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上帝必定存在
康德：假如上帝存在……
伏尔泰：造一个上帝出来
上帝的护佑
《圣经》记载：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后，让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上帝告诫他们：“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唯有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然而蛇引诱夏娃背叛上帝，它说吃了禁果，“你们不一定死。”并且，“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亚当夏娃终于禁不住诱惑，偷吃了禁果。从此，人祖懂得了羞耻，分清了善恶，有了智慧和理性。但同时，人祖违背了上帝的意愿，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人祖犯下了罪，被逐出伊甸园，走上了堕落的不归路。这罪还会遗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痛苦、罪恶的源泉。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赎罪。只有信仰，对上帝毫无杂念的信仰，才是挽救人类免于堕落的唯一办法。丧失了信仰，即使赢得了全世界，也必然沦陷于与生俱来的“罪”之中。
托马斯．阿奎那必然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于他来说，这一段不是故事，而是历史。他首先是一个神父，然后才是一个哲学家。他是托马斯．阿奎那，他的哲学因为信仰而存在。如果你要和他讨论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命题，对于他而言，这是没有必要的，上帝存在是不言自明的，“上帝存在的知识是一切人世人天生具有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人类又如何得救呢？但是他无法阻止“愚顽人”的怀疑，哲学的思索让他考虑到：即便上帝存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们却并不知道上帝究竞是什么。所以，还是必须要像前人做过的一样，去论证上帝的存在。他去做了，因此得以在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上留名。
500年以后，德国出了一个同样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关于理性与信仰，他思索得更多更深。只是，想得越多，他和前人走得越远。终于，走出自己的一条批判之路。康德不会再去做关于上帝的证明题，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理性的误用。他要让上帝回到他该去的地方去。
信仰，就是上帝应该回归的地方，也是上帝必须回归的地方，康德这样认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主角说：“既然没有上帝，则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儿子冷酷地杀死了父亲。这个故事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写成，并不是危言耸听的编造。生活中更血淋淋的案例我们也还见到过，为了不让人们“什么都可以做”，而又无法证明上帝是否存在，康德决定要设定一个上帝出来。
《圣经．约翰福音》又记载，人们把一个犯罪的女人拖到耶稣面前，要用石头砸死他。耶稣说：“你们中间如果有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处死他。”没有人敢站出来。当人们伸出一个指头指责他人的时候，会有四个指头指向我们自己，这时候你要自省：“难道我就没有做错吗？”这就是康德哲学想要说的，宗教的意义在于树立道德。与他几乎同一个时期的法国，也出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是伏尔泰，他会同意康德的意见。在伏尔泰眼里，上帝不在教堂里，上帝在和谐宁静的自然之中。社会的安宁也需要上帝的护佑，所以即使没有上帝，他也会造一个出来。
阿奎那的“上帝”，康德的“上帝”，伏尔泰的“上帝”，不是一样的“上帝”。然而无论是怎样的上帝，都是为了护佑人性中的真、善、美。
托马斯．阿攀那：上帝必定存在
中世纪，信仰的黄金时代：古希腊时代哲学的辉煌，在亚里士多德逝世之后，走向了没落。有人这样写道：
公元529年关闭雅典的哲学学校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希腊哲学业已衰落颓败。早在公元2世纪，著名的讽刺作家琉善这样奚落哲学家：“他们懒散、好辩、自负、易怒、贪吃、愚蠢、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用荷马的话来说，是演地上无益的负担大。他们分成各种的派别，想出各种迷人的字眼，……东游西荡，用虚伪的外衣掩盖着可憎的恶习，很像悲剧演员，一旦有人剥去他们的面具和绣金的服装，剩下的就只是可笑的小人物，用七个德拉克雇来夺奖品的戏子。”
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很难想象哲学竞然受到了这样的奚落。然而残酷的是，晚期希腊哲学的疲乏和无力的确是事实，作为一种思想，仿佛它可以利用资源和释放的能力都已经耗尽了。廉颇老矣，尚能智否？就在哲学越来越表现出思想的疲乏，再也无力去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东方希伯来人的宗教来了，对上帝的信仰为人类心灵最柔软的地方找到了依托。
宗教不像(那时的)哲学，它告诉人们，要明了宇宙的奥妙，要得到人生的幸福，你并不需要深奥的思辨和繁琐的论证。你只要相信我，只要把自己交给神，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护佑，就可以寻得心灵的归宿。相比哲学上下求索的苦涩，信仰的依托是如此地平易和朴素，因而，它得到了时代的青睐。
于是，从公元五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中世纪。如果一定要给这个时代贴一个标签的话，那么这个标签上应该写着信仰。当对基督的信仰，与希腊的哲学相遇时，两种智慧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中世纪的哲学———基督教哲学—一种关于信仰的哲学。
传统的哲学书一再告诉我们，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历史学家说：“几乎人人都在为中世纪忧伤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类进步征途中一个漫长而毫无目标的迂回时代———穷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数百年的战争，看似坚不可摧的帝国轰然倒下，遍地的饥荒，瘟疫的肆虐……种种的天灾人祸给中世纪涂上了浓重的阴暗而悲痛的色彩。文明的建设也同样让人惋惜，哲学沦为神学的俾女。如果说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古希腊，而近代文明的起源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那么中世纪就是把这两段文明的黄金时代割断的蒙昧时代。直到今天，英文“mediea1”)中世纪2这个词仍然含有过分的权威而缺乏弹性的意思，带有贬义。
然而，现在人们的观点改变了。很简单却又极其有力的一个论据就是：文明总是相因而持续发展的。中世纪既然能承接其古希腊的文明，并启迪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必然有其内在的巨大创造力。从前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审视的眼光被一些东西所遮避了呢？
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黄金时代。中世纪欧洲造就的基督教文化，是今天西方文明的底色。而且，这种基督教的文化，并不像人们从前想的那样，只是一些盲目的宗教的迷信。相反的，基督教的文化纵向上融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成就，横向上汇合了东西方的信仰传统，从而造就出来的一种关于信仰的文化，追求信仰的哲学，是人类找到的新的寻找精神家园的路径。
一位哲人曾经这样说：“若说uA世纪中世纪的哲学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天主教哲学的精神。”同时，他又说中世纪是一个哲学进步的时代，而且这种进步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之上的。如果非要说哲学是神学的俾女，那么也必须承认，这个俾女是可以和主子相媲美的。而且，俾女和主人可能不完全代表着某种臣服的关系，还可以意味着追求智慧的两种不同方式。
那么，让我们赶快用新的眼光去看看这个新的黄金时代所孕育出来的那些关于信仰的哲学吧。
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人生：托马斯．阿奎那(Th0masaAquinas，约quu5年—qu4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之家，父亲是阿奎诺地方的朗多福伯爵，母亲是西西里的诺曼底亲王的后裔。阿奎那家族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望族，与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预示着小阿奎那将会有一段精彩奢华的人生———只要他愿意的话。但是，从小聪明好学的阿奎那作出了另外的选择，他选择成为一个经院哲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个僧侣，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督教的学院和修会里度过的。
5岁时，阿奎那被送到了著名的卡西诺修道院当修童，父母的希望是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修道院的院长。1239年，也就是阿奎那14岁的时候，皇帝弗里德利克被革除了教藉，皇帝一怒之下，派兵占领并关闭了卡西诺修道院。于是，阿奎那只好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他考入了那不勒斯大学，在大学期间，他第一次作出了违背自己贵族身份的抉择，他放弃了传统贵族从事的修士职业，加入了多明我会。多明我会是一个致力于教育的行乞修士会，加入这个修会以后，从此尊贵的阿奎那少爷就“堕落”成了自甘贫贱的托钵僧了。一个贵族公子，为了穷苦人能吃上饭、读上书而沿街乞讨，来自家族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当修会计划把阿奎那送到波洛尼亚的总堂深造的时候，那个贵族家庭震怒了，阿奎那的兄弟把他从半路劫持回来，囚禁了将近一年。
18岁的时候，阿奎那终于摆脱了家庭的控制，来到了巴黎，师从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神学家，“活着的权威”，德高望重的“全能博士”阿尔伯特。虽然从小也见多了大场面，但是只懂得埋头读书的阿奎那，还是常常被同学们嘲笑。同学们把他叫做“阿奎诺的笨牛”。有一次，一个同学看到阿奎那又沉浸在书本之中，忘记了所有，就拍了他一下，把他一下子从书本中惊醒过来。“托马斯，你看，外面有一头牛飞了起来。”阿奎那一听，就真的走到窗外去看，同学们都哄笑起来。阿奎那这才明白自己又被戏弄了，但是他认真地对同学说：“我宁肯相信牛会飞，也不愿意相信我的兄弟们会骗我。”很快，阿奎那的“傻事”让老师阿尔伯特都知道了，阿尔伯特深有感触地说：“总有一天，这头笨牛会让世界大吃一惊的。”
老师的预言果然没错，阿奎那最终成为了中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不仅如此，在他逝世50年之后，罗马天主教会追封他为圣徒，并称他为“天使博士”，从此，托马斯．阿奎那变成了圣托马斯．阿奎那。1879年教皇在一份名为“永恒之父”的通谕中，称他为“一切经院博士中的领袖和大师”。一个学者的思想能够流传数百年，是很不容易的；能够在数百年以后，又获得重新的肯定，也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一个中世纪的神学家，其思想在数百年后崇尚科学的今天，仍然吸引着人们去发现其中智慧的结晶，更是不容易的事情。阿奎诺的笨牛”不仅成为了“天使博士”，还成为了思想的巨人。一直到今天，无论是教会里的神学家，还是教会以外的哲学家，都仍然在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现代西方哲学甚至还发展出一个“新托马斯·阿奎那主义”的流派。难怪美国的哲学家斯普罗说：“历史上的大神学家们往往具有不同的风格与不同的天赋，但是单就思想影响而言，我觉得，除了清教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无人能与托马斯匹敌。”
但是，圣人阿奎那的哲学人生却没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尽管他来自于一个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家庭，但是托马斯·阿奎那在这一方面再一次背叛了自己的家族。和人们的所想象的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个学者，而从来未曾过问政治，也没有做过教皇或者皇帝的顾问。因此，他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的一生要不是游学在各个学术中心之间，就是在埋头撰写著作。托马斯．阿奎那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一本《反异教大全》就长达四五百卷，因此，他被人们称为“会走动的图书馆”。49年的时间留下几乎让人“用一生都读不完”的作品，足以充分说明他的勤奋。其中，《神学大全》以及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其中《神学大全》仅第二部就长达100万字，阿奎那在3年间写完了这本书。在离计算机还遥遥无期的年代，这样的工作繁重得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圣人是凭着对上帝的忠诚来完成着他的工作。然而，当上帝觉得足够了的时候，人类就失去了见识圣人智慧的机会。据说，1273年当阿奎那在做弥撒的时候，突然得到了神秘的启示，让他认识到这些理智性的哲学对于理解上帝的神秘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于是，这个以学问为生命的圣人毅然地决定放弃一切学术活动，留下了未完成的《神学大全》第三部。第二年，圣托马斯．阿奎那死在了一个冷清的修道院。
作为一个圣徒，托马斯．阿奎那被人们说成是一个祥和、温情、谦虚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满怀着对上帝的忠诚，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利和荣耀，全身心地投入对哲学的思索和信仰的纯洁追求之中去。对于他而言，上帝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了对上帝的信仰，即使赢得了整个世界，生命也仍然是一段空无。所以，他才能在每一次信仰与名利的抉择之中，总是那么的义无反顾。回到这一章的主题，让我们去看信仰如何充溢于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和人生之中。
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
我们已经说过了，中世纪哲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之下展开的，基督教的神学语言是当时的人们沟通哲学思想的共同话语。同时，我们也说了，中世纪的哲学也继承了古希腊的智慧传统，这一点思想元素表现在哪里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比如亚里士多德。
那么，我们就要首先交代一下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段故事。希腊哲学灭亡之际，一批哲学家流亡到了中东。古希腊的文化对当时的东方智慧是一种新鲜的话语，人们都被新鲜的西方智慧吸引住了，于是，希腊哲学家到达的地方相继掀起了研习希腊文化的热潮。作为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大量地翻译成了东方人的语言。从6世纪到12世纪，数百年的时间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沿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四处游历，也曾经到达过同样古老而智慧的波斯。然而，就在东方折服在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之中时，他的作品在西方人的世界中却暂时失落了。一直到12世纪上半叶，整个中世纪中最重要的哲学启迪发生了，保存在阿拉伯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发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的资源，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会是怎样的。同样的，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又会是怎样的。
然而，新出现的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一个“福音”，不如说是一种挑战。很显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不是为了上帝而写的，甚至有的时候，他更像是一个异端。比如他说世界是永恒的，但是教会需要他说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他也没明显地说出灵魂会不朽，但是如果灵魂无法不朽，那么宗教就没有意义；更可怕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庞大体系中，没有可以和全能的上帝相对应的东西。这怎么可以接受呢？因此，在刚开始的时候，教会视亚里士多德为异教哲学家，采取抵制的态度，教皇甚至多次下令不准在大学中讲授亚里士多德哲学———是的，12世纪后期，最早的大学已经出现了。直到阿奎那的出现，他试着用宗教的语言来重新诠释亚里士多德，把亚里士多德对宇宙、世界、人生的哲学解释，转换成宗教的解释系统。请允许我做一个蹩脚的比喻，那就像是一瓶牛奶被发酵成了酸奶，虽然前前后后看上去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内部的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酸奶里有了数不清的菌群。同样地，经过阿奎那重新阐释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就有了上帝、不朽的灵魂，以及一切宗教需要的东西。
当然，这样的改造不仅仅需要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还需要极大的智慧。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神学改造是成功的，他使得亚里士多德最终被教会接受，从而让这位先哲在数百年之后仍然享受着与生前相当的声誉———要知道，这已经不是哲学占主流的时代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也因之而得以确立起来，他的著作几乎每一页都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话，而且这些话不是来自于同一本书，亚里士多德的每一本书他都仔细研习过。
我又要再说一次那个蹩脚的比喻了，酸奶和牛奶已经不一样了。同样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世界，经过了阿奎那的大脑，就成了神学的系统。当时的人们认为，哲学和神学是泾渭分明的。绝大多数今天被我们视为经院哲学家、基督教哲学家的学者，根本无法认同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他们把自己称为神学家，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所作的那样，在充溢着信仰的神学之中寻找哲学的因素。
无论如何，我们的主角成功了，他成了“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人们同时公认他的神学体系代表着13世纪神学的精华。
证明上帝存在
在阿奎那之前，就已经有经院哲学家试图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虽然这些哲学家可能同时也是神父，但是他们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与一般神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不会在书上写着上帝如何如何造出了人类的始祖，从此代代相传，才有了我们———这些都是《圣经》要做的事情。一个哲学家要做的，并不是要去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是要说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上帝必定是存在的呢？在阿奎那之前，最著名的一个证明是一个叫安瑟尔谟的人写的：
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之中，上帝是完满的。
又因为：完满的东西不可能只在想象当中，他必定要存在。(如果他无法存在，这就是他的不完满之处了。)
所以：上帝存在。
安瑟尔谟做的这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题，尽管在历史上十分著名，你几乎可以在每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书中找到它。但同时，你在每一本书中都能同时看到对它的批评。尽管安瑟尔谟被一些人尊称为“经院哲学之父”，但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就饱受了人们对这个证明的各种批评，后来批评他的人还包括大名鼎鼎的康德。
在人们想象中的上帝，只能是关于上帝的一个概念。因此，反驳安瑟尔谟的人说，你不能从上帝的概念之中推导出上帝存在。既然安瑟尔谟没有把证明上帝存在这件事情做得“完美”，阿奎那决定继续完成它。为此，他借助了亚里士多德的帮助，当然，这并不足为奇，我们说过了，他的神学当中到处都是亚氏的影子。
阿奎那的证明分了五个方面，哲学史上都把他的证明称作“五路”，因为这是通向上帝的五条路径：
一，马车在跑，鸟儿在飞，街上满是忙着赶路的人们———你看，我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运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同时，另一件让人们确定无疑的事情就是，运动着的东西都需要一个推动的力量，马拉着车在跑，鸟儿扇动翅膀才能飞。归根到底，一个事物能动起来的原因在于另一个事物的推动。甲的动力来源于乙的推动，乙的运动又来自于丙的推动，以此类推，宇宙就形成为一个运动的序列。而当我们追寻到宇宙这个序列的初始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必须要有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他第一个启动了整个序列，但他自己却不动，也不受任何外力的推动———如果不做这样的假设，游戏就会无穷尽地循环下去，追寻将没有终点。既然我们需要一个世界的推动者，这个推动者我们就把他叫做上帝吧。
接下来的四个证明，阿奎那的思路也是类似的：
二，妈妈生气了；因为孩子上学又迟到了；孩子为什么迟到呢？因为早上睡懒觉了；为什么没按时起床呢？因为昨天玩得太晚了。阿奎那说，你看，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能找到它的原因，从而，世界又形成为一个由“因为———所以”组合而成的链条。当我们又去寻找这个链条的初始点时，我们又发现必须要有一个结合了“因为”和“所以”的东西，让他去推动世界这个因果的链条。否则的话，我们又会再一次陷落在无穷的追寻之中，而让追寻失去了意义。这个最终之因，我们还是命之为上帝吧。
三，同样的道理，世界生生不息，每一刻都有新发芽的种子，同时也有枯死了的叶子。存在的东西会化为乌有，原来不存在的东西会新生长出来。但是，你要知道，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必须要依赖已经存在了的东西，才能孕育出来，这个道理简单得就像必须要有爸爸妈妈才会有孩子生出来一样。当我们又去追寻世界的初始点时，我们又必须要有一个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的东西，因为只有依靠着他，世界才能第一次“生”出另一个东西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始终存在的东西，世界就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什么都没有，这样一来，“现在也不可能有事情存在了”。那么，我们也给那个给了世界“第一次”的始终存在的东西一个名字吧，叫做上帝怎么样？
四，还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序列。人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发现每一件事物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真、善、美。张家的女孩儿很漂亮，但是李家的女孩儿更漂亮，最后发现还是王家的孩子最漂亮。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完美的因子，这些有条件的真善美，都是和一个最高点的完美、无缺陷的完美相比较得出来的，阿奎那说：“同理，必定有一个最完善的事物，作为所有事物的存在、善以及其他完善性的原因，我们称之为上帝。”
五，最后，我们看到人人都在朝着某一个目标而前行；乐观的人们也总是能看到，世界也在朝着更好的未来发展；即使是无法思想的常春藤，也总是能循着阳光，找到往上爬的方向。然而，宇宙之所以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必须依赖一个有智慧的指挥者。没有了这个掌舵的，就像没有了射手一样，箭又怎么能自己飞向箭靶呢？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为自然安排秩序和找寻方向的存在者，他就是上帝。
听完了阿奎那的五个证明，你是不是发现“五路”的思路其实都是一致的呢？那就是把世界先想象为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人们从最小的一节入手，顺藤摸瓜，当你追溯到最终或者最始的时候，就能发现上帝的存在。
读过阿奎那的证明，你可能会觉得安瑟尔谟的思路似乎有些武断了。确实，阿奎那从生活中的事实和自然的事物中为自己的证明找寻依据，为“五路”垫砖铺石。相比之下，安瑟尔谟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公理”，再从中推导自己想要的结论。但即便如此，阿奎那的“五路，招致的批评也并不比安瑟尔谟少。
比如，人们提出这样的反驳，既然人们的善是因着上帝的最大的善而来的。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也有着随处可见的恶吗，那么上帝不是也要为最大的恶而负责呢？而且，从二维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一个因果的链条，我们可以顺着瓜藤找到上帝的存在。但是如果世界是三维的呢？那样因果的相承就不仅仅是一条链条了，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当瓜藤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向四处辐射的时候，上帝又藏在哪里呢？还有，为什么宇宙一定要有一个起点呢？难道我们不能设想宇宙无始无终吗？这样的宇宙一定毫无意义吗？最后，所有的第一因都被命之为上帝，但是这个上帝一定是基督教的上帝吗？我们不是只是给了他一个叫上帝的名字而已吗？
上帝的存在可以证明吗？
对于具有基督信仰的人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就像水要往低处流，太阳每天会从东边升起一样。正因为有上帝的存在，才有了这个世界，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圣经》早就把这一切告诉了人们。只有上帝是唯一真实而永恒的，被造的我们无不依赖着上帝的存在才得以存在，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对于基督教早期的哲学家来说，确实是如此的。他们都不认为需要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认为毫无疑问上帝存在，只是你不一定能找到上帝，人只有通过心灵的修养和虔诚的信仰，才能找到上帝。
然而，来到阿奎那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想要分清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阿奎那自己也认为，哲学和神学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虽然他们可以有共同的对象，比如上帝。但是哲学家用理性这把刀子去挖掘，而神学家则要依靠上天的启示。这是硬币的一面。在硬币的另一面，人们读到，“上帝只会赐福给努力实现自己自然禀赋的人”，什么是人的自然禀赋，就是智慧、理性的能力。阿奎那有一句名言：恩典并不摧毁自然，它只是成全自然。”换言之，这个时候，人们对上帝的求知欲和求智欲已经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了，大家不认为坐着等待上帝的启示是一种更加虔诚的行为。既然上帝给了人类高贵的智慧，那么，我们就应该利用这个工具更好地去看清这个世界，以及上帝。而且，也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得到上帝更多的启示。所以，理性应该被激发起来，去巩固信仰；哲学应该帮助神学，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对于阿奎那来说，上帝不言自明的存在，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多么虔诚的信徒。但是请注意，这是信仰的事情，是神学的事情，而不是哲学的。对于哲学来说，没有什么是现成的，一切都要经历理性的检验。既然如此，那么就让上帝来经受哲学的考验吧，我们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当然，大家都知道，无论如何证明，上帝总是赢家，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而已。
安瑟尔谟的方法已经被发现是不符合逻辑的了。阿奎那认为，从上帝本身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人根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我们只能说出上帝不是什么———上帝的本身是人无法了解的。我们看不到他，听不见他，即使幸运的人们感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启示却又无法言说。但是自然我们可以看到、听到，人们不是都看见鸟儿在飞、世上有善吗？既然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就让我们从上帝创造的这一切开始去了解上帝吧。阿奎那说：“上帝的存在，从上帝本身我们是无法认识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到的结果加以证明。”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已经读过了。
关于上帝存在的这道证明题，始创于安瑟尔谟，成熟于圣托马斯．阿奎那。当中世纪信仰至上的时代过去以后，休谟给予阿奎那那个设计世界秩序的上帝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最后，康德终结了这道证明题的历史。在他看来，上帝的存在，既不能用理性去肯定，也不能用理性去否定。关于上帝存在的这道证明题，其实是神学家错误担起的智慧中不可承受之重。
在康德的哲学世界里，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而只需要一个假设。他是怎样想的呢，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他的故事。
康德：假如上帝存在……
康德的哲学人生：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1uKant，1703年———1803年)，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大概就是关于他散步的故事了吧。哲学家的生活，一般都平淡、安定而有规律，他们的思想需要他们过这样的生活。可惜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哲学家的成就是否和生活的有规律成正比。假使真的是这样，康德会是哲学史上最有力的证明。曾经有传记作家这样写他：“康德的一生就像一个最规则的动词。”同时，他还是“一个从不与其他词搭配的动词。”
这个叫做康德的规则动词，最规则之处就是他的生活起居。晚年的时候，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几乎分秒不差地奉行，简直就像一只制作精良，最准确可靠的瑞士钟表：
5：00，佣人叫醒哲学家。这个钟点起床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康德也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激烈的斗争。所以他命令佣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把他唤醒。还好，历史证明，他每天都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接着，喝两杯淡茶，再抽一斗烟，准备去上课。据说，康德同时严格规定自己每天只能抽一斗，只是，当瘾头越来越大的时候，换上了越来越大的烟斗。7：00，去上课。课后，换上睡衣再回来书房看书、写作。
13：00，换好衣服，邀请友人共进午餐。康德喜欢和朋友一起吃饭，但这不是因为他喜欢热闹，而是他认为如果单独用餐的话，自己会不知不觉地又重新陷回哲学的思考当中，大脑无法得到休息，这样会影响健康。康德一生都十分注重养生，这种良朋知己、高谈阔论的粗茶淡饭，能让他暂时忘记哲学，回到生活并恢复精力。
饭后，15：30，开始他著名的散步。当他穿着灰色的大衣，拿着手杖迈出家门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必定随之响起。每次看到他出门散步的人，都要看看自己的表，把时间校准。宁肯不相信钟表，也要相信康德。不管晴天雨天，他每天都必定要散步一次，不同的只是，下雨的话佣人会带着雨伞跟在后面。这一条密密麻麻种着菩提树的小路，也因为哲学家每天的来临而后被命名为“哲学家之路”。只有一次，康德在读卢梭的《爱弥儿》时，因为实在太入迷了，为了一口气读完这本著作，他唯一一次忘记了散步。这样的散步同时也是一种养生，康德认为“散步使人感官彻底开放，神游四方，心驽八极，精彩程度堪比纵横世界的旅行。”只是散步不同于吃饭，这个时候康德不喜欢与人交谈，他认为开口说话会打乱自己散步的节奏。这个时候，他需要安静的思考，让自己重新回到哲学的世界之中。因为散步之后，一天剩下的所有时间，他都留给了哲学。他会回去看书、写作。晚上十点一到，规则动词会立刻上床睡觉。
如果说康德磅礴的创造力就是来自于这种规则的生活的话，那么有志于哲学的年轻人们，真的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了。只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当你成为足以影响整个人类的思想家的时候，这样规则的一生会让传记作家犯难，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讲。如果一定要写一本这样的传记，那么除了你的哲学思想史，实在很难挖掘到其他能吸引到公众眼球的东西。
康德就是这样，德国一位研究他多年的学者这样写道：“他的外在生活过得平稳单调。我们找不到一个他让同时代人十分激动的事件，也没有一次能够抓住后人好奇心的冒险行动。康德不像卢梭过着一种不稳定的漫游生活；也不像莱布尼茨与他同时代的所有大人物都有通信往来；不同于柏拉图或霍布斯，他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不同于谢林，他从未卷入布女人故事活。”
难怪海涅说康德“没什么生活故事。因为他既无生活，也无故事。”这样，想读他人生故事的人，或许只能去看看他的人生是如何的规则而又平稳单调的故事了。
康德1724年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歌尼斯堡城郊区。这个城市今天深以康德为傲，当然康德的伟大成就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个城市和伟人之间的缘分也让这个城市中的人们觉得奇妙非常。这个城市和康德是同龄的，康德出生的那一年歌尼斯堡才由三个城市合而为一。同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康德生于斯，死于斯，他一辈子几乎都没离开过本乡本土。甚至在他没有国家薪俸，只能依靠讲课费和给学生个人辅导为生的时候，他还是谢绝了埃尔兰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聘书，理由就是他离不开家乡和他熟悉的朋友圈子。中国人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寸步不离家门的康德，思想的领域却横跨宇宙，从浩瀚的星空到人类灵魂的深处，都留下了他思考的痕迹。康德规则动词式的生活和活力四射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不得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康德的家境贫寒，父亲是收入微薄的马鞍匠，母亲是皮匠的女儿。因为家庭贫穷的缘故，康德上学都是依靠亲戚、朋友的资助。尽管很困难，但这个孩子学习的天赋却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年仅16岁，康德就考入了歌尼斯堡大学，学费除了依靠亲戚的帮助之外，也有他当私人家庭教师挣来的钱。据他的同学说，还有通过打台球赢来的钱。这样的环境，大学读得恐怕不会轻松、浪漫。而更让人觉得惋惜的是，1746年康德的父亲突然去世，康德不得不离开大学，像当时所有贫穷的学生一样去当家庭教师，以此为生并养活家人。一直到9年以后，弟妹成人了，他才有机会重新回到他醉心的学问事业。
除了这些，家庭留给康德的影响还来自于信仰。康德的父母都是虔诚派基督教的信徒，这个教派教导人们要注重内心信仰的虔诚，要具有恬静、欢畅而与人为善的性格，要严肃对待生活并富有责任感。康德的母亲就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她看出自己孩子在读书上的天赋，尽管生活艰难，她还是坚持把8岁的康德送进了当时德国最好的学校之一———王室腓特烈学校，并希望儿子能修习神学，长大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神父。康德终生都深深地尊敬着母亲对待宗教的“真正”虔诚的态度，但是，他并不热爱自己的母校。这个被人们称为“虔诚派教徒旅店”的中学，以严格的宗教式规章制度来安排教学。康德小时候上的课程，大部分是宗教课和做礼拜，上下课都要祈祷，放假从不超过7天。虽然康德当年以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于腓特烈学校，但是他总是带着“惊恐和害怕”的心理回想起这个学校。一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一想起幼时那种奴隶待遇就会周身发抖，不寒而栗。”康德的哲学，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宗教的地位和意义，这是母亲所始料不及的，但其萌芽也许恰恰就是她坚持让康德去上的这个基督教中学康德曾经说过，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家庭教师会比他教得还差。但这也许只是他的谦词，因为他的学生都认为他还不错。而且，康德并没有荒废自己做家庭教师这一段不短的岁月，在此时期，他不仅掌握了社交的能力(要知道，他的主顾都是非富则贵的人家)，更重要的是，他发表了处女作《对活力的真实估量的思想》，内容是关于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的科学命题。年轻的康德明显对科学的兴趣大于哲学，22岁的他这样写道：“我已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应该阻止我继续走下去。”这个人生规划应该也是关乎科学而非哲学。
1755年，通过硕士论文的康德同时获得了歌尼斯堡大学的一个私人助教的职位，开始他长达41年的教学生涯。由于助教是没有国家薪金的，他的生活只能完全依靠学生的听课费。因此，这份工作对康德来说是“很费心的”，他每周平均要上16小时的课，为了多挣钱，有时候还可能多于20小时。一直到做了多年教授以后，康德才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买了舒服的房子，请了顺心的佣人。但是，规则动词对待钱的态度，和他对待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一如既往的严格、谨慎并守原则。据说他经常声称，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欠任何人的一分钱，“当任何人敲我的门时，我可以永远怀着平静愉快的心情说：规请进。心因为我肯定，门外站着的不是我的债主。”他甚至把自己终生不婚的原因也归结为经济所迫，“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却无力供养她，而当我能够供养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使我感到对她的需要了。”
如果他把规则动词的原则也用到授课上，那这样的课一定会很闷。幸好，康德没有。同样奇妙的是，规则动词的课生动有趣，他是一名很不错的大学教师。他上课总是风趣幽默，“经常插入一些笑话和即兴想法的自由的讨论，经常援引他刚看到的著作中的段落和提示，甚至趣闻轶事，却又从不离开主题。”他的学生成才的不少，德国启蒙大师赫尔德尔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回忆道：“每次回忆起少时结识一位哲学家并聆听他的讲座，我就充满感恩的欣喜。他教会我真正的人道主义……他的哲学唤醒了我的独立思考。我几乎从未听过更加卓越和打动人心的讲座。”
很少能有哲学教授能像他一样明白，他们的工作不是要去教学生哲学，而是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并用不带有成见的眼光去批判前人的思想。好的学者不一定会是好的老师，康德的著作常常让人无法相信他会是一个好的教师。实际上，课堂上的康德老师表现出来的热情、幽默、平易，以及生动而又精确的表达能力，只通过看他的书而了解他的人们往往是无法想象得到的。同时，康德学问之广、视野之阔，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学者难以达到的，他曾经教授过的课程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康德头上顶着哲学家的光环，让人们一直以为他只教授哲学。其实不然，他曾经教授过的学科很多很多，哲学类的有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自然神学和美学；和哲学还挨点边的有人类学、自然法、教育学；也有他年轻时候深感兴趣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了数学、物理、力学、地理、生物、自然法等等。和哲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他也教过，像碉堡建造和烟火制造术。没想到吧，即使不再可能成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百科全书，但也足以说明他的学富五车，博览群书。但是，这样优秀的老师，要当上教授也不容易。直到1770年，回校任职15年之后，经过多次申请，康德终于在46岁时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授。
有人说，按照当年人均寿命50岁来计算，康德绝对算得上大器晚成。还好，教授总算当上了，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康德还能做出什么更大的成就，毕竞他已经46岁的年龄了。而他在这个时候，一本重要的著作都还没写出来。更可怕的是，当上教授以后的康德，沉寂11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
今天，我们应该可以相信，这11年间，康德都在潜心研究他的批判哲学。因为他始终每天15：30，在“哲学家之路”上漫步沉思；更重要的是，这“鸦雀无声的10多年间”，最终孕育而出的《纯粹理性批判》，使得他最终得以名留哲学千古。这本书甚至还被认为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因为他新的思路，改变了西方哲学的走向。叔本华说，这是“欧洲有史以来写就的最重要的书”。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足以奠定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同时，《纯粹理性批判》也是最早用德文写就的哲学著作。在这之前，德国的哲学家都用拉丁文来写作。也许是由于刚开始使用这种语言，难免力不从心。这一本书刚出版的时候，人们对它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晦涩难懂，令人望而却步。一个读者写信抱怨康德：“读你的书十个手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指头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都用完了，一句话还没读完！”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一些，康德后来写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但是同样的艰涩难明。即便如此，人们仍然竭尽全力地大胆涉足“批判的荆棘小路”，因为每一个人都深信这一本书中蕴涵着的宏大高深的思想，远远走在了自己时代的前头。当时的欧洲到处都有人讨论康德，很快他就声名远扬了。后人曾经把康德的这本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比，“虽然能真正明白他们的人没有几个，但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们是天才”。还有人这样写道：“尽管有黑格尔、马克思、穆勒和尼采的著作，尽管后来又出现了弗雷格、胡塞尔、海德格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有比《纯粹理性批判》在近代哲学史留下更深刻印记的著作了。”
而后，康德陆续写就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终于成就了他完整的哲学体系。如果说我们上面讲过了《纯粹理性批判》已经足以让他不朽，那么三大批判的最终完成，让这种不朽接近完美。今天，学习哲学的人，无法绕开康德；要读康德，无法绕开三大批判。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康德与柏拉图和奥古斯丁一起并列为“永垂不朽的哲学奠基人”。曾经听过康德讲课的歌德也说康德“毫无疑问是最优秀的”，“他的教导影响细密绵长，渗入我们德意志文化的最深处……您即使没读过他一个字，也处于他的影响之下。”实际上，打开西方哲学史的书，你会发现，在康德之后，几乎每一个哲学家在开拓新的思路之前，都必然先讨论康德之路，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尼采、伯格森，无一不是。有人在他的启发之下找到了新的路径，有人声称终结了他的哲学，但是，没有人敢说，康德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三大批判，康德的著作还有《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道德形而上学基础》、《道德形而上学》和《完全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等等。人们常说，康德的人生就是他的著作。尼采也说，康德的一生，就是“一个脑袋的故事”。也许是注重养生和规则生活的关系，康德在他的时代，算是极其长寿的了，他活了80岁。在这个80年中，他完成了53部著作。所以，要写他的传记，说好写其实很好写，他的一生无非就是三件事：读书、教书和写书；外加一个原则，规则动词、不与别的词搭配。
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的故事仍然是关于他的哲学书。1804年2月12日，弥留之际的康德，他的学生赶来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一个学生把他的三大批判巨著摆在了他的床头，希望这能让他满怀自豪地得到安息。然而，康德忽然泪流满面，他说：“如果把这三本书换成一个孩子，该有多好啊！”最规则的动词最后的遗憾竞然是无人搭配，让人感到人生是多么的无奈。
康德被埋在了歌尼斯堡城教堂的教授墓地里，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愈是经常不断地进行思考，两个事物就愈是以新的赞叹和敬畏充溢我的情感，这就是，我头顶上的星辰密布的天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这句话是他自己写的，来自于《实践理性批判》。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找寻康德的“上帝”。
三大批判：
星空(自然)与道德，这就是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在晚年的时候，回顾自己一生的哲学反思，他把它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当思想更进一步，这三个问题又浓缩为：人，是什么？在康德的哲学当中，自始至终，你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人的关怀，而这种关怀表现得最深切的地方，就是他对道德与宗教的反思。对于康德来说，人、道德与宗教才是真正浑然天成的“三位一体“，不可分离。他说：
没有人，全部的创造将只是一片荒蛮、毫无用处、没有终结的目的。
只是在人之中，在道德律能够适用的个体的人之中，我们才能发现关于目的的无条件的立法。因此，正是这种立法，才使得人能够成为整个自然界都合目的地服从的终结目的。
因为他的三本巨著，康德的哲学主题也常常被归结为“三大批判”。
首先自然是《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里，先要经受洗礼的是哲学史上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对于康德来说，无论是安瑟尔谟、圣托马斯．阿奎那还是笛卡尔，所作出的证明都是他无法接受的。阿奎那也曾经和康德一样，对前人交出的答卷感到不满意。因此，阿奎那提起笔来重新做了一次这道证明题。但康德不这样，他并不打算续写这个哲学史上延续近千年的证明，相反的，他要终结它。因为在康德的世界之中，人的理性虽然是尊贵的，然而其能力也是有界限的。像上帝存在，宇宙，自由，灵魂不朽这样的概念，超越了人类理性所能解释的范围。所以，人类既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亦无法证明上帝的不存在。这道证明题，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理性固执地非要去跨越自己的能力范围，试图对类似上帝存在这样的问题做一次证明，那么，你会发现，你将得到一对彼此矛盾的正命题和反命题(例如上帝存在与上帝不存在)。而这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都可以得到证明，上帝存在和上帝不存在都有可能。理性在这个时候就陷入了“二律背反”，从而否定了以上对任何一个命题证明的有效性。因此，这样的证明题，没有必要再做了。
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上帝。然而这样的困局如何打破呢？你可以期待《实践理性批判》。在这里，康德说，理性虽然不能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道德可以。道德的最高理想是至善，而且，人类总是抱有这种追求至善的理想，期待至善的道德能成为引领自己行为的准则。为了让人类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善良的人，有美好情感的人，我们需要一些假设，假设意志自由假设灵魂不朽假设上帝存在！这三条康德称之为道德公设，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它们，但是每一条都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它。人要以理性去实践道德的话，便自然需要上帝的存在。既然如此，为了道德的完善，在无法确知上帝是否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公设”上帝存在。
如果说“第一批判”讨论了“真”，而“第二批判”讨论的是“善”，那么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接着康德要解答的是关于“美”的问题。在《判断力批判》当中，康德说人在欣赏美的时候，往往都会油然产生一种不朽的感情，赞叹美自然就会期待美的不朽。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美”，大自然的“美”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人们在欣赏大自然的雄伟壮丽之时，自然地就会产生一种对至高创造者的一种感悟。期待美的不朽，期待自然的不朽，也自然期待至高创造者的不朽。而这个至高的创造者，西方人习惯把他称之为上帝”。
综上，成就了哲学史上一段伟大的体系。
沿着前人的道路：
就在康德踌躇满志地要开始自己哲学之路的时候，他很快发现了近代哲学的困境。近代的哲学家分裂为两个派别，唯理论者强调人的理性是所有知识的基础，笛卡尔高呼我思故我在。而经验论者却偏偏又说，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都是从感官而来的，所以贝克莱会说，存在即是被感知。在康德之前，唯理主义在欧洲大陆，经验主义在英国，都纷纷涌现了属于自己的哲学家。但它们最终都陷入了困境的秘密，也早被人“怀疑”了。
最早发现这个秘密的，是来自于英国的怀疑论者休谟。在康德筑建自己批判哲学的路途中，有两位前人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一个就是休谟，另一个则是来自于法国的启蒙哲学家，富有浪漫色彩的卢梭。
休谟的哲学，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自己的著作之中，康德总是毫不掩饰地谈到休谟对自己的影响，他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休谟指给康德的是怎样的方向呢？我们先要了解，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是：对于世界，怎样的知识才是确定无疑的？是感官所认知到的那些，还是理性所推论到的那些呢？带着同样的问题，唯理论和经验论从不同的路径出发。但最终，殊途同归，他们找到了大家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他们都深信来自于人类理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然而，这样的共同信念在休谟的怀疑之下化为乌有。因为休谟怀疑的触角，不仅仅伸向了传统的知识：形而上学中高高在上的各种概念，实体、心灵、上帝，多少先哲为之耗尽毕生的心血智慧，然而休谟说，你对这些东西能有任何感觉吗？如果没有，那么从中得到的知识我是怀疑的。同样地，对于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休谟也是怀疑的。自然科学，无非就是在寻找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知识。然而，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明天它就必然从东边升起吗？因果律可以确信无疑吗？难道它不仅仅是人心依照习惯而生的信念而已吗？既然如此，那么建立在因果律基础上的自然科学知识，又如何能让人深信不疑呢？对于新兴的自然知识，休谟的本意是为了改善现有的知识，然而，他的诘难所带来的破坏力量，也许是他自己也所料不及的。在他的怀疑之下，由于习惯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并不见得比宗教含有更多的合理成分。难怪康德要说，休谟将科学这条巨船弄上岸边，任其烂掉。
然而，即使休谟烂掉了自然科学，他的怀疑却启迪了康德，让他一下子捉住了当时哲学的瓶颈，并深入到了关于人类知识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全力以赴投入到休谟诘难的过程之中，康德开始了自己的批判之路。
如果说休谟启发了康德的“求真”之路，接下来，卢梭的影响就在于“求善”之途了，卢梭让他成为了一个道德学家。
你肯定还记得，为了一口气读完卢梭的《爱弥尔》，康德人生唯一一次放弃了雷打不动的散步。而且，从此以后，他的书房里多了一幅卢梭的肖像，这是他在书房墙壁上的唯一装饰。康德几乎读完了卢梭的所有著作，他常常说，他必须且有必要将卢梭的著作一番彻底的研究，直到完全领会，把握了其中的真谛，并达到可以无穷回味的程度。
如果你了解这两位哲学家，你会发现，这是风格、性格都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如果说康德是一个“规则动词”的话，那么卢梭则恰恰相反，他饱含着激情并富有浪漫气息，对于哲学，他听凭心灵的自由去支配思想。有人这样描述他：(卢梭)无情他废黜了理性，拋弃了文化，以一个浪漫的叛逆者身份，借自身的激情去戳穿他在自身周围看到的一切文明成果，诅咒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把蛮荒时期的原始生活理想化。
既然如此，康德到底在卢梭身上看到了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过去认为唯有知识能够造福于人类，所以我以有知识为荣，鄙视那些无知的人们。是卢梭纠正了我的偏见，教会了我尊重人。”
确实，卢梭启发了康德用一种不同于同时代人的视角去看待哲学。在卢梭生活的年代(十八世纪)，哲学家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理性高唱赞歌。而卢梭却偏偏要说人的真正本性不在于理性，有教养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因此而高人一等。人的真正本性在于人所共有的良心。良心是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你造成人的天性的优越和人的行为的美德；若是没有你，我在心中就感觉不到任何使我高于禽兽的东西了。”于是，从卢梭那里，康德意识到，人的本性并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精神特权，具有多少知识与人的道德和价值并没有关系。有知识的人并一定就是有德性的人，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是有德性的。换句话说，人的道德并不是建立在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之上的，而道德才能让人真正找到人生价值所在。
于是，康德改变了自己的哲学方向。他不认为哲学应该高高在上，空谈理性。相反的，他希望建构的哲学是一种能从根本上关怀人的哲学。他认为哲学是要属于人的，是必然与人性相关的，哲学应该是一门关于人如何成为人的学问，是一门关乎于人的最高的神圣职责的学问。因此，像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一样，康德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他和同时代的哲学家唱着反调，他不急着去追寻哲学的求智之路，而是转向了哲学的求德之途。爱智之学，其意义不仅在于爱知识，还要找到如何更有德性地生活的智慧。
康德充满敬意地把卢梭比做哲学中的牛顿，他说，正如牛顿第一次在以前认为无规则可循的纷繁复杂的自然中发现了秩序与规律那样，卢梭在更为复杂万端，变化莫测的人类中，首先发现了隐遁着的共有天性和秘密原理，用这种原理去观察纷繁驳杂的人类，就可以洞察人生宇宙的奥秘，确立人生在世的真义。
于是，沿着休谟的道路，康德限制了知识和理性的能力。当它们意欲跨越自己的界限，去涉及类似灵魂、上帝这样的概念之时，康德宣告其无效。然而，沿着卢梭的道路，康德又把上帝留给了信仰。为了人更有德性，为了找到一种道德的生活，上帝必须存在。但我们又说过了无法确知他是否存在，那就让我们假设上帝存在吧。
把上帝还给信仰：
在康德看来，人类的理性就是一个规则严明的王国，各种概念要进入这个王国，成为合理合法的知识，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制度。这就像现代国家的出入境管理一样，进进出出的人都需要护照登记。如果有不合法的概念，例如上帝呀、无限呀、自由意志呀，漠视出入境管理制度，强行进入了理性的王国。那么，它很快就会发现，他在这个王国找不到立足之地。因为当你用这些概念去组合一对正相反对的命题时，你会发现，每一对相反的命题都合乎逻辑，都能得到理性的证明。这就是康德大名鼎鼎的二律背反理论。
相同的道理，当人类想要借助理性去证明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话，也同样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境地。既可以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也可以用理性去证明上帝不存在。对于理性而言，上帝存在和不存在，这两者都有可能。如此看来，上帝无法成为理性王国里的合法公民，想要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康德要把上帝从理性的王国之中驱赶出去。
然而，如果你因此认为康德是无神论者，那么你就弄错了。他的话只是说了一半，用理性驱逐上帝，是为了给上帝找到一个合法的信仰空间。对于上帝这样的概念，经验派不上用场，看不见摸不着；理性也派不上用场，会形成二律背反。那么，上帝该去向何处呢？康德说，既然知识和理性都无法证实上帝的存在，就让知识让位给信仰。到这里，人们终于看出了康德的真正用意，“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
更进一步，康德接着说，人为什么需要宗教呢？他让我们从简单的事实开始想起，是因为人类都还不够成熟，需要像父亲一般的上帝，全能全善地护佑我们吗？还是人类的欲望实在太多，今生无法满足的，希冀着在遥远的彼岸实现未竞的念想呢？康德说，这些显然都不是宗教存在的本质意义，因为这样的想法无一不是人的自私自利的想法，与宗教的神圣、庄严毫不相称。宗教表达的是对善、对自己道德潜能的纯真信仰，是人的一种善良的生活方式，是人为了达到内心的完善而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真正的宗教是与道德分不开的，只要是你选择了宗教，必然要选择某种德性的生活，宗教的本质在于道德。
既然如此，为了维护道德，激励人们为善的勇气和信心，培养社会爱善、向善的情感和习惯，即使我们不得确知上帝存在与否，那我们也要假设一个上帝存在着，同时设定人的灵魂不朽，并有自由的意志。此谓之道德公设。苏菲读到这里，恍然大悟道：“这么说(康德)所做的和笛卡尔是一样的。首先他怀疑我们所能理解的事物，然后他从后门把上帝走私进来。”(《苏菲的世界》)
也许你要问，为什么设定一个上帝，就能保证人们能过上德性的生活呢？康德会这样回答你，这是因为人们必须要确信，他追求至善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而与此同时，背离了善而放纵于恶的人，也必将会受到惩罚。唯有这样，人们才会有向往善的动力，才有信心，才有希望。一个全能的上帝可以满足他这一点要求，上帝会看透世上一切的公与不公，上帝还会公允地对为善与为恶的一切给予回报与惩罚。即使今生无法做完这一切，来生、来来生，只要你相信，上帝始终会给好孩子带上红花，让坏孩子打上交叉。只是至善是如此地难为，人生又是如此的短暂，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又能有多少人能达到至善呢？而且，上帝是如此的繁忙，万一他来不及给我带上小红花，那我毕生为善的努力不是化为乌有吗？所以，除了上帝，我们还必须假设人有不朽的灵魂。除了毕生的努力，在百年之后也可以为善作出毕死”的不懈追求。最后，意志自由也是必需的，人们只有相信自己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他们才会为自己选择为善而非恶而感到自豪，他们才能相信靠着自己不断地战胜恶的念头，最终他们会成为最善良的人。
到这里，上帝的秘密都说出来了，康德把他归还于信仰，设定他为了人类的德性生活而存在着。
康德留下的遗产：
“三大批判”为康德带来的盛誉，也许是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他先是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和嘉奖，他分别在1786、1794、1798年入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意大利西恩科学院院士。接着，即便他说着极其艰涩的德语，他还是折服了整个欧洲；即便他讲着极其精深的哲理，他还是引起了普遍民众的注意和强烈反响，整个普鲁士都为之而感到自豪。据说，当时的普鲁士，如果有谁声称不知道康德，人们是会深深为之感到惭愧的。小姐和太太们的牙床和梳妆台上也要放一本《纯粹理性批判》，以之为风雅之事。
小姐和太太们对康德哲学的热情基本是从流行书刊而来的，他们应该不会去读《纯粹理性批判》的原著，因为这实在太难读懂了，远远没有舞会和下午茶轻松有趣；同时，理解康德哲学，对于太太们的社交没有太大的帮助，要赢得在社交界关于康德的话语权，了解哲学家如何规则生活的故事，也许会更有效。
不仅太太小姐们读不懂，当《纯粹理性批判》刚出版的时候，读哲学的人也没有几个能明白康德到底在讲什么。也难怪这本“当时欧洲所写出的最重要的书”(叔本华)刚出版的时候，康德吃惊地发现他的书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连他翘首企盼其评判的门德尔松也无可奈何地把这本“令人绞尽脑汁的书”“搁置一旁”。他的大学同事，关系最好、最了解他的人，也忍不住遗憾地说“连职业哲学家都抱怨这本著作晦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以至于“即使对绝大部分学有专长的读者来说都像是完全由古埃及象形文字组成似的。”幸好，康德一直坚信“一大堆完全陌生的概念和更不习惯的新话语必然会造成的最初昏眩一定会消失”，不然遭到冷遇的他可能就没有信心写完接下来的两部“批判”。更幸运的是，职业哲学家，爱读书的人，最终还是在这座哲学的迷宫之中找着了门道。有人能读了，自然很快就有人发现了这本书之中藏着的“黄金屋”。
接踵而来的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各种盛誉了。57岁才来的成功，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也许更好。对于各种赞赏、夸耀、吹捧以及打压，这个时候的康德都可以淡然处之了。所以，喧嚣之下，他仍然能静静地坐在书斋里，一本接一本地写着“批判”。否则，今天的人们可能就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批判”体系了。并不是每一个哲学家都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哲学为人接受，引起回响，甚至还深深地影响了新的一代思想家。然而康德看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非常幸运的。
在康德之后，如果有谁想要走入哲学的殿堂，就不得不先经过他的浸染。今天，有人把他的哲学比作一个蓄水池，前人的思想汇集于此，后人的思想则从中流出。也有人将他的哲学比作一座桥，想入哲学之门就得先通过康德之桥。叔本华也说，康德的书是哲学启蒙的必读书，“想当哲学家，首先须得做康德门徒。不知康德者，只能算个蒙童。”
康德哲学之所以有如此的启蒙意义，首先是因为在他的批判哲学体系之中，思辨的触角深入到了哲学的最根本原则之中去。古希腊人一开始讨论哲学，就先说明这是“爱智”之学，何谓“智”，其实就是后人常常说的理性。在康德之前，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这个理性是哲学之中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的思辨遍及宇宙万物，唯独忘了这个理性。“爱智”之中，却无于“智”之虑。康德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哲学深入到了理性批判的程度。他告诉后来的人们，一当你走入哲学，理性就是你开垦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你开始哲学的思考之前，请先把理性本身考虑清楚。否则，也许你会掉入独断论的迷潭而不可自拔。所谓“纯粹理性批判”，“批判”可以理解为分析，并审核理性的适用范围。假设你要生产毛巾，那么，在投产之前，你必须保证你的生产线是可以、并能够生产毛巾的。如果用制造汽车的生产线来生产毛巾，那只能是白搭。同样地，在开始哲思之前，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思想工具———理性———的适用范围作审核。如果缺少了这种审核，人们就无法保证任何哲学思想的有效性。
于是，康德首先在自己的哲学之中贯彻这种理性的“批判”。在对理性作出了详细的审核之后，他找到了他必须要做的第二件工作，那就是为理性划界，规定它的适用范围。“现象界”是理性的地盘，他的地盘他做主。然而，理性必须乖乖呆在自己的地盘里，一旦出界，干涉了“本体界”的事务，就必定会遭到“二律背反”无情惩罚。
这就是康德的“圈地运动”。把“现象界”留给理性，是为了把自由、道德和上帝还给信仰。如此一来，各有归属，大家就可以互不干扰。康德用划界的方法来打破了近代哲学的僵局，解开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执，告诉人们理性应该如何在服从自然法则的同时保持自由。康德为近代的哲学指引了一条道路，使哲学走出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困境。苏菲的哲学老师说：“哲学史上的一个纪元于是随着康德而结束。”
康德的结束很圆满，从他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辉煌可以为证。
康德去世的时候，留给他姐姐和妹妹的孩子21352塔勒的遗产。这是一笔不小的钱，毕竞他已经做了25年的哲学教授了，最后还成为了同时代中最伟大的哲学家。自然，谁都知道更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后人这样评说康德留下的财富：
一个人死了，他的思想还存留着。思想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他唤起别人的思想，他变成了许多人的财富。思想在深入，它发掘出现实的新层次，使它们服从于这样一些人的意志和理性，这些人生活着，敢作敢为，担负着责任。这位哲学家之所以将永垂不朽，就在于他有幸说出了已经听到的，已经理解的，已经把握的，已经实现的东西。
是谓之不朽。
伏尔泰：造一个上帝出来
伏尔泰的哲学人生：弗兰苏阿．马利．阿鲁埃这个名字你会觉得陌生，但是伏尔泰你肯定听说过。其实，这就是同一个人，伏尔泰是阿鲁埃的一个笔名。由于思想的激进，为了躲避专制势力的迫害，阿鲁埃一生曾先后用了一百多个笔名。其中，“伏尔泰”是人们最熟悉的一个。
伏尔泰(V01taire，1694年—1778年)，4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灵魂和领袖，他除了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之外，同时还是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人们盛誉他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雨果在谈到伏尔泰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伏尔泰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他在流亡英国期间，感受到英国在出版、言论和信仰的自由与宽容时的有感而发。现在人们可能感受不到这句话的震撼力量，然而，这在他的时代，在他的国家，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辞，刚一出现便注定要成为自由、民主的一面旗帜。今天，自由和民主的精神能成为人类的一种共识，与他们的启蒙息息相关。难怪时至今日，伏尔泰仍然为世界上一切捍卫自由、追求民主的人们所崇敬。
1694年，伏尔泰在巴黎出生。祖父是呢绒和皮革的商人，父亲弗郎索瓦．阿鲁埃是巴黎夏德荚区法院的公证人。伏尔泰家境富裕，但他们是社会的第三等级。在当时的法国，人们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前两个等级，不需要纳税，却能享受税金和其他的优越特权；而第三等级，只有工作的权利，并且还要缴纳税金。这样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不同等级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由三个等级间的矛盾激发而起。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伏尔泰从小得以接触到社会的上等人，从而让他得以亲身感受到这种身份的悬殊，这对年轻的伏尔泰颇有影响。他后来曾经对朋友说：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撒下革命的种子，尽管我自己未必成为革命的见证人，但它是必然要到来的。”伏尔泰一生经历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王朝，感同身受触发了他的思想，让他深刻地预见到了革命的不可避免，也促成了他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路径。
1764年，16岁的伏尔泰进入大路易中学念书，这是耶稣会办的一所贵族学校。中学的老师对这个天资聪颖的学生印象很好，但是伏尔泰却不喜欢这所学校的教育，他厌恶宗教方面的课程，喜爱文学，这期间他的文学天赋已经显露出来了。1711年，终于结束了中学的课程，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父命难违的伏尔泰又去读了两年法律，并在毕业后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做见习律师。从事法律工作的这一段时间，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国当时的社会危机，以及各种解决危机的思想方案，这对青年伏尔泰深有启发。当初，父亲让伏尔泰选择法律，是因为律师有稳定高额的收入。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没有错，伏尔泰的一生赚取了不少的财富，这些财富是让他能安安静静地做学问的一个基础。而这几年间积累下来的法律、金融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于一个哲学家研究生财之道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让伏尔泰爱上律师的工作，他还是坚持自己早年立下的志愿，以文学为毕生的追求。
于是，从1714年开始，伏尔泰开始写诗，诗歌的内容多以讽刺王朝的荒淫奢侈为主。这终于给他带来了麻烦，1717年，他写了一首叫做《幼主》的诗，因为在诗歌里嘲笑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伏尔泰被逮捕并关进了著名的巴士底狱。这是他第一次进去。不过入狱一事对于伏尔泰似乎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就全身心开始了他的文学工作。在狱中的11个月间，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史诗《亨利亚特》和一首诗《巴士底狱》来述说自己的处境和心声。出狱后不久，他开始用“伏尔泰”的笔名，并出版了一部悲剧著作《俄狄浦斯》。不久，《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把他投到监狱里去的奥尔良公爵也因此赐给他1200法郎的补助金和一枚金质奖章。年仅24岁的伏尔泰得以名闻天下，并在余生的60年间，由于他不懈的努力，一直充当着法国文学中的最重要角色。而他和贵族间的恩怨也从此开始不断上演。据说，伏尔泰在出狱以后，跑去跟奥尔良公爵说：“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衷心地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可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操心啦。”
然而遗憾的是，公爵很快又不得不为他“操心”了。文学上的才华，让他成为了当时法国最优秀的演说家，但是一些法国贵族人士认为即便如此，作为一个平民，伏尔泰应该更谦逊一些。年轻的文学家当然不服气了，于是这导致了伏尔泰和贵族罗昂骑士之间的一场公开的论战。伏尔泰在论战中以智取胜，使对方瞠目结舌，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的骑士终于指使一帮恶棍突然殴打了伏尔泰，并再次把他投入了巴士底狱。最终，伏尔泰答应了离开法国的条件才得以出狱。他因此而流亡到了英国，这对于伏尔泰来说，又是他追寻自由的另一次转折点。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大部分都到过英国，那时候英国在哲学、科学各个方面都比法国开明先进。法国的思想家们在英国受到牛顿科学体系的吸引，同时也受到洛克哲学的启发。在英国那两年，伏尔泰学着英文，慢慢看懂了洛克、培根、牛顿和莎士比亚等伟人的作品，并和当时英国主要的思想家都结下了友谊。凭着他敏感的思想触觉，他深入地了解了英国当时的哲学、科学和政治，对于法国传统的权威意识越来越无法认同。其中英国民主的政治制度让他感慨良多，一个传记作家写道：“他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民主和个人的自由与伏尔泰在法国所知的政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有哪一个英国贵族能发布一项密令来匆匆把伏尔泰投入狱中。如果以某种非正当理由而把伏尔泰拘留，那么一份人身保护令就可以使他立即获释。”
伏尔泰在英国期间写下了不少著作，文学的哲学的都有。回到法国以后，1734年伏尔泰出版了他的不朽名著《哲学通讯》，又称作《论英人书简》。在这本书里，他热情地介绍他在英国的见闻，歌颂了英国哲学家洛克和科学家牛顿的思想。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由于书中带有批判法国社会制度和宣扬唯物主义制度的思想，这本书刚一出版就被法国政府下令烧毁。为了逃避迫害，伏尔泰只好再次亡命荷兰。
1729年，伏尔泰写完了另一部史诗作品《奥尔良少女》。在这本书里，他塑造了法兰西女英雄贞德的形象，这是他著名的讽刺宗教的史诗。之后，他找到了一处躲避麻烦的好去处，那就是他的女友杜．夏德莱侯爵夫人的西雷城堡。伏尔泰在这里居住了14年，在这安宁的14年间，他终于得以开始自己关于哲学的思考。在城堡里，他写下了《牛顿的哲学》、《形而上学论》等著作。其中，《形而上学论》是伏尔泰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本阐述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著作。1749年，侯爵夫人的逝世，这给伏尔泰带来很大的打击。而恰好在这个时候，德国弗里德利克大帝邀请他去柏林，他决定离开西雷城堡前往普鲁士。
伏尔泰在普鲁士的皇宫里度过了3年的时光。起初，他与同样才华横溢的皇帝相谈甚欢，成为宫中的宠客。但是很快地，伏尔泰就认识到把推动启蒙运动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皇帝身上实在是一种空想。两人最终发生口角，1753年伏尔泰离开了普鲁士。
离开普鲁士以后，伏尔泰来到了日内瓦，在城外买下了一套豪华山庄，并把原名圣约翰改为德利斯。原以为在这里可以免遭法国国王和普鲁士国王的迫害，但是他的思想实在是太激进了，关于自由的见解甚至使他在中立国瑞士的处境都难免危险。不得已，伏尔泰只好在1758年再次迁居到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凡尔梯。因为地处边境，当政府找他麻烦的时候，他可以有两个逃跑的路线。他在这里居住了20年，与整个欧洲的启蒙领袖通信。有人统计过，伏尔泰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信件有一万多封，和他通信的有七百人之多，他们高谈各种社会变革，阔论启蒙思想。伏尔泰的才华和努力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名字在整个欧洲大陆回旋。
1788年，路易十五去世，83岁高龄的伏尔泰得以返回巴黎。这次回归无疑是凯旋般的，巴黎全城轰动，人们对他的欢呼和致敬远远超过对帝王形式上的礼遇。人们还亲切地称呼他为“伟大老人”，对哲人的接纳和尊敬同时也代表着启蒙思想的真正生根发芽。登门求教的仰慕者骆绎不绝，其中还包括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巴黎剧院演出了他新写的悲剧《伊兰纳》，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了他的大理石半身像，并为雕像举行加冠仪式。这是伏尔泰一生事业和荣誉的顶点。
同年，伏尔泰就在巴黎逝世了。据说他在逝世之前，一位牧师自作多情，走到他的床边，为他祈祷忏悔。但是，顽固的哲学家非但不领情，仍然追根究底，盘问牧师道：“牧师先生，是谁叫您来的？”“伏尔泰先生，是上帝派我来的。”“那么，您拿证件给我看看，我要验明正身，以防假冒。”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总之由于他对天主教会激进的批判，教会拒绝为他举行葬礼。伏尔泰先是被葬于香摈省一个小礼拜堂内，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把他的遗骸运到巴黎著名的先贤祠重新安葬，当时他的灵车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
那么，如此为人们所尊崇的一位哲学家，到底说了什么话，让宗教拋弃了他呢？失却了宗教的信仰，他的“上帝”又是什么呢？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哲学中找到答案。
启蒙运动：
在我们谈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时，我们讲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整个中世纪时期，教会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类的理性精神受到了压抑。到了近代，人们从对宗教的绝对信仰中觉醒，急忙从教会的束缚和非理性的信仰中挣脱出来，开始自由、独立的思索。所以，谈到近代的西方哲学，人们总是说它是“在思想和行动的领域里人类理性的舒展。”
理性的舒展，肇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后继者举着文艺复兴的精神旗帜继续走到了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而英、法两个国家的政治、社会革命也不外乎是理性舒展出的一枝。回到哲学，伟大的大陆唯理体系和英国经验主义，以及它们的各个流派，又为理性的舒展鼓了一把劲，独立思想的精神渐渐但又实在地改变了哲学家的大脑。但是，新的观念还必须要在民众中传播，让他们接收并接受，才能最终改变整个人类的思想面貌。
十八世纪执行了这一个普及理性的任务，它因此而在人类思想史上留名，人们称之为启蒙运动的世纪。“启蒙”的意思是用光明驱散黑暗，以理性来替代蒙昧。人们一旦从信仰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他们(就)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对于科学来说，启蒙的世纪是一个发现了原理的世纪；对于哲学来说，启蒙的世纪是一个找回了世界观的世纪。从前，人类匍匐在上帝的脚下，乞求上帝的护佑。而启蒙的世纪，人类想要把一切问题交由自己解决。如果真的要感谢上帝的话，人们会感谢他赐予我们理智。人们只对理智充满信心，人们力图用自己的理智去理解和阐释整个宇宙以及人类的生活，用理智去寻求自由和独立。
启蒙世纪的哲学，仿佛又回到了古希腊的家园。它走出了哲学家的书房，像苏格拉底一样，来到市场里聆听大众的智慧。经院哲学那些深不可测的语言也遭到了拋弃，哲学家们努力寻求着一些能让大众听得懂的词来讲述他们的思想。启蒙运动先起于英国，继而遍及整个欧洲。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最典型，其中又以在法国表现的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我们的主角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泰斗，除此之外，卢梭、拉美特利和狄德罗的名字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德国这个思辨的民族，康德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启蒙精神代表。回到英国，作出卓越贡献的是洛克。天赋人权、立宪政府、反对暴政，这些在今天仍然响亮的口号，就是来自于十七世纪洛克的政治哲学。他的思想，甚至引领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和美国的独立革命，美国《独立宣言》就大段地引用了他的《政府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思想家，几乎都是在洛克思想的引领下开始了“启蒙”的思考。
思想家们相信，启发了大众的蒙昧，就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这种蒙昧，来自于宗教的迷信和皇权的专制。而一旦人的理性发达了，人性也会随之有更大的发展，所有非理性的行为和愚昧的做法迟早都会被“文明”的人性所取代。同时，启蒙思想家们又认为，理性都是平等的，这并非是社会精英的特权；而人性是善良的，人生首要追求的是此生的幸福，而不是宗教所许诺给我们的来生的美满。至于如何才能达到此生的幸福呢？思想家们让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科学，而不是虔诚的祈祷，知识和科学才是最可靠的力量。
宗教已经成为了标靶，信仰又如何处之呢？启蒙思想家们说，宗教必须谋求与理性的和谐共处。宗教上不合理的教条和教义要去除，耶稣的教诲本身是一种智慧而不是某种强权。启蒙时代出现了很多唯物主义者，但大部分的思想家还是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的理由仍然和阿奎那相似，这个世界如此地井井有条，如果没有上帝的安排，无法解释。但是，他们信仰的“上帝”已经和阿奎那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上帝在时间之始创造了这个世界，给了宇宙一个启动的力量，为自然设置了法则和规律，让他们依“法”演进。而在这之后，上帝就撒手不管了。他隐藏在大自然的身后，只让人们通过自然的规律来认识他，上帝不会用任何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显现。人格化的神灵，宗教的许诺，这一切只能是虚幻。
这样的上帝，我们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就读到过了。人们往往称之为“哲学的上帝”，这个“上帝”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给了宇宙一个最初的推动。而不像“宗教的上帝”那样，生老病死、吉凶祸福通通揽在手里。启蒙思想家们相信，只有信仰这样“哲学的上帝”，人类的理性才能得到舒展。
宗教是理性的大敌
当你打开伏尔泰的书的时候，你可能很快就会被他的语言所俘虏，不管是哲学的著作，还是文学的著作，你都能感受到来自他的文字的魅力。要知道，他是18世纪公认的语言大师。他的文字简洁、明快，常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拆分清楚别人十几页纸才能论辩清楚的问题。文学家的功底让伏尔泰的哲学作品也独具风格。他常常把他写讽刺诗的本事带到哲学中来，总是用最尖酸刻薄的话，最灵机一动的嘲讽让他批驳的对象威信扫地，哑口无言。有人曾经问伏尔泰，什么是形而上学”，他就说：“如果听话的人听不懂人家在对他说些什么，说话的人也不懂自己在说些什么，那么这就是形而上学了。”
文学家的气质，往往也能让他的批判更富有激情。这在他对天主教会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他无比愤怒地把僧侣们看作为“两足的禽兽”，“反复无常的小人”，“文明的恶棍”。在他看来，需要批判的不仅仅是信仰的非理性，更罪恶的还有迷信的非人性。因为人一旦陷入了迷信，就会扭曲了人类本来就具有的理性。
伏尔泰说，“神”完全是教会的欺骗和人们无知的结果。人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如果不受“欺骗”，小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是“神”。所以，宗教(他指的是天主教)就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的基础上的”。既然都是谎言，伏尔泰轻蔑地嘲讽宗教，“十二个人建立的宗教，只要一个人就能毁灭他。”
启蒙启蒙，启发的就是理性之蒙。而理性又是科学的一把锄头，高呼理性，就是为了攀到科学的更高峰。而所有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被讽为无稽之谈。于是，最先撞到枪口上的，自然就是《圣经》里的各种神迹。在伏尔泰看来，什么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诺亚方舟为世界留下了生命这些故事，都只能是一些传说或者神话，而绝对不可能像教会所说的那样，是人类的历史。而如果真的要谈历史的话，天主教的历史决不会清白，每一页上都沾满了人类的鲜血。伏尔泰给叶卡捷琳那二世的信上，又讥讽《圣经》说：“自从这位神圣处女的儿子逝世以来，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人因为他而被杀害呀。”至于宗教裁判所，近代以后，人们对它的印象仿佛就是迫害科学家的地方。伏尔泰自然不会放过宗教裁判所，他说：“拦路抢劫的强盗仅仅抢劫你的财产，但是宗教裁判所却夺去你的一切，直到你的思想，甚至使你化为灰烬。”而且，据说伏尔泰会在他的每封亲笔信中写上“EraseZItinfame”作为结束，意思就是要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而对他来说，这个臭名昭著的东西首要的就是宗教的偏执和狂热。
如此看来，宗教是被伏尔泰置之于死地了。看到这里，也许你会想，那他的思想必然是走向我们所熟悉的无神论了。
然而，他是吗？
自然在高声告诉我们，上帝存在
伏尔泰不是无神论者，他反对宗教，但是他也不满意无神论。关于上帝，他有两句名言流传至今，其中一句就是：整个自然都在高声地告诉我们，上帝是存在的。
他刚刚不是才说，“神”是一种欺骗和无知的结果吗？为什么转眼又说上帝存在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解开矛盾的秘密在于“自然”二字。伏尔泰想要说的是，上帝是存在的；然而，上帝不是以宗教所说的那种方式存在着，而是以某种自然的方式存在着。
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哲学的上帝”吗？伏尔泰的意见也是如此。他说，你把宇宙看作一个钟，当你打开这个钟，你会发现，钟之所以走得精确，是因为各部分的零件在和谐地运转着。宇宙的每一部分也是如此。然而，要让钟走起来，必须要上好发条，发条能给钟一个动力。同样地，宇宙也需要动力。伏尔泰在读牛顿物理学的时候得到启发，他认为，引力就是宇宙的发条，可以让整个宇宙维持运动。这个时候还缺少什么吗？你知道，钟的发条是人去上的，但是，谁能给宇宙上发条呢？谁来把引力启动起来呢？必须要有一个最初的推动力，他要足够强大，他要能够让这个宇宙动起来。这个他，只能是上帝。
但是，上帝的工作也到此为止。他就像是一位建筑师，在建成了大厦以后，大厦的使用就交给别人来处理，建筑师不再过问。对于自然界，上帝就是一个立法者；而立法之后他交由执法者管理，他不再干预。所以，上帝在创世以后，便不再干预宇宙和自然的事务，更不必说人们的吉凶祸福了。同时，我们还必须要了解的是，上帝发过的一次命令，宇宙和自然便永远服从，他们始终在上帝预设的轨道上运行。这个命令就是规律，要找到宇宙的轨道就要依靠理性，寻找上帝的命令就是科学的任务。
即使上帝不存在，也要创造一个
上帝的存在不仅对自然界来说是必需的，和康德的意见一样，伏尔泰也认为，上帝的存在对于人类道德也是必要的。
如果社会没有了正义和道德，它就会崩塌。所以人们一定要把道德树立起来，但是，没有上帝来主持公道，正义就无法在人们心中维持———这是不是会让你想起康德的道德法则呢？哲学家也许会有足够的理性来维系自己的道德准则，但是老百姓却不行，他们没有足够的理智能力。因此，他们需要信仰，需要上帝来威逼利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正义。伏尔泰说：“我希望我的供应人，我的裁缝匠，我的仆人，都信仰上帝，这样就很少会有人再来抢劫我了。正因为如此，伏尔泰说了他关于上帝的第二句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也要创造一个。”
说到这里，你明白他的全部意思了吧。在伏尔泰看来，上帝是存在的，他并不反对；但人对于上帝信仰的不理性态度，他是决然反对的。上帝的存在，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水往低处留一样。人们不需要对此顶礼膜拜，更不能利用上帝来制造迷信、狂热和专制，从而扭曲了人的理性和本性，这才是伏尔泰真正无法容忍的。
中国之友
如果说西方从启蒙运动开始走上了科学、理性的近代化之路的话，那么，中国要走上这条路还需要很久。100多年后的五四运动，中国才觉醒要寻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
当中国人忙着从启蒙思想中寻找理性的时候，却发现当年的伏尔泰扭转方向，到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寻找理性的因素。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吗？抑或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信不足呢？这个见仁见智吧。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伏尔泰是循着推崇理性的思路而找到中国文化的。他说，人类脱离动物界之后，就能够依靠理性来支配生活。开明的政治能让人们的理性自由地舒展，哪里能找到这种开明的政治呢？中国！
正因为有个这种开明的政治，中国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人类的理性和文明从中国开始，沿着印度、波斯和阿拉伯这条丝绸之路，最终到达西方。他说：“总的来说，秩序和温和的精神，科学的情趣，对生活有益的艺术修养，手工制作的奇异发明，这些就是中国智慧的本质。”为了更充分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情，伏尔泰还根据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写了一部悲剧《中国孤儿》，在法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