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是由氏族奴隶制王国向封建制王国的转型期。由于社会的激变分化，由原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变为“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诗经·大雅瞻仰》）。工商业原来是氏族奴隶主独家经营为王族服务的，由于负责管理工商业的“工奴”和“商奴”私自经营工商业而发财成了新兴的工商业主。周族的贵族看到新势力的成长，有的哀叹走向没落，有的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限制人民的私有权利，加剧了阶级矛盾，逐渐启发了被奴役者们的觉醒，激发了他们的反抗精神，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变革。
当时，社会变化最大而且促成整个社会变革的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由奴隶主所有的土地，变为新兴地主所有，大量解放了的农奴上升为自由农民，部分奴隶主下降为自耕农。解放了大批生产力，暂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相应进步。天体运行的推算，和人体自然功能的生老病死等奥秘逐步被揭开。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使周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迫使学术下移，由原来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逐渐下移为民间兴师讲学，出现了许多学派，促进了文化的活跃，使介于贵族和庶民之间的士阶层从原来的阶级身分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中国最初的知识分子队伍。人文思潮的兴起，对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巫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促使对原始宗教文化进行理性的再认识，拓展了哲学的层次，引发了春秋时期的哲学突破。
老子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是史官世家的后裔，自幼好读，学识渊博，大约在公元前550年前周灵王后期，也就是在孔子出生前后，任周王朝守藏室史（《史记·老子传》）。当时各诸侯国逐渐强大，表面上听命于周王室，实际上由齐、秦、晋、楚、吴等国称霸，周王室把握政权的诸公卿士也结党营私争夺王朝的权利，致使周王室衰微。老子看不惯这些明争暗斗的行为，无意中得罪了掌权的甘简公，被兔去了史官职务。
公元前530年，甘简公已死，甘平公继位。甘成公、甘章公从形式上把老子看作是甘筒公的对立面，又把老子召回周守藏室（《左传·昭公十二年》）。老子在任守藏室史期间，掌管典籍史册，熟悉夏商周社会变革的历史和古代帝王的立身处事的经验，又亲身经历了这一场政治事变和被罢官以后游离颠沛，见识更多了，思想也更成熟更深沉了。公元前520年，周景王驾崩，又因子丐之党与王子朝争夺王位，王子朝带了大批周朝的典籍逃到楚国。老子蒙受了失职之责，又丢了守藏室史之职。老子生活在变革动乱社会现实中，历经坎坷，后来被迫隐居，探求天道。
老子任守藏室史工作，给了他极好的学习机会，对他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尚书》。这本书里记载着从尧到周初历代最高统治者的讲话和文诰，其中渗透着上述各个时代的精神和许多精深的道理。《尚书·大禹漠》记载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有私心是很危险的，道心是很微妙的，人们只有精诚专一，把握中正之道，才能够处理好人生，治理好社会。老子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和思考，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有无相生，正反相倚，都有两个方面，它们也都在不停地变化转换着，人们怎么能把握住他们呢？人们往往认识这一点，忽略了另一点，讲的道理再多，也只是在某一点上有些体会，这岂不是“道心惟微”、道心难明吗？现在有办法了，就要是“允执厥中”，把握中正之道，破除偏执，防止片面，就可以认识无穷的宇宙。他把这个方法归纳为八个字：“多闻数穷，不若守中”（《道德经》第5章）。
老子在隐居期间，把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批判和救世方略的思考逐步升华为对宇宙生成本原问题的探讨。从《帝王世纪》中可以看出，古代帝王就是用把握中正之道的办法来管理天下的。在春秋末期对巫史传统文化的理性再认识中，老子认为“礼教”的产生是社会和人生堕落的结果，“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也”（《道德经》第38章）。进而把母系氏族原始宗教文化沿着理性认识的路子上升到哲学的层次，提出“道”的范畴，建立了一整套宇宙本原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思维的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