而成，要准备确定其原先的布局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并要彻底清楚垃圾。我们祗清理了主室，并找到许多手书的残块和130块回鹘活字的小木块。”“清理回鹘窟D．464：1914年12月27日。为了割下此窟的一部分上有回鹘文字的水彩壁画，按照我们通常的惯例，首先要拍照。我和戈尔施科夫、戈莫诺夫去清理主室，那里堆满了砖块、窟顶上落下的小千佛残块、大量垃圾、动物骨骸以及来往过夜的人们留下的一些烟迹和烧焦的木柴。这里的垃圾看来多被人翻掘过，哪儿也没有层次，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发掘了，只不过就是把洞窟清理出来而已。但就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东西。除上述残迹外，还有一些很小的手书残片：有梵文的、库车文的、回鹘文的、吐蕃文的（一般的书法，还有斜体字，手书为蓝色带有金色字）、西夏文的（蓝地金字，残片），还有汉文的，此外还有回鹘文的、汉文的和西夏文的木刻残片。遗憾的是，这些残片实在太小，所以即使读通了也未必能说明什么。有价值的何止是西夏文和梵文的残片，这里的一切对于古文字学家都很重要。”
“此外，另一收获也十分有价值：105块刻有回鹘文字的木块。12月29日我和戈尔施科夫又找到25块，现在一共有130块。”“这些小块完全可以用作印刷活字，也可以印一些回鹘文木刻残片，这说明，那时人们已经不用木板，而是用活字印刷了。据我所知，这一事实至今尚无人提及。有的是符号、个别字母，有的是音节和单词、符号，还有一些是双面都有的。大多数是戈尔施科夫找到的，我和戈莫诺夫也找到了一部分”。
“12月30日，没有挖到底就结束了，只剩下砖块和沙子了……限于时间和精力，我便中止了这一无价值的发掘。水彩壁画我们决定不割了，只割了些小画像和拍照”。
《旅途照片》第216图考察队的说明文字是：“千佛洞。哥萨克契尔尼科夫在西藏洞窟里面（敦煌研究院蔡伟堂根据实地勘测校补说明为：北区洞窟B．464-465前室），不远处是大的西藏洞窟。1915年1月。”
以上是俄罗斯1914-1915年奥登堡考察队所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的发掘、采集情况。证明伯希和和奥登堡曾在北区石窟的同一地点进行了发掘。
三、敦煌研究院搜集的北区石窟的西夏文文献
从2000年开始，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领导了对莫高窟北区窟群的发掘整理，在伯希和、奥登堡发掘之后继续获得了一些西夏文文献。在考古报告中记载第五节第464窟：“据有关资料揭示，1908年伯希和曾对此窟进行过挖掘，对此，他在《敦煌石窟笔记》中也作了记录。掘获的遗物有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回鹘文文献363件，西夏文文献200余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婆罗谜文文献等。除此之外，1921年前后，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亦曾对第464窟原西北侧室瘗埋的元代公主墓进行了盗掘，盗掘所获已不知下落。这两次盗掘给该窟的考古发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第464窟中室和后室……个别地方有少量细沙层，厚0．03米，在此层内仅发现回鹘文木活字2枚。此层少量堆积应为伯希和劫余所留。发现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梵文等文书残页、残片回鹘文木活字以及木构件花砖等。第464窟西北和东北侧室彼此相通，故窟内堆积相同。出土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文书残页、残片以及陶灯、陶印模、木匙等遗物”。其中包括有西夏文文书28件。
综上所述，法国、俄国和敦煌研究院都先后在同一地点进行了发掘和搜集。首先是法国1908年，其次是俄国1914年，再后是敦煌研究院2000年开始历经数年的全面清理（1906年英国斯坦因似无记载）。这样的历史纪录，也向我们揭示了法、俄、敦煌研究院藏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同一地点的先后出土文物，其族群亲缘关系对于横向考察其相互联系、相互契合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我们已知其内容、形式所具备的共性的情况下，就尤其值得重视。——我们可以知道怎样去寻求缀合，怎样去利用所有的相关材料，怎样去相互证明，等等。
四、西夏文的发现研究和刊布的简单历史
西夏王朝始于公元1038年，李元吴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建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即今宁夏银川市），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西夏共历十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前期与北宋、辽鼎立，后期与南宋、金对峙，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了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
这是一个文化事业甚为发达的王朝。早在立国前夕，开国皇帝李元吴命令野利仁荣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民族文字，时称为“番字”、“番文”或“番书”，后世称“西夏文”。自此在西夏全国同时通行西夏文和汉文、藏文。西夏王朝既注重党项族的传统文化，又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既提倡儒学，又弘扬佛教，用西夏文翻译了数以千卷计的大藏经，建立了众多的寺庙，创造了绚丽的艺术。但是，西夏王朝在正史中却只有简略的记载，在20世纪初西夏文物文献资料大量发现之前，西夏始终是一个充满神秘的王国，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西夏文是流行于宋初到元代的西北党项民族的文字，到清代已经完全死亡，无人能够释读。对于西夏文的重新认识，最早始于十九世纪初，清朝着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发现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光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19世纪末，英、法学者考证北京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壁上六体文字是否有西夏文，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发掘到了西夏文写本，受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一种过去不甚了解、当时尚未解读的神秘文字。柯兹洛夫受命改变到别处探险的计划，在1909年再次到黑水城继续发掘寻找，在故城西面河岸边“着名的”大塔发现了一个皇家的“地下图书馆”。这次发现，被誉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并称的20世纪初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为西夏学和其他各项研究奠定了材料学的基础，并形成泱泱大观的崭新学科。
在科兹洛夫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曾从黑水城废墟中运出四十驼，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二万四千卷……；那么就会明白那座着名的佛塔提供了多么巨大的财富。”
后来中国学者罗福苌着《西夏国书略说》，罗福成着《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进一步开展了专项研究。随后的是王静如《西夏研究》三辑，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献，考证功力尤深，是当时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获得了法国茹莲奖。而陈寅恪先生《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就是在王静如先生对英国所藏文献译证研究基础上，阐述了佛经译夏为汉的浩繁艰难、以汉证夏的勤苦精诚，西夏文献译自吐蕃、中原的不同来源，采用对译和意译的不同方法以及西夏文流传直至明代万历之后的资料线索，等等。到8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夏学蓬勃兴起，出现了一批蜚声国际的优秀学者，如黄振华、史金波、李范文、陈炳应、龚煌城等等。在此之前，日本西夏学者也有很大的突破，如西田龙雄的《西夏语的研究》、《西夏文华严经》等，也是西夏文研究的经典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纂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自1996年开始出版以来，逐步公布了全部俄藏汉文材料和部分西夏文世俗材料，对整个西夏学的推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献》，宁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以及宁夏大学等单位编纂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则完成了其他主要的藏品。而即将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则是在上述材料公布以后流失海外的最主要的西夏文藏品。自兹以往，已经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大多已发表，西夏学的研究随着新材料的刊布，必将出现一个鼎新的局面。
法国、敦煌研究院的西夏文藏品是同宗同源的，法国藏品同俄国藏品也有部分的联系。法国藏品对于敦煌西夏文文献相互的证明、参考作用是其他馆藏无法替代的。所以法国藏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首要的意义是把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文献收集完整了，形成科学研究的完整的材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