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庭栋
30年前，山西农业尚处于困境。山西农民虽然十分勤劳，但难得温饱。山西的农村工作干部虽然艰苦勤奋，但苦于对解决民食问题事倍功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推进农村改革，顺应了农民意愿，山西在农村改革初期比较滞后，不得不用很大力量做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的工作。之后，山西同全国一样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解决了人民温饱。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大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市场供应充足，出口竞争力强劲，经济增长率长期居世界前列的大好形势与农村改革的成功有着密切关系。2004年以后，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重构农村发展新模式，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取得新胜利。2008年抗震救灾突出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农村改革尚未完成应有的历史使命。农村经济仍然是特小规模经营占优势。但如果说“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成也农村，败也农村”，说“应该把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似乎不够准确。党的十七大指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这当然也是农村改革的结论，这是经过数亿农民实践检验的真理。
山西省近年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几手措施颇有成效：①在1000多个试点村已经形成明显的一村一品主导产业；基本完成村庄规划和改水、改厨、改圈、改厕、街巷道路硬化；建成标准化小学、科技文化活动室、卫生所、连锁店；集中轮训了村干部。②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多、成就大。
感受农村改革30年，必然使我回想杜润生同志对我长期的亲切教导。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在太行六分区当专员时，我在县里放手发动群众减租、清债、反恶霸，曾出现蛮干情绪，他亲自给我讲发动群众不能“英雄打虎”的道理。至今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中南局领导土改运动，当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强调把农村工作当作中心。
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央农工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来知道他受了批评。当时我在河南工作，总觉得“一夜”进入高级社、追求办大社、合大槽、挤掉自留地，不是好办法。把有些农民对合作化中违背自愿、互利、民主原则的做法，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作为对抗性矛盾处理，是不适当的。对已出现的农民“闹社”，牲口大量死亡，特别是对粮食产量虚报，征购任务过重，争夺农民口粮，党群关系紧张等严重问题，实在不能不向省委提出意见，不能不如实反映农民的苦难，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杨王反党集团”。我们被打倒事小，同时出现了中原大地百万以上农民被饿死的事大，真使我永远痛心！
“文化大革命”之后杜老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家农委领导农村改革，我每年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有机会学习他起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思想作风。三中全会之后，山西努力扭转改革滞后的被动局面，走上正确路线。1982年杜老带我到合肥，出席了中国农经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学习了安徽农村改革的新观念、新经验，使我对三中全会精神加深了理解，启发很大。
在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每听到杜老一席话，就觉得同农民更亲近了一步。我十分崇敬杜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作出的伟大贡献，敬祝他健康长寿。
今天是杜老95岁生日，我向杜老致以亲切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本文写于2008年7月18日，作者系山西省人大常委原主任）